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工业经济研究所承办的经济学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将于2015年2月27-28日在北京香山饭店(香山公园内)召开，本次研讨会将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围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主题，对我国经济形势进行深入探讨，发布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图片实录 视频下载 返回直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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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扬:

  首先代表社科院经济学部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同时代表经济学部向大家拜个晚年。

  今天上午的会分两段开。首先是成果发布会，今天的主题是新常态，围绕这样一个主题，经济学部在院党组领导下，去年开始就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党中央布置给中国社科院的任务，对于新常态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宣传。围绕这样的任务经济学部去年开始了工作，现在摆在大家桌面上的三本书，《论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同时我们还要发布《中国经济学人》中英文版，这也是配合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研究的宣传，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体现中国社科院智库功能。

  过去的2014年应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现在看起来可以用进入新常态这样一个概括来刻画过去的2014年，2014年经济增长到了7.5%以下，与这样的GDP增长速度相配套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一些新状况。所谓进入新常态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将长期持续下去。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显然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今天召开这个会也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从今天到明天我们一系列的发言都会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新常态，对新常态的认识，以及未来新常态下该展开怎样一些改革，我们理论界该做哪些事情。

  2015-02-27 08:05:29

• 李扬:

  大家都知道，2014年的数字现在已经公布，经济增长7.4%，通货膨胀2%。有些人在谈，如果仅仅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应当说完美的无以复加，教科书都写不了这么完美，7.4%的经济增长配之以2%的通货膨胀，完美的无以复加，但问题是这样的结合是在过去高达10%的速度4%的通货膨胀的格局下逐渐地下滑得到的。现在看起来进一步的下滑恐怕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目前这样一种新常态就有很多议论。现在看到媒体议论比较多的是在说下滑，很多甚至是把这样一种下滑看成了衰退。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

  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数量层面，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PPI、财政收支变化、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等，人们比较多的关注这方面，正是对这样一些数据的变化，人们会得出是下滑还是进一步下滑的结论。这样结论的基础上有一些悲观情绪，但这只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二是效益质量的变化。三是改革的进展。数量的变化是一个侧面，效益质量变化是一个侧面，改革的进展又是一个侧面。我们全面观察这三个侧面以后，才能全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2015-02-27 08:49:23

• 李扬:

  数量变化大家都非常关注，不用多说。关于质量的变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这里我特别提几点。比如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变化，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三产比重。提高三产比重的前提就是三产增长速度要超过二产，在2014年实现了。因此，保证了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个变化是我们多年来追求的变化，2014年很明显的实现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从投资增长型、从外需引导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内需引导型，这个变化在2014年也显然发生了。我们希望经济增长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好处，2014年看到城乡收入，特别是能够让农村居民获得好处，因此需要扭转不断增长的城乡收入比不断扩大的趋势。2014年中国城乡收入比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再比如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在资源能源大量的消耗甚至浪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降低能耗，降低对资源的占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说多年来没有实现。但2014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也就是说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再比如，效益的集中指标劳动生产率，去年比前年提高7%。统计局在公布所有这些数字的时候首先公布了这个数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新常态的一个关键变化是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2015-02-27 08:50:16

• 李扬:

  再比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传统体制两大弊端：投资驱动、外需驱动。外需驱动表现为长期巨额双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但前年基本平衡，所谓的基本平衡是国际收支差额占GDP比重低于4%，前年2.6%，去年进一步下降。而且去年出现了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媒体把这个作为中国经济的危险信号，很多报道甚至一些理论分析都说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这是中国经济的危险信号。仔细看看就知道，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因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开始在输出资本。过去我们也在输出资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的这样高流动性资产的方式在输出资本，今天我们在投资，这是一个战略性变化。

  我们还注意到有很多我们希望出现好的配合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了。比如在上海，2014年GDP增长7%，投资增长率6.5%。熟悉宏观经济的都知道，惯例，投资增长率2倍或者更多于GDP增长。比如国家15.6%的固定资产投资，GDP7.4%，是2倍的概念。上海首次出现了它的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也就是说GDP的来源在投资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时候得到了支撑，找到新的一些来源。上海同志说我们是创新驱动。不管怎么驱动，它不是投资驱动、不是出口驱动。所以很多现象都在发生。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在看到经济下行的时候，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质量效益指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观察形势的第二个侧面。

  2015-02-27 08:50:22

• 李扬:

  第三个侧面，改革。新常态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认识和适应是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不断地提出，引领新常态是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这就意味着新常态我们想实现的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配置于比较高的质量和比较高效益的组合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需要引领才能实现的。而引领新常态拿什么引领？改革。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必须有改革这个维度。2014年重大的改革有哪些？比如说有行政体制改革，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减少300项。行政审批减少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事情。现在上海自贸区在试验一个新的体制，实际上是两句话，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减少审批。一边上海自贸区试验这样的新体制，另一面在全国也在配合这个变化。这边减少正面清单，那边提供负面清单，全国范围内逐渐减少负面清单。这样的变化是非常扎实的，而且是很显著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商事制度的变化，在2014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开自己的事业，开自己的公司，想办企业比较简单，商事制度简化了。大家联系习主席、克强总理不断说的要全民创业、全民创新，中央这样的大战略部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怎么样让大家都创业，怎么样在新情况下让就业有新来源呢？必须在商事上比较简单，不能像过去那么多的限制。2014年的商事制度改革是非常显著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下，1300万个企业建立起来，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一个企业吸纳一个就业就是1300万的就业。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我们的就业在增长就得到了合理解释。第三个变化，社会保障制度。去年年末我们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社会动荡，为适应这样的局面中央提出了“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保障制度兜底”，也就是认识到这个变化过程中会有社会动荡。社会保障制度兜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网”，这个“安全网”去年基本织就。安全网主要是失业问题、养老、医疗，这几个制度基本比较完备。

  2015-02-27 08:51:55

• 李扬:

  第四个变化，自由贸易区，FT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处理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制度架构，这个架构现在看起来超越了WTO，或者说它可能替代WTO的一套处理国际商事的架构。这套东西最早提出的是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最早进入我们眼帘的是TPP，前年我们请李向阳在这儿讲TPP，TPP叫环太平洋伙伴关系，从美国到日本，独跳过中国。后来出现了TTIP，美国和欧洲两大发达经济体。这些自由贸易区放在一起看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广大的新兴经济体不在这样的框架内，不在这样一个新的处理国际投资贸易关系的网络内。这样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很快有了决定。TPP、TTIP在追求新的贸易规则，以这个为题目的新规则，那么我们自己做，现在自由贸易区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自由贸易规则，我们在上海自贸区施行，有经验就可以复制推广，现在复制推广到三个省，这是非常积极的应对。同时和周边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有10几个，加起来有20几个自由贸易协定。去年和韩国签订以后，日本很着急、台湾很着急，可见我们抓对了。上海自贸区建设，和周边国家自贸区协定的陆续签署。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在发挥应有的作用。

  再比如，去年全面推出了财税体制改革，现在还在稳步的推进。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1994年经过一次大规模改革，但是经过20年已经不适应新形势，财税体制要有重大进展，去年全面推出。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新的商事制度、在投资、在城市化方面都有新的进展。

  2015-02-27 09:03:16

• 李扬:

  我作为开场白我想说，我们对当前的形势应当全面地认识，不要说下行压力大，确实数量下行趋势存在，压力有，问题确实有，但同时要看到，特别要花更多精力看到我们的质量效益的提高，看到改革的推进。综合起来看，这就是新常态。我们希望逐渐地过渡到一个更讲质量、更讲效益、更注意环境保护，环境更加优美的，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相组合的状况，现在我们正稳步的向这种状况过渡。我们这样来认识2014年、2015年、2016年，这样一种格局今后几年还会存在，我们必须对这些现象有全面的认识。

  基于这样一种变化，根据这一两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对我们社科院的要求，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两类，一类是根据新常态的变化，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规范、整合我们的研究。这个研究大致上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继续做好新常态的理论解释和它的宣传；二要确立一系列的重点研究课题。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以及我们和一些研究所的交流，有22个项目在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进行研究。

  2015-02-27 09:04:49

• 李扬:

  1.世界经济长周期与全球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要在全球视野下观察和分析，要在长周期架构下加以分析，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2.宏观经济运行跟踪分析，今年要更加精心的跟踪分析形势，及时报送我们的看法。

  3.通货紧缩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也不需要回避。

  4.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债务风险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一定要密切地结合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加以分析。债务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债权、资产。如果债务很多，资产更多，那债务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债务是有可能解决的。一定要全面的看待问题。好在已经有了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连续11年的问题，我们要在这个架构上寻找债务的解决办法。初步分析2013年中国的净资产，扣掉所有的债务大概是106万亿，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还可以应付很多意外的债务类风险。当然总量不代表结构，也许是此负债彼资产，那么就有一个配合问题，但是中国总体不会陷入债务危机。

  5.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创新研究。今年经济学部看看到明年能不能拿出来，编一本《经济政策学》，特别是集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也是中央有关部门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搞到今天才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这几十年来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抓一个用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进入新常态了，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理论。

  2015-02-27 09:04:54

• 李扬:

  6.人口与劳动力就业变化趋势研究。长期趋势中有下行压力很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变化、劳动力的变化等等至关重要。最近中央主要领导谈到经济形势的时候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思，只要就业是稳定的、社会是稳定的就可以多承受一些结构调整的冲击，就可以更多的快一定结构改革。

  7.保险养老顶层设计方案。在2014年已经推出了一些，但是要织成一个非常细密的社会安全网，从而有效地保证经济进入新常态还需要进一步设计。

  8.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方案。

  9.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调整方案。涉及到财政问题，财政一收一支，这两块今年应该有基本架构。

  10.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这两年没有怎么提金融改革，2015、2016年金融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用改革方式进行调控。

  2015-02-27 09:08:56

• 李扬:

  11.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研究。现在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谈了一些时候，但还不令人满意。习近平同志在去年在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说过一个话，非常值得理论界进一步研究。他说现在大家都谈产能过剩，主要说水泥、钢筋过剩，建材过剩，建筑机械设备能力过剩。但是我到欧洲访问的时候看到欧洲的国土都是整治过的，欧洲所有城市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地下基础设施。相比而言，中国这些都没有。而这些地基，国土的整治要的主要是钢筋水泥。也就是说实物层面，一方面有很大的供应能力，一方面有非常大的需求。现在要探讨什么东西阻碍了这样的需求和供应相结合？肯定是体制机制问题。他接着说，如果把国土整治一遍，把城市的地下基础设施完善，现在这样一些过剩产能不是过剩了，是不够，还可以又（支撑经济发展）十年、二十年。经济学家应该感到羞耻，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经济工作会议上不值得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也就是说阻碍这个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投融资机制不顺，显然不只是这些，我们需要研究。

  12.新常态下区域城镇化与空间布局研究。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区域布局有一些新说法，“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现在围绕区域调整有很多的安排。

  13.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住房在上一轮没有提到，因为它太复杂，但是又绕不过去。《引领新常态》这本书当中本应该有住房制度改革的，我们也做了方案，还是觉得不理想。但理想不理想，这件事绕不过去，涉及到城市房地产、城市化问题、人口转移问题，必须在今年有一个方案。

  14.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

  15.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2015-02-27 09:09:11

• 李扬:

  16.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17.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

  18.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19.“一带一路”研究。

  20.建设外向型经济体研究。

  21.自由贸易区研究。

  22.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后的挑战与机遇。从双顺差开始出现了一顺一逆，我们资本项目可能长期逆差状态，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对国际货币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对财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深度的冲击是什么？我们如何应对？这都是要研究的。大概有这些内容，有的要从院这一层、学部这一层直接抓，有些是有关研究所围绕这个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安排。

  下面一个内容是发布这三本书和一本杂志，首先请谢寿光社长。

  2015-02-27 09:09:22

• 谢寿光:

  尊敬的伟光院长、李扬副院长、英伟书记，各位经济学部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全院各城区的领导，新闻媒体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非常感谢经济学部给我们在一年一度坚持了20来年的关键的场合和重要的时刻发布关于新常态的三部重要著作，其中两部智库报告是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首先代表出版者向以李扬院长为首的这两部书的研究团队和各位作者表示祝贺和衷心地感谢！

  经济新常态，习总书记去年提出后，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甚至有人提出这个词是美国人先说的，这样的议论都是有的。但怎么样回应？我们社科院的专家，特别是经济学部的学者们拿出了非常好的答卷，真正履行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全方位的对新常态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这和国际上认为的，这是有中国自己的内涵和特色的。这两部书其实是节前出来，马上两会召开，社科院发出最重要智库的声音，对全面理解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真正发挥智库功能。最近几天都在不断地解读四个全面，其中就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和过程是相当复杂的，需要高端智库，需要专家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参考和指导。这两部智库报告的出版恰逢其时，作为出版方首先感到荣幸，另外也感到责任重大，也希望对系列的智库成果做全面推送，利用微信和社会化媒体全方位把这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引起决策方的更广泛注意，也真正发挥到，中国社科院作为中国最高智库的价值和作用。作为出版者我们会一如既往的追踪经济学部的成果，现在的出版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今天出的这两本书真正像书一样大，我们更多的研究报告是可以单篇出的，国际上的智库非常快捷的推出各种各样的智库报告，我们传统的出版社要重新定义和转型，我们要把它作为媒体打造。作为智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来发挥出版者的作用。

  再次感谢社科院经济学部经济对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长期支持。今天有新的智库报告的推出，是你们给我们帮助和支持的结果。谢谢大家！

  2015-02-27 09:09:31

• 李扬:

  下面请金碚所长介绍一下。

  2015-02-27 09:11:20

• 金碚:

  尊敬的伟光院长，各位院领导，各级专家、来宾，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说明一下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部自己办的英文期刊目前发展的状况。在座大部分学者可能都很了解《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杂志，这本杂志是经济学部业务主管，工经所主办，目前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协办的这样一个学术类期刊，这个期刊原先是英文版，创刊时为保证英文版内容的一流和高质量的语言，当时设计了一个程序，我们的内容主要是选取在国内中文发表的论文，论文经过筛选，作者改编之后进行翻译。其中我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语言编辑程序，包括翻译过后有母语为英语的外籍编辑进行语言润色，创刊以来一直由《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朱英璜进行语言和政治内容把关，所以设计这么一个程序。按照这个程序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近两年来我们杂志做了两个内容的拓展。搞了第二个序列，《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学文萃》，把中国经济学界出版的学术专著，每一期选取两到三本压缩成大概3-4万字内容，翻译成英文，对海外发行。今天要说的是第三个序列，去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我们可以双语出版。目前两个定位，一是内容主要定位在智库文章发表。二是因为这和原来的不太一样，原先我们文章来源主要是已经发表过的中文期刊，内容是有保障的，现在的双语版和原来不一样，它要有原创性的文章，我们要进行中文的组稿和编辑。这次我们第一次尝试，为召开这次会议，经济管理出版社也赶印了100本，这100本还不是我们最终出版的封面样式。这个期刊得到了院内外各方专家的支持，很多院内外的专家提供了有关智库方面的文章。这里也要感谢院领导的支持，感谢李扬副院长作为编委会主任一直支持我们刊物。我们出版新的序列以后，需要更多原创性的智库性的文稿，希望这方面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再次对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谢谢！

  2015-02-27 09:11:53

• 李扬:

  这三本书和一本杂志的情况简单介绍了。我作点说明。现在提供给大家的三本书，《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去年12月经济学部和国际合作局一起召开一个会，办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举办这个国际研讨会的目的是要把这样一个概念，国内外的概念，以及围绕这个概念一些若干重要的问题，速度问题、结构问题、动力问题，能够揭示一下。当时我们注意到新常态一定会成为下一步的大热点，会成为核心问题，所以召开了国际研讨会。国内关于新常态研究的主要人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主要国际组织也都有代表参加，并且也都有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国内的社会研究机构也参加了这个机构，当然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没有提供稿子，论文集没有收到，但是应该说这个论文集概括了那次会议的全貌。

  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国际视角研究新常态的基础，以及初步的成果。《引领新常态》，最早是去年经济学部为主组织的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现在看起来正好契合了引领新常态过程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和热点。所以把我们整个研究方向要对照新常态主攻方向，我们认为它们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其中有一些研究今年还会进一步深化和展开一共有八个部分，是十几个研究所参加的成果。比如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与研究是国有经济研究所承担，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财经院高培勇他们来完成的，这个研究成果对已经推行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研究》，是由财经院高培勇和王德华在做的，也是对中央现在进行的改革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社保体系》是朱玲带着一个团队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社学科学院数量经济与经济研究所团队做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是由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他们组织团队完成的。《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内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做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加强版权保护》的总体思路是我们院法学所陈甦书记带领团队做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对过去以及当下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改革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供研究界参考的一个成果。

  2015-02-27 09:12:43

• 李扬:

  《论新常态》，这是我们长期研究的积累，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新常态，那时候是研究国际新常态，刚好契合了现在的发展趋势，试图从全球视角、从长周期理论，主要从实体经济层面分析新常态的变化。

  关于新常态研究我想再说几句。昨天我们开的党组会上，伟光同志有一个看法，获得了党组成员的同志。现在需要对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全面研究。这次研究，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要努力的探讨整个讲话背后的逻辑体系。显然是有形成体系的趋势，这个过程中，中国社科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直属的最高级研究机构责无旁贷的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在这个基础上探寻背后的大逻辑、大体系。它整体是一个体系，还涉及到很多分部门的体系。

  现在很多同志认为，新常态很可能构成新时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有关部门有一些敏感机构已经开始做了，以新常态为名，它所标识的事情是建立体系的事情，是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事情。今天开这个会，学部需要布置这个事情。围绕新常态是不是有14个题目需要研究：

  2015-02-27 09:23:45

• 李扬:

  1.全球视角的新常态。新常态要在全球视角下来看。刚才谢寿光说国内国外，国外先提的，先提有什么了不起，看起来它的源起、它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国外新常态是很被动很消极的概念，但是在中国是一个动力，中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

  2.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还是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全球是产生影响的。

  3.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与经济新常态。

  4.新常态的经济结构。

  5.新常态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6.新常态的产权结构。

  7.新常态的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是很不一样的。

  8.新常态的财政结构。经济增长速度，8%是一个阈值。

  9.新常态的金融结构。

  10.新常态与创新驱动发展。

  11.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12.新常态的区域协调发展。

  13.新常态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这是经济学体系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把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14.新常态下的开放型经济体建设。是不是从这些角度进一步深化对新常态研究，目标是逐渐让它体系化。我们的话语体系围绕着新常态展开。

  今天上午的第一部分就到此结束。休息10分钟，进入第二部分。

  2015-02-27 09:25:06

• 刘树成:

  首先请张平同志发言。

  2015-02-27 09:37:09

• 张平:

  感谢能够在这儿做一个简短发言。跟目录里有所不同，我讲的题目是通缩挑战与对策，这里讲的是资本形成。在这里说明一点，资本形成这一块没有完成，大家听完以后知道这是中国资本形成的第一部分，这是一点。第二，很多人对通缩这个词有所争议，我在这儿讲一句话，2013年我在蓝皮书上已经写了《经济增长减速与通缩的挑战》，那里我严格定义了“通缩”，它的含义，一般人用两个指数讨论，消费者指数CPI，CPI为负为什么说是通缩呢？经济学有一个概念，消费指数是对消费者的好坏，CPI涨高了是对消费者的伤害。通缩在经济学定义对生产者的伤害，CPI定义为消费者的伤害。通缩是指的PPI，叫生产者价格指数，指的是对生产者的伤害，所以这里基本上是指后者，PPI，中国已经连续三年多负增长。生产出来的东西，一生产出来就折价，想想生产积极性多差。当然对消费者来讲无所谓，你越跌价，我这儿越好。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定义是生产部门的通缩，而不是全社会的，现在一般泛指的CPI的通缩。

  很多经济学家都问为什么不用GDP。我们宁愿用公布的PPI，而不是用公布的GDP。所以我们严格定义为生产部门的通缩挑战与对策。

  2015-02-27 09:51:52

• 张平:

  首先展望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态。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增长的态势，2012年统计局开始公布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很容易预测季度性增长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右图是不断下压的环比增长。这样一来递推的2015年的增长压力就比较大。我们递推下来的环比增长可以看到，2014年四季度环比增长已经降到连续四年以来的最低。假设2015年环比与2014年一致，经济增长保持7.1%，从现在数据来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第一季度环比降到2012年的1.4%，一季度增长还可以保持7%，但是二季度就开始要为保7而努力。现在看到的问题，从新的数据来看，一季度环比降到1.4%的可能性很大。整体来讲，如果不能在一季度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刺激，二季度环比很难上到1.8%。如果二季度、三季度很难达到1.8%的水平，保7%的任务就非常艰巨。我只是从环比增长压力来看，按照季度来讲难度是比较大的。

  当前能够看到很多的增量微调已经难以奏效，所以需要通过一揽子宏观调整，特别是存量调整以及市场化改革联动才能够阻止现在的顺周期下滑，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内容，GDP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GDP压力大，随之而来，与之相伴的是价格的下跌。GDP下降、CPI跟着下降，2015年1月CPI只有0.8%，全年大概在1.5%，整个物价也是在连续走低。PPI则更为凄惨，PPI从2013年3月持续下跌，2012年下降负1.7%，2013-2014年负的1.9%，2015年预计下降到负2.4%，1月份下降负4点多，我们看到生产部门的通缩压力已经持续三连落。它给人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只要生产出来商品就跌价，可以想见企业效益举步维艰，通缩压力也是现在高度高度的。

  2015-02-27 09:53:40

• 张平:

  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也同时在收缩，M2下降，贷款投资下降，同高点相比都是折半而行。为什么生产部门收缩的同时，货币也进入了收缩状态呢？这是资本形成的关键，大家没有办法吸收货币。这里有高利率的问题。

  很多资金也开始外流，所以通缩压力确实非常大。

  这里提出一个基准概念，资产回报率如果大于贷款利率大家就愿意贷款，如果净资产回报率小于贷款利率，人们倾向于卖掉资产变成货币变成放贷人。很简单，如果买一个房子，房租收益比贷款利息高，一定是愿意用贷款买房，如果房租太低，我根本覆盖不了贷款，还贷压力很大。同样道理，一个企业投到自己生产部门里都挣不到钱，还不够借钱的，就倾向于根本不借钱甚至不干活。同样，如果挣钱远大于贷款，比如挣5%的收益，贷款只有3%，愿意多贷钱，这样能形成规模。这就是今天讲的核心，为什么中国有很多的钱，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它的投资，反而还要到国外寻找。很多人问李嘉诚为什么出去。英国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5%，贷款利率3%，所以他在那儿能得到更好的收益。在我们看到GDP下滑的时候，我们看到生产部门的通货紧缩非常快速，与此相关的资金也在下降，原因之一是相等的资产回报率远低于贷款利率。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情况。

  2015-02-27 09:53:46

• 张平:

  第二探讨一下通缩的机理。生产者的实际利率等于贷款利率减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跌。贷款利率标准在降完息以后是5.6%，现在下降到每年负2%的PPI下跌，加在一起是接近8%的水平。还有不同生产部门不一样，总体来讲贷款利率，随着生产者价格指数，企业家角度看是实际贷款利率不断升高，所以压力非常大。他们的真实回报利率是什么？我们计算预计最好的中国上市公司非金融类，它的回报率现在降到9%的水平。用刚刚公布的国有企业的负债表和利润的情况，大概他们的资产回报率达到7%。国企ROI已经比真实的贷款利率低，只有上市公司还可以，中小企业更是差得很。金融企业收益率非常高，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基本情况。很多企业由于自己的净资产回报率比贷款利率水平低，它现在选择的是尽量的往外抛资产换得现金，干脆自己作为放贷者。这就是机理。

  这种机理的结果还有第二步，随着它的盈利能力不断弱化，负债越来越大，公司的抵押物水平在下跌，所以引起了它与银行的互动。银行坏帐越来越多，现在持续上升。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已经开始，盈利能力差，导致公司的可抵押净值越来越低，导致银行不愿意贷，你也不愿意贷，资产坏帐很多。挑战二是降息以后市场利率很高，央行调整的利率与市场利率是相背离的，尽管有所减缓，但市场利率三个月SHIBOR利率作为市场利率的一个中轴实际上已经达到5.6%，这是融资成本，贷出来还需要加点。这就是经常讨论的钱多利率高的几种解释。

  一个重要的解释是“政府隐含担保下的金融创新现在证明无效”，因为没有人破产，大家争着拉储，大家没有把真实的企业风险挂钩。二是金融监管的缺陷，监管套利成为了时髦的词。金融体系没有完成转型。软预算部门的利率不敏感性，这是央行持有的观点。周小川不断讲，由于地方平台、国有企业多高的利率都敢贷，他们的软预算导致我们报了多少钱也不敏感。这些综合起来我们看，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问题，一方面是监管上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市场主体的问题，实际上应该分而置之，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2015-02-27 09:59:06

• 张平:

  中国利率是否真不敏感。过去中国人基本上都使用贷款，多高的利率都敢贷，但是中国现在的资产负债率和社会杠杆率在世界上都是较高的，这时候每个企业都开始关注利率的敏感度越来越高，更关键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后，PPI连续负值，使得净资产回报水平下降太快，所以已经很难覆盖利率。过去资产回报，中国是全世界最高的。2006、2007年中国都是15%左右，那时候银行，大家都愿意借，借多高都借，现在已经持续不了了。

  挑战还有人民币资金外流的问题，特别是长期投资人外流，因为西方净资产回报率高于融资成本，所以他可以放杠杆获取更高收益，国内还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通缩挑战的对策现在看出是很明显的一些挑战，其中必须要认认真真地看出它的一些应对之策。第一，降低利率政策与资产购买计划，应该同时进行。刚才类比了国际上的利率图表，欧美金融危机以后迅速将利率降低，他们认为利率是重要的敏感变量。中国现在实际利率远大于企业回报率，所以降低利率是一个重要举措。但实际市场利率是不是能够降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二，中国要退出自己的资产购买计划。很多人都探讨为什么中国要积极的推动自己的资产购买计划，中国很多基础设施，4万亿的投入，那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资产是长周期低回报，如果没有政府做高信用的低融资和长期限匹配，中国的国土改造计划、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完不成，靠地方政府高利率、短期限贷款和长期限、低收益的资产匹配是完不成的。所以中央政府与央行应该进行资产置换。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经验，IMF也有很多经验，这叫做“改革式救助与置换”，这些资产计划我认为都是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从宏观操作层面上的讨论。

  金融体系的转型。抑制国家隐形担保下的所谓金融创新，现在要抑制，抑制监管套利，转向直接融资为主，这都是金融转型的根本。

  最后要做软预算部门的改革，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都靠改革性救助能够比较好的推进。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提升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通过政策、市场机制以及主体的联动改革，希望打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储蓄国，但是自己用不好自己资金的怪圈，实现中国新的发展梦想。

  谢谢大家！

  2015-02-27 09:59:30

• 刘树成:

  下面请李雪松发言。

  2015-02-27 10:15:36

• 李雪松:

  尊敬的伟光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的发言三个内容：挑战与应对。积极发展培育新增长点。2015年的我国经济增长预测。重点是在第一个方面。

  挑战与应对有四个：1.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们看到2014年2月-11月，克强指数明显走低，特别是四季度只有4.3%。克强指数是工业用电增速、中长期贷款增速和公路货运能力。总体来看，它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出经济下行态势更加严峻。

  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主要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显著回落。基础设施投资，政府作用下维持了稳定。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主要体现在产能严重过剩持续时间很长。这种产能过剩一方面，国内的民营企业有大量的产能过剩，但是它不愿意主动去产能的。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愿意主动去产能，它要通过竞争挤垮别的国家的过剩产能。地方政府处置僵尸企业去产能不积极，所以这个僵持在持续。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2012、2013、2014年只有72%的产能，我们连续几年提出产能过剩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一定程度上，因为总量提高了，反而加剧了。

  另外，投资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中国投资效果系数，1块钱的投资，新增加的GDP。这张图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降低。2014年1块钱的投资，新增加的GDP只有0.13元，已经下降太多。同时，中国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成果，1985-2013年中国企业提出生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后，投资回报率已经下降到5%。这其中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税负太高，急需降税。

  2015-02-27 10:15:51

• 李雪松:

  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杠杆率迅速攀升，根据李扬副院长的研究成果，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债务的比率太高。当然有一部分非金融企业的部分债务将来可以转移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一些借债是通过企业来搞的。另外铁路这些央企的负债，将来可以转移给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看起来低，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但总体上中国政府负债率是不高的，但是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债务风险提高，企业利润下降，这样一种情况对策是要更好更多的发挥中央财政在集体财政中的作用，现在中央财政发挥作用不够。刚才张平提到一些对策与此也相关，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难以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另外，需要通过改革实施结构性的加杠杆和结构性的去杠杆相结合。

  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是房地产价格同比继续下跌。到今年1月份，70大中城市一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同比全线下跌，环比逐渐企稳，但是一线城市略有上升，三线城市企稳之后进一步下降。2014年9月30号实施房地产新政，对信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以后这个政策的效果只维持了一个季度，就是去年第四季度，全国30个大中城市每周商品房成交量在去年房地产新政实施以后显著放大，但是今年1月份以来迅速回落到新政实施之前的水平。政策的效益已经释放完了，促进房地产发展回稳稳定的政策效应已经完全释放，而房地产还在继续的下滑。原因是什么？房地产市场总体供给过剩，只有局部供需是偏紧的。还有一点，部分中小城市为了获得中央的贷款，获得银行的信贷，尽管房地产库存很高，却仍在积极建设保障房，加剧了过剩。因为很多县级市地方政府拿钱不容易，银行信贷不容易，保障性住房容易得到信贷，所以就搞这个。当前房地产市场因为3月1号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这个登记制度不是针对房地产，也有大量的小产权房，军产房，其他产房，还不会通过这种登记进来，通过实施房地产普查才能得到更全面的数字。2015-2016年，全国人大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所以房地产市场短期的预期难以显著的改变。主要的对策，一是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负担，二是库存高的城市将部分商品房转为保障房，补贴接受保障的家庭购房者，停建保障房，以降低库存。加大对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供需紧张了还要继续建保障房，要差别化的进行。

  2015-02-27 10:17:53

• 李雪松:

  第三个挑战，制造业通缩加剧，企业实际利率高企，经营压力大。这个刚才张平做了全面的论述，我都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PPI通缩加剧，实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这一张图显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扣除PPI后得到的实际利率是红线，目前位于9.5%的高水平。尽管加权利率只有6.8%，但是PPI是负增长，所以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是9.5%，如果今年一季度PPI继续维持在负四点多水平，贷款利率、实际利率可能面临上行压力，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显著下降，去年12月份下降到3.3%。根据央行5000户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全国5000家工业企业利润率已经降到5%。整个企业的回报率，这是央行统计结果，利润率只有5%。我们认为通缩的风险加剧一方面是由于大宗商品暴跌的输入性通缩的影响，另外就是产能过剩，此外是电商发展很快，降低了中间环节的费用，使得物流和场地综合成本下降。同时2015年，中国CPI翘尾因素比2014年低0.5个百分点。而PPI翘尾因素更是急剧的下降，比2014年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制造业的通缩会进一步加剧。

  主要的对策。积极财政政策要着力于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的措施难以起到根本作用，要加强对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的支持，下决心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光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不起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增强前瞻性，加强预调微调，适时降息降准，减轻企业信贷负债。但是降息的幅度将受制于生产流失、银行利率下降、资本外流压力和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因素的影响。

  2015-02-27 10:18:04

• 李雪松: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继续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现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适度的贬值，顺应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中国稳定出口，当然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不可能很大，因为他受制于“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9-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审核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系统。另外受制于企业外债汇兑负担，因为去年企业海外融资很高，低成本海外融资很高，如果贬值过多，汇兑负担会提升。所以人民币降息降准、适度贬值都是对策，但是幅度是有限的，这样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对企业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是治本之策，需要下决心。

  四是跨境热线流动加剧，人民币短期面临贬值压力。这张图显示中国热钱外流的严峻程度。2012和2014年人民币热钱的跨境流动，热钱流出根据我们的测算2014年热钱流出3194亿美元，这是根据贸易差额直接投资净流入，境外投资收入，境外上市融资这几方面的增量以及外汇储备增量两者之差得到的热钱流出净额是红色这条曲线，2014年热钱流出3194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成为新常态。外汇整个储备资产，图中的红线在2014年第四季度净减少300亿美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单季储备资产净减少额度最大的一季，过去基本上都是增加的，个别季度出现小幅的减少。2014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后，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贬值压力增大。人民币中间价央行调控的手段和即期汇率12个月NDF汇率价格情况。这次贬值是海外市场主导的，是在我们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国际储备趋于均衡这样一种新常态下出现的，也是正常的。而这样一种贬值压力让市场供求决定的，需要央行来加大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政策的力度，对中间价的调控机制进行改进。

  2015-02-27 10:18:12

• 李雪松: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但是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升值的，特别是欧元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后，对欧元区的升值进一步加强。日元整个是贬值的态势，所以我们兑他的升值更多。英镑基本稳定，我们兑它也是升值。但美元过强，我们兑它是贬值的，人民币实际利率到今年1月份一直都是升值的。因为是盯住美元为主的政策体系，主要的对策是推进汇率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改为盯住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这样有可能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加大，但是兑另外几种货币的升值幅度会减小。实际有效汇率主要考虑贸易加权一揽子货币，这样可以使得处理好、权衡好稳出口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和权衡。另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还要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存在大量的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一方面的潜力就是中国国内总体储蓄率还比较高。第二个潜力，与日韩地理区域比较小的国家，中国发展空间很大，地区差距较大，不少中西部省份只有一个省会城市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城独大，发展潜力比较大。另外，中国城乡差距很大，发展空间也很大，尽管最近几年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还是很大。这样一些潜力如何把它转化为新的增长点，一是有序放开金融、电信、电力、交通、教育、医疗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行业的限制，加快行政审批和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201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下降，比重显著下降，而服务业利用外资则强劲增长。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一般贸易比重不断上升，主要是自主创新。另外是服务类的一些消费增长潜力很大。三是改革投融资促进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对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测，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CPI上涨1.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8%，其中制造业投资进一步下降到11.3%，房地产投资下降到5.9%，基础设施投资基本维持稳定，增长19.5%，消费和出口增长在2014年主要是房地产和制造业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如果能达到7%左右的增长也是很了不起的。

  谢谢大家。

  2015-02-27 10:33:52

• 刘树成:

  下面请张宇燕所长给大家报告。

  2015-02-27 10:34:03

• 张宇燕: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非常高兴今天参加经济学部的讨论会，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儿利用20分钟时间和大家简单谈一下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

  谈世界经济形势，先回顾一下去年的形势。从五个方面：增长、就业、物价、贸易与投资、公共债务。全球的增长，2014年3.3%，和前年持平。一开始估计增长应该达到7%，但是实际情况比预测的要低。全球经济总量是107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如果按照市场汇率，全部折成美元，全球GDP2014年77万亿。具体来讲，发达国家1.8%，新兴经济体是4.4%，双数增长趋势在保持，但是增速速差进一步缩小。它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连续五年下降，从2010年开始7.5%一路走下来到4.4%。就业总体有所改善，美国12月失业率降到5.6%，欧洲情况略有改善11.5%，日本是3.5%。新兴市场国家的就业总体也有改善。特别说一下南非，南非失业率一直比较高都在25%左右。

  物价水平总体来讲稳中有降，通缩风险上升。刚才两位发言人都谈到国内的通缩，通缩风险在全球都是存在的。美国消费物价指数12月0.8%，欧元区是负0.2%，很多人担心欧元区的通缩问题。日本安倍经济学想把通货膨胀达到2%，现在名义上已经2.8%，但扣除消费税，消费税增长从5%到8%，增长了3个百分点，扣除这个实际上的物价水平只有1%。新兴市场的总体情况还是差不多但也在下降。

  贸易投资。全球贸易增长3.1%，和经济增长大体一致。主要大国间贸易失衡状况在改善，中国的经常项目的盈余占GDP比重2.4%，美国赤字2.3%，欧元区2.4%，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平稳的。

  直接投资，去年下降比较大，只有1.26万亿美元。

  债务情况，公共债务总体情况比较稳定，总体可控，发达国家的赤字占GDP比重只有3.9%，特别是美国欧元区日本的财政赤字，美国和欧元区都降到3%以下，日本还比较高。债务余额占GDP比重总体来讲略有上升，上升一个百分点，总体情况没有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不错，比发达国家要好得多，结论是总体可控。

  2015-02-27 10:36:24

• 张宇燕:

  2014年世界经济有一些特点。一、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进入中高速增长周期。三、国际贸易进入低速增长通道。四、油价暴跌。五、全球债务持续上升。六、西方制裁俄罗斯。货币政策分化主要是美国退出了量宽，日本和欧洲继续加大他们的量宽力度，这样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国家的政策分歧导致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去年日元兑美元贬值近15%，欧元兑美元贬值近20%。主要国家的汇率波动、资产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

  西方经济体发展速度下降，从2010年的7.5%到去年的4.4%，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总结起来有几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五大周期同时结束，信贷周期结束，投资周期结束，美国开始退出，美元升息预期下滑，还有商品周期结束，很多国家靠出口能源资源产品，现在出口一直处在下降周期。还有改革周期，改革红利基本用尽，新一轮改革要开始。还有开放周期，以前可以搭发达国家便车，现在他们发展不好了。

  国际贸易进入低速增长通道。去年只有3.1%，前年也是3%点几。为什么这样？二战以后，从1950年到2006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低于贸易增长速度，特别是1989年-2006年的17年贸易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3倍，历史上很少见。2007年以来，贸易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到现在进入一个新常态。主要原因是和经济增速放缓有关，还有全球多变、双边自由化谈判进展不是很大，最终还是全球价值链的确立，1989年-2006年全球的价值链确立以后，不可能再有大的贸易进展。

  2015-02-27 10:37:16

• 张宇燕:

  石油价格暴跌是去年的一件大事，原因很多，供求是基本原因，供求是有变化，供给增加，需求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增速也放慢，但总体来讲，供求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要解释油价暴跌，恐怕还得从其他方面来解释。有几点：能源交易过度金融化。现在石油产品的买卖50%以上都在期货市场，都是对冲基金在做。真正的需求量和交易量差几十倍。是金融产品在操作，所以对汇率、利率、美元的价值高度敏感，投机性非常强。还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大国博弈，俄罗斯、伊朗。还有人说阴谋论，也不一定，真要做也是阳谋。还有产油国之间的博弈，美国和沙特联手，包括打压替代能源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整体来讲，石油价格的暴跌是多重因素引起的，主要是供求。每桶油价下跌10美元意味着全球GDP的0.5%从石油输出国转移到石油进口国，中国从中受益很大。

  全球债务持续上升与经济复苏相关。全球的债务2001年160%，2009年200%，2013年215%，美国私人债务开始上升，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也是和它的家庭、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连在一起。去年制裁俄罗斯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

  2015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要讨论这个事情有几个因素，有一些变量可能影响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一是美国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性。二是欧洲经济走出低迷的可能性。三是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四是主要新兴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五是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六是债务问题七地缘政治。

  2015-02-27 10:55:15

• 张宇燕:

  美国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歧有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美联储主席耶伦最近讲，美国一直在等升息条件的到来。升息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胀，物价水平，还有一个是失业率水平。我们判断加息概率在6月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6月以后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很多人一直在督促美联储加息，说不能再等到像格林斯潘那时候，一直不加，最后大幅度加息把经济泡沫挤破。利率提升，美国升息的影响非常巨大，对其他资产价格的冲击很大，包括汇率都有很大影响。欧洲和日本都是要增加流动性，进一步数量宽松。我们问过法国总理的经济顾问，现在欧洲的政策和美国背道而驰，美国升值预期，你这儿数量宽松，很多流动性跑到美国去了，抵消了你的货币政策效果。他回答我们在等一件事，我们注入的流动性流到美国，同时汇率要降低，欧元汇率降低对出口有好处，我们的出口增加对经济复苏的好处要大于流动性跑到美国。我们还在观察，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欧洲自己的问题，很多人说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防止进一步恶化的时候也为经济长期增长埋下了隐患，关键是没有实体经济相应有利的投资，没有这个增长支持很可能再次陷入危机衰退。欧洲的情况目前短期政策还处于长期运行。

  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和欧洲情况差不多，日本经济停滞的三层原因，直接原因是银行危机，来源于银行治理和风险管理、监管强度和有效性、财务框架。中层原因是资产价格。深层原因是人口变化，丧失对亚洲邻国的竞争力。

  讨论未来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是很重要的一块，这取决于他们改革的范围、力度、成效。

  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潜在风险。经济学家杂志去年有文章谈到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在哪儿，它认为还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风险比较大，管理87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又不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排除在金融监管之外。

  债务风险也是，结论是所有经济体都会在债台高筑之后宣告结束。地缘政治、大范围疫情和自然灾害等等，这都是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势的。

  2015-02-27 10:55:26

• 张宇燕:

  我们的估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IMF去年估计是3.8%，我们当时估计3.3%，它1月份降到3.5%，我们总体上不变，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认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也就是3.3%。油价风险比较大，前年我们预测差异比较大，我们认为今年很有可能要回归到70-80美元/桶。

  谢谢大家！

  2015-02-27 10:55:42

• 刘树成:

  下面请李向阳院长报告。

  2015-02-27 10:55:46

• 李向阳: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早上好，非常感谢能再次参加经济学部的年会，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已经完成，公开版的规划也即将公布，围绕着一带一路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建设，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今天的内容里，我主要谈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讨论问题的起点，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定位，换言之就是什么是“一带一路”。二是几对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定位呢？我个人觉得讨论“一带一路”必须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所以“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关系的问题。官方现在对“一带一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在这里我试图对它的定位做一个分析，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首先，它是我国新时期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但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或者是感情并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出现了近而不亲的很尴尬的现象。因此坦率地说对于美国重返亚太很多周边国家是持欢迎态度。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我们作为一个战略伙伴这种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新时期周边战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2013年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周边工作会议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是解决周边问题。所以新时期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一带一路”是一个对象。

  2015-02-27 10:55:59

• 李向阳:

  第二个定位，它是我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的平台，长期以来我们老听见官方、民间、学界都在说中国的外交为经济服务，但是最近两年总书记反复的在谈经济外交，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转变？我个人理解反映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单纯的追求经济，以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已经需要进行调整。在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诉求越来越高，仅仅靠经济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经济跟外交的一个结合。在这方面以“亲、诚、惠、容”理念为代表反映出新一届政府正在树立起经济外交的新理念。

  第三个定位，从国内来看，它是我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是南巡讲话以前是第一个，南巡到中国入世是第二个，中国入世以后是第三个阶段，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回顾这30多年开放过程，沿海地区的开放是起带头作用，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开放并没有跟上去，这是造成区域间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新的时期，三中全会提出要新一轮的开放，进而拉动中国的改革，“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开放的重大举措。

  2015-02-27 10:57:08

• 李向阳:

  第四个定位是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为什么是新型的？我们强调“新”，看这张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去年的一个封面，“中国要什么”，中国和平崛起以后，全世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谈我们的安全需要、我们在西太平洋需要把美国人撵出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需要提高，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应该更大。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还得有其他国家接受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讨论问题为什么谈定位，很多人还找过其他定位，比如“一带一路”界定为是解决中国能源资源通道问题，解决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这些是它的功能，但是让国际社会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很多领导也在谈输出过剩产能这个提法，包括国外的一些官员也在谈，对这个事提了很多质疑，产能过剩这个东西，最后我们说是优质的产能过剩，不管是优良的还是不优良的，总是感觉把你不需要的东西、高耗能的东西转移出去。这些东西是“一带一路”完成之后合作产生的一种结果，而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定位或者是目标，所以对“一带一路”结合上边的定位，给它一个这样的定义，他是一个运输通道和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为什么说“新”，就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要么是以产能，要么是周边的，围绕一个大国周边的来开展建立自贸区，这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起源于丝绸之路。第二个特征是以互联互通为基础，其他地方没有把互联互通作基础，而中国在这个通道上有强大的地缘优势。第三个特征是在其他地方的区域合作，要么是自贸区，要么是关税同盟等等，但是未来的“一带一路”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国际经济学教给我们的五种形式可能都不是，在这里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合作机制，这是未来“一带一路”的特征。最后，作为目标，它应该是实现命运共同体，官方还提出一个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我个人觉得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最终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区域经济体的门类，至于现在媒体和学界谈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讨论体制、新经济主义等等，如果从上面的定位来说，这显然都是一种误解。

  2015-02-27 10:57:33

• 李向阳:

  下面简单的谈谈这几对关系。第一对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没有政府来出面，毫无疑问这个事无从谈起，但是政府应该在这里起多大作用？应该在哪些领域起作用？这是一个新问题。首先，外交先行是必要的，因为要把“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尤其是继承丝绸之路这些合作理念传播出去，让大家接受。二是创造一套合作机制，我们从现行的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不到现成的东西，所以合作机制本身需要政府来设立。三是政府要提供合作的基础设施，比如投行、丝路基金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来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最优先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能力来实现国家目标，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综合性对外战略，而让企业自愿的放弃个体的利益去服从国家战略是做不到的。但是政府又不能强制规定哪些企业必须要在那投多少资，怎么来投资，这是违反市场经营的，所以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来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目标是一个很难、很重，也是最优先的问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一带一路”最终可能就变成了很多人担心的一个很难听的话“国际大学运动”，有人说4万亿的时候，这笔撒钱还是肉烂在锅里，如果把几万亿甚至要动用外汇储备的钱撒到国外去，这个事儿真就不好交待了，所以必须以企业参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015-02-27 12:26:49

• 李向阳:

  第二对关系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前面提到的这些目标，毫无疑问都是中央政府的事，但是离开地方政府的参与，“一带一路”推行不下去，尤其是沿边地区的地方政府。现实中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积极性之高原因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一个上项目、上投资的一个机遇，甚至跟中央要政策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未来一个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政策更多的是集中在财税政策，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向外交领域拓展，包括地方政府要跟其他国家建自贸区，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很荒唐的，一个省、一个市和一个主权国家建自贸区，签FTA。所以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得防止地方政府国家战略目标的地方化，进而损害国家的战略目标。

  第三对关系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为什么谈这个？因为过去一年里，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全国几十个城市，十几的省都在争起点，他们争起点都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当过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丝绸之路已经错过两千年，从汉代开始到明清，每个城市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他们曾经做过起点，但是21世纪“一带一路”决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翻版，从前面的定位已经看到，就是我们来决定哪些城市、哪些省份应该作为起点，或者哪些省份应该融入到属于“一带一路”范围之内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历史，而应该更多的基于现代版“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

  2015-02-27 12:28:06

• 李向阳:

  这是一张图，我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不提倡的是东北地区，可能随着俄罗斯战略东移，这个地方更应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张图在乌克兰危机以后，中俄的企业家已经在远东建了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就是克拉斯基诺这个地方。

  第四对关系是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一开头已经提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纯经济的合作，既然不是一个纯经济的合作，在这里追求的目标必然有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我们撇开非经济目标“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如果仅仅局限在经济目标上我们就不需要“一带一路”。而历史上，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又是以经济目标为优先，使得我们作为和平崛起进程中出现的战略伙伴，这个目标又受到了损害。从“一带一路”现在定的“五通”，到所谓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里看它的目标是多元的。现在问题就在于从理论上说这两类目标可以结合，甚至多重目标可以结合，但是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比如说周边“一带一路”某一个国家对中国一个外交成果到底值多少钱，值得中国在这儿投入多少，我们投入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兑现，这种承诺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学能够简单地给出或者是靠计算能够给出的答案，这是“一带一路”涉及到的非经济领域。

  2015-02-27 12:28:24

• 李向阳:

  第五对关系就是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一带一路”和其他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的就是在这里面可能既有机制化，像中国与东盟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以FTO为基础，因为中国跟东盟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未来10年是中国-东盟的升级版。但是如果到了南亚，你就发现中国和印度未来不可能建立伙伴关系，可预见的不可能建自贸区，所以那儿就变成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再往前推，到斯里兰卡，中国和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进行的挺顺利。再往东中，中国和海河组织的自贸区也在谈判的过程中。可是要把这些自贸区连起来，没一个国家能同意，尤其是陆路的，西北地区有些机构提出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这事儿从现在来看想都不用想。乌克兰为什么出事？就是乌克兰愿意要加入欧盟而不愿意加入俄罗斯欧亚共同体，所以导致乌克兰危机。如果在中亚地区建一个未来的丝绸之路自贸区，那俄罗斯非跟你急不可，所以未来机制化合作里这种多元化又是一个巨大的，在一个框架下有多重的合作机制，到底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怎么协调也是一个难题。

  第六对关系就是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的关系。丝绸之路从基础上是一个经济合作，所以必须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有优势互补的比如中国跟东盟已经签了自贸区，跟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也签了自贸区，但是为什么和有些国家没法签？因为有些优势互补达不到，但是为了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又是一个运输通道为纽带的东西，如果你在有些地方没有优势互补，没有优势停下来就变成一个一个断点，那么“一带一路”就可能不是“一带一路”，变成了一个一个单纯的双边合作关系，所以对于那些没有优势互补的那些，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这可能是优先发展实施的领域。但是巴基斯坦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发展的能力。但是把铁路、公路建起来以后到底运什么，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一带一路”必须是要把运输通道变成一个经济走廊，这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亚洲的经济走廊的合作机制，大致分成这么四个阶段。未来开发新机制实际上对企业、对政府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2015-02-27 12:28:37

• 李向阳:

  第七对关系是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利益分享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总书记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屹立观，欢迎周边国家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搭上中国经济的便车，但是利益到底怎么分享？我们不可能把利益全部输送出去，中国没有利益让企业参与就没有积极性，但是反过来如果不做利益让步，所谓的非经济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八对关系是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开放，基础设施开放，“五通”，然后方方面面都开放了，但是外部传统的安全风险跟非传统的食品或者三无食品都可能进来，所以对中国的安全都会带来没有遇到过的风险。

  2015-02-27 12:28:49

• 刘树成:

  今天上午的发言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程序伟光院长讲话，请各位媒体和记者暂时离场。下午请各位媒体继续参加。

  2015-02-27 12:28:59

• 李扬:

  下午会议现在开始，首先请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发言。

  2015-02-27 14:29:50

• 殷剑峰:

  我发言的题目也是通货紧缩。我国1997-2002年发生通过紧缩历史，其中在1998年4月-1999年12月，2001年11月-2002年11月，分别持续时间达23个月和13个CPI和PPI同比负增长，其余时候是PPI和CPI轮番同比负增长。这一轮之所以称为潜在是CPI同比负增长35个月，今年3月CPI跌到1%以下，按照国际组织看法如果核心CPI在1%以下持续3个月，事实上就是通货紧缩。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通货紧缩之后可以发现，那次之后发现了一些现象，非金融部门负债、产能过剩、债台高筑、银行惜贷，货币总量来说增速持续下滑，货币结构愈发不具有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利率是连续下滑。从国际因素上来看，币值高峰导致资本外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向国内物价传导。资产价格在那次通货紧缩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股市逆势上涨。所有这些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宏观金融指标上表现都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这次的通货紧缩的内外部环境要比上一次要分化许多。

  从金融角度来看通货紧缩的基本机理是上世纪30年代费雪提出的债务累积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这个道理非常清楚，由于厂商在经济繁荣时期大量借债，当冲击来临之后以前的债务显得过度，过度负债导致两个效益，为清偿负债厂商压低价格销售存款，作为短期总供给线外推。其次新增现金流，无论是收入还是借新还旧的借贷都用于偿还长息，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造成投资需求乃至总需求的萎缩，这两个叠加就形成了物价下跌的通货紧缩。

  2015-02-27 14:30:14

• 殷剑峰: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非金融部门全部负债截至去年12月达到134万亿，非金融部门负债的杠杆率211%，已经了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除希腊外的其他国家水平。M2达到123万亿，之所以杠杆率超过M2/GDP主要三个原因：第一，以信贷为主要控制备案的货币政策依然过紧；第二，银行部门越来越表现出惜贷的迹象，导致贷款乃至M2增速下降；第三，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依然非常活跃。M2的增速比较2002年以来的情况，目前M2的增速处于历史平均水平之下，从2011年以来一直低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大概15%左右在2005-2007年是流动性过剩。除了M2增速外，还有值得警惕的现象M1的增速从去年以来已经连续有9个月增速在10%以下。由于M1增速比M2增速更低，整个货币结构愈发不具有流动性。

  很多人说由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M1、M2慢一点，但不是这么回事。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等于物价×交易额，可以得出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等于名义GDP的增速减货币量增速，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的话说明货币增长速度合适，反之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滑，说明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计算M1、M2可以发现，2012年以来急剧下跌，M2货币流通速度在0以下，说明流动性的状态非常差。货币量的下降，除了央行紧缩货币政策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派生货币意愿在下降。M2增速和贷款增速的差非常稳定，银行部门惜贷的另一个迹象是风险加成在提高。央行利率基准之上进行加息和降息比重，2011年以来，加息比重达到70%，说明银行部门对风险的认识。在信贷收缩的同时，信贷之外的渠道我们称为银行的影子，银行的同业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实际创造信贷的业务活动，还有影子银行就是信托、保险。我们发现银行同业业务2014年受到监管约束，但影子银行继续扩张。截至2014年12月，银行同业业务占非金融业务负债比重占6%，而影子银行占到超过8%，两者合计将近20万亿人民币，这20万亿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定时炸弹。进一步计算非金融部门偿贷压力，就是来自于贷款、债券、银行的影子和影子银行所有的债券本息的偿还，我们发现截至去年四季度，每个季度需要偿还的本息额相当于该季度新增GDP的138%，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新增速度根本覆盖不了应该偿还的债务本息。在偿贷压力中可以看到上升比较明显的是除了债券和银行贷款外的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这就提到费雪提出的过度负债，过度负债的第一个含义是负债融资的资本回报率小于真实利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名义利率持续下降，但CPI、PPI支撑的真实利率达到6%-10%。目前也是这种情况，目前名义利率维持在相对高位，真实利率如果用PPI计算已经接近8%。

  2015-02-27 14:31:09

• 殷剑峰: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机理是通过资产价格，美籍日裔经济学家理查·柯达对日本九十年代以来长期通货紧缩理论的一个描述，我稍微做了一个改变。认为正常经济状态下，资产价格上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模式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有信用扩张加杠杆，通货膨胀一系列的问题。一旦泡沫刺破资产下跌之后，经济当事人就进入了资本负债表式的衰退，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模式就是债务最小化，这时候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这种状态下所谓的阴阳经济学，在经济学的阴面，正常的经济增长都将不管用，这一点很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状态。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日本长期低迷就是资产价格的低迷。资产价格低迷会使得负债显得过多。我们国家这几年房地产的销售图。销售额、销售面积来看，2014年销售额、销售面积同比负增长，二者非常接近，反映价格也在下跌，过去十多年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2008年。与此相伴土地出让面积增速全面进入负增长。房地产2014年的变化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看来恐怕是长期的。这里计算2006-2014年城镇新增家庭，2014年城镇新增家庭600万户，新增住宅760万套，加上保障房是1200套，住房供大于求是非常严峻的现象。从未来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来看，真正买房的是25岁-49岁年龄段，50岁以上可能也会买房，但是改善性需求。25-49岁年龄段现在还比较稳定。随着50岁以上人口上升，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肯定下降。住房供给大幅度上升，需求会长期萎缩，会使得我们陷入与日本一样长期的资产价格下跌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2014年唯一的亮点就是股指，上证指数从2014年一季度的2000点，一直拉升到春节前的3200点，3300点，上升了50%，这是唯一亮丽的金融指标，但是这个金融指标似乎也并不怎么样。因为1997年-2000年，通货紧缩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也在上升。2001年开始随着加入WTO，经济开始好转，上证指数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中国的股市也许是晴雨表，但是是晴天它下雨，下雨它是晴天，正好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对于当前股市或许也是如此。

  2015-02-27 14:31:18

• 殷剑峰:

  从2010年开始证券公司可以融资买空或者融券卖空。去年1月份证券公司融资额和融券的净融资额和上证指数高度相关，如果将每日交易额与每日上证交易额比较，去年最高峰时期，融资额买入的交易额相当于当日交易额的20%。也就是说，也许股市的上涨有各方面的好消息。但是买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通货紧缩的第三个机理—外部传导。首先是资金流量的外部传导，去年三、四季度，外汇储备分别净减少0.66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减少原因是什么？第一是资本金融账户只增加200多亿美元。第二，误差与遗漏继续增加。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通货紧缩时期资本外逃，误差与遗漏都是负的，随着经济好转，2001、2002年误差与遗漏都在扩大，这反映资本外逃在增大。资本金融账户主要是金融账户，其中三块一是直接投资，我国的直接投资在加快，总体来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超过了我国在外投资，所以在外投资的项下我国的资金是净流入的。二是证券投资，特别是随着沪港通的开通，证券投资项下资金也是净流入。三是金融账户的其他项目，去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原因就在于2013年其他投资的大幅度的进账，使得市场上热钱的流入，以及很多企业短期的美元借款，而去年其他项目的流出反映了热钱流出和美元进来的回流。

  2015-02-27 14:49:30

• 殷剑峰:

  无论如何资本外流和外逃都导致了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因为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了80%，所以外汇占款增速的下降就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投放的萎缩。我们可以看到在央行储备货币中，包括货币发行和准备金，货币发行已经降个位数。外部传导的第二个因素是价格传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从1997年1月-1999年1月，由于欧佩克组织前期产能过剩，导致两年原油价格下跌。目前可以观察到，2014年7月，我这里原油价格用的是美国的进口原油价格，从100美元一直下跌到40美元，降到一半左右，这种外部的油价的下跌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会对我国通货紧缩产生什么影响？最近BIS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油价下跌主要是由于需求萎缩与供给的额外上升。目前的油价下跌，供求变化不是特别大，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杠杆，石油企业、页岩气企业大量借债勘探，导致油企杠杆率上升，这就陷入了债务—通货双紧缩的循环，油价究竟会跌到哪儿很难说。页岩气和加拿大油砂的成本大概40-80美元不等，会不会止于40美元，不是这样，40美元是勘探成本，为还债的油企只要油价高于边际产出成本就会不断的生产，油价就会不断的下跌。我们不要高估油价下跌对我国产出成本的正面影响，我们是石油的进口国。原油在我们国家的能源生产消费中占比很小，同样我们也不要高估未来油价回调可能对通货紧缩的缓释作用。事实上煤炭价格的影响更为深远。

  如何走出现在的通货紧缩呢？过去200年来，有无数次的通货紧缩，像目前中国这次的通货紧缩只有一次就是在日本，人口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政治体制调整过程中的通货紧缩，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有成功的先例。我们认为短期货币政策不能做缩头乌龟，要实施真正积极的财政政策。市场上现在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积极的，因为国债余额比GDP，国债余额比实体经济部门负债都是在下降的。另外要结构改革，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美国一两百年时间的历程，但是美国一两百年所解决的问题在这30多年时间中都没有解决。美国19世纪的系统性腐败。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导致的混乱。80年代政府管制导致的经济停滞。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我认为目前的通货紧缩需要高度重视，说不定会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变化。

  谢谢。

  2015-02-27 14:50:20

• 李扬:

  下面请李平所长。

  2015-02-27 14:50:26

• 李平:

  今年春节的时候，参考消息援引了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悄然发生“创新革命”》，他认为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进或是退场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提问中国企业在新模式的创新，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才是一场革命。它认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工业增长需要依靠吸纳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劳动，并得到国家慷慨支持的经济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最重要的是牢牢确立一种鼓励创新自由和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经济环境，不去干扰像海尔、阿里巴巴做少花钱多办事的事情。

  国外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非常重视。其实创新驱动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是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这其中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提出了自主创新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由主要依靠增长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去年8月18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总书记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在从2006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路发展，我们主要从创新角度看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4个创新型国家标志性指标。一是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R&D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提高2.5%。二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0%。三是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四是本国人的发明专利，年度的授权量和国际科技部门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五位。一个一个指标来看，现在正在做的“十三五”科技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创新型国家内涵和标志性指标研究当中，对这几个指标进行了分析。第一个是R&D的投入问题，中国的R&D投入1995年前保持在比较稳定的低水平，大致强度是0.6%，2005年达到1.32%，2006年开始创新投入大幅度上涨，2013年达到2.09%。同时企业的R&D投入比重迅速上升，政府投入基本上保持稳定。从R&D投入的企业内部经费支出额度来看，2006年以后有迅速上涨的过程，表明企业自主研发的投入逐渐增加。但是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维持在5%左右，还是比较低的水平。

  2015-02-27 14:50:38

• 李平:

  从创新型国家这些指标来看，研发投入强度，我们所说的创新国家确实都超过了2.5%的水平。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快的，从2005年的1.23%，达到了2013年的2.9%。确实研发投入就像我们判断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用人均GDP判断经济发展阶段一样，R&D投入对创新的测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意大利的R&D投入长期在1%左右。去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撰文写为什么意大利不再增长，认为它的科技和教育投入不足，制约了意大利经济发展。从2012年我们R&D投入达到1.8%，虽然与美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已经超过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以及平均水平1.97%的欧盟28个国家，我们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1.7%迅速提高到现在的11.7%。

  再有人力投入。现在中国的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居世界首位，占到全球总量的29.2%，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再看第二个指标，就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在当时制定这个指标的时候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知道有多种因素影响着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包括数据问题、方法问题、阶段问题。这次把科技贡献力有关指标进行了重新测算，比如利用永续盘存法重新估算了1952年到2012年的资本存量，同时我们估算了中国1951年15岁-64岁不同教育人口的人口数，在这个基础上重新估算了1952年到2012年人力资本的存量。我们首次估算了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R&D资本的存量。通过这些存量我们对利用C-D生产函数，分析了1978年到2012年全国总量狭义和广义的科技进步率，其中广义科技进步率包括了人力资本和R&D投入贡献率。通过这个测算看到，如果说从狭义的科技贡献率来看，从1978年-2012年达到37.5%，其中比较高的阶段是1991-1999年。广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这条曲线可以看出，R&D和人力资本贡献率加起来，我们的科技资本贡献率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47%左右，现在达到47.9%。这个水平和科技部测算的数字他们的数字是51%，他们的方法是把资本价作为一个比例加到对R&D的贡献，它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现在这两个数据还是一致性的。

  2015-02-27 15:16:37

• 李平:

  结构上看，物质资本投入确实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对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重要的支撑。1978-2012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37.6%，2012年科技进步率已经达到47.9%，市场化、对外开放、高等教育普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以及近年来政府和企业R&D投入目前力度加大，是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提升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带有粗放经济增长特征，东部地区逐步表现出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特征，但中西部仍然处于资本驱动发展的阶段。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在1%，也就是说它的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非常快，有一个真正驱动转型的过程。

  第三个指标是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2002年中国对外技术技术依存度非常高60%，2006年是50%，现在下降非常快，2013年已经下降到18%，这个指标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80%的高端芯片、80%的发电设备，优质大型锻造件，90%的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基本上都依赖于进口。

  第四个指标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中国专利数在2000年之后发展非常迅猛，2012年专利密度已经突破15万件，每万人15万件。在2006年之后，我们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呈现出井喷态势，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受理量比重在2004年达到高峰接近37%。我们现在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占全球总量的37.9%和22.3%。但是，中国的三方专利。我们本国专利申请是自己的标准自己衡量自己授权。但是三方专利密度来看，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三方专利的密度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美国2005年是43.29%，2012年32.09%。中国2005年是33.56%，而且进展比较缓慢。这说明中国的专利水平虽然上升很快，但是质量有待于根本性的提高。

  2015-02-27 15:16:53

• 李扬:

  下面请张车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评估：一个新的视角。

  2015-02-27 15:17:13

• 张车伟:

  今天我给大家报告我们最新的研究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这是OECD国家可比口径是61.38%。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规模快速的城镇化运动似乎已经接近尾声，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很多技术问题不谈了。去年开始我们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的城乡问题和中国城市边界如何进行城镇划分，进行了多年研究。去年我报告了其中一种方法，按照现在OECD国家对城市的划分大概有几种方法，一是安全人口密度划分城市主导区域，农村主导区域、中间过渡区的划分。还有一个类型是按照城市功能区的办法划分，什么叫做城市，这个地区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整体，就划出一个城市区域。按照城市主导区的划分结果，是这样的图，结论是中国和OECD水平相差并不多，和美国相差也不多。这是对比图。

  另外现在更加科学的划分方法是用城市功能区的办法，OECD大概三个步骤来划分，第一步通过网格人口数据来确定城市核心区，外围区，功能区。城市核心区相邻的市镇构成城市，这些市镇至少50%的人口都生活于高密度区域。各个国家定义有所不同，美国大概是1500人，日本和韩国更高一点。不是说这一个小区域是一个城市，至少是这一个区域满足了一定的人口规模，比如5万、10万人才构成城市。

  第二步，在通勤数据的基础上，把不相邻的核心区纳入到相同的城市功能区。任何一个区域有15%的人到另外一个区域上班就归到一块儿。第三步是一个外围区域。

  按照这个方法中国能不能做。首先中国不能这样做，现在任何一个机构没有中国城市公民网格的结构数据，目前为止我们是按照县级单位收集的人口数和经济社会数据，到公民网格是没有的，而且这个数据也很难收集到。现在我们用一些县级区域的人口数来划分，首先来确定最高的区域，城市的核心区域是什么地方。现在我报告的结果是经过和OECD充分讨论的，所以我虽然这样的方法没有完全按照OECD的步骤来做，但是我们变通的方法也是经过和他们讨论，而且他们认可，基本上符合中国城镇化基本的事实。

  2015-02-27 15:17:33

• 张车伟:

  怎么来确定呢？首先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每个社区人口密度大概是1143人，所有的设区市人口密度中位数大概1143人，下边那部分中位数的平均数是548人，把全国设区这样一些城市地区，超过548人的地区都定义为城市的核心区。然后再确定核心区的范围。确定以后，用到一种引力理论，从中心区向外围扩散到什么地步，算这个城市的核心。中国没有通勤的数据，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工作然后到另外一个上班，这样的数据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我们用理论上的引力模型来推算中国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技术划分的一个结果。最红的地方就是超级都市区，黄色就是巨大都市区，还有大都市区，都市区，所有点的部分都是中等城市区以上的区。中等城市区域的定义是超过20万人，同时他的条件满足刚才我所划分的条件，这样的划分结果中国整体城市化的途径就是这个图。这是美国和欧洲划分的结果，大概和大家报告一下。

  中国超市都市区超过1000万人口在2000年12个，2010年15个，2000年占全国人口比例14.54%，到2010年是19.45%，占全国GDP的份额大概2000年是28%，到2010年是33% 。500万-1000万人口的都市区2000年19个，2010年23个，2000年人口数占9.98%，2010年占11.15%，GDP的数字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剩下更小规模的，比如100万-500万、50万-150万、20万-50万，这样的城市功能区在全国占人口的份额并没有怎么上升，还有的有所下降。所以总体来讲，2010年中国全部城市功能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61.38%，占全国GDP的份额大概是77.91%，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人口进一步向城市区域集中没有问题，但是过去十年当中如果按照这样划分步伐也不是特别的快。一会儿我会比较一下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进一步向都市区集中的潜力已经不是很大。

  2015-02-27 15:19:49

• 张车伟:

  进一步来看超大都市区，比如超过1500万人口的都市区，它的集中度更高，过去十年当中人口份额从10.13%增加到2010年的13.18%，增长的速度更快。全部的城市功能区各项指标占全国的比例，包括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农业人口，GDP的份额，甚至固定资产的份额，大概的变化是这样的。三次产业的比重，2000年-2010年十年对比，第一产业从11%降到6.1%，第二产业现在50.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是43.4%，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如果都是在城市功能区来看的话，接近于一个发达的城市，实际上农业产业只有6%，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还有，但是不会很大，中国这样的国家农业的占比可能会比欧洲、美国这样的国家高一点，但是也不会像美国达到1%这样。城市功能区各项其他指标与全国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到人口的变化，GDP的变化的状况。

  三大功能区人口的份额在全国三个地区来看，可以看到人口进一步向东部的城市功能区集中的趋势依然非常明显，西部地区不是很明显，中部地区占全国份额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东部地区有比较大上升。人口份额占全国的比重和GDP份额占全国比重又除了一下，经济和人口的匹配程度来看，东西部地区有很明显的差别，东部地区接近1%，这个地方城市区域人口和经济的匹配是均衡的，也就是说既不可能吸引大量人口来，人口也不可能流出很多。但是东部地区人口加剧很大，虽然这十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达到1.5%，就是说现在东部城市功能区依然具有吸引人口聚集的潜力，人口流动会大大提高经济效能，到这个地方来以后，经济增长是有动力的，西部地区是小于1，可以看到西部地区聚集人口或者这些城市区不大可能吸引城市区域外的人进入到这里。

  这是各省在十年当中城市功能区人口份额的变化，大部分省份都是上升的，但是个别省是下降的。这是各个省区城市功能区经济份额的表。全国各个省区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份额和人口份额的比值如果接近于1，就意味着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大致是均衡的，就是匹配的。从匹配度来讲，过去10年来，我们国家城市化的结果是向着更加均衡的地方发展，匹配程度都是在增加的，向着1在趋近，大部分都是这样，只有个别省份是例外的。

  2015-02-27 15:20:26

• 张车伟:

  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大概有一二十个国家，大部分都是OECD国家，这些国家当中，城市功能区的人口数和GDP份额的比重，可以看到中国在这里属于相对比较高的，如果按照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大家认可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仅仅比日本和韩国低一点，日本城市功能区占比是66.7%，韩国是71%，我们是61%，我们国家和美国比，美国只有53%，加拿大只有55%，高于欧洲很多的国家、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人口聚集度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城市功能区全国一共大概有397个，人口超过20万，人口密度满足国家标准的区域大概是397个，这就是城市化的区域，从这个图比较来讲，我也很吃惊，我还特意问这个国外的数据是不是准确，他查完之后告诉我唯一一点是我们国家是2010年的数，这些国家都是2001年的，跟我们国家相差了十年。我想相差十年对这些国家来讲变化应该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个数据来讲，总体得到的结论我们国家如果按照国际上大家认可的标准，虽然我现在用的标准没有完全和它接轨，但是我想有一天会接轨，要不断的努力，要有智库的建设，我要致力于收集我们国家更细的空间的数据。如果再划分，我们国家乡镇、街道的空间布局，如果能拿到，做的数据接近就可以和OECD接近。通勤的数据没有，我们通过模拟的办法得到的结果差不多。目前的结果我们和OECD的人充分的讨论，讨论了半年。从我们研究人口和聚集、城镇化角度来说，按照国际上规范的城市来定义，来看我们的城市化，整体的高速城市化阶段已经过去。回头看我们的人口流动也支持我们的看法。不同的城市格局、城市群、城市形态大体也可以看到，现在国家规划上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可能有两三个城市群，可以进一步从国家角度规划为城市群。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现在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还是有问题的。比如去年下半年我们去了兰州新区，从我这儿的划分来看，那个地方不可能形成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前一段有一个课题来，贵州规划了贵安新区，从这个意义来上我认为都非常危险。现在来看，我们国家很多地方说，我规划了一个新城，规划有多少人人口。从最新研究结果来看是非常危险的。

  今后，这个题目就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与评估，这个新的视角。我还准备致力于今后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希望引用国家卫星图片，照一照城市区域边界在什么地方，这就更接近于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在这样一个新的视角下，中国的城乡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区域结构可能发生变化。过去提的很多政策，城乡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新的视角下是那样的。这也是我们讨论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内容。谢谢大家！

  2015-02-27 15:20:38

• 李扬:

  下面有请杨春学，题目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一种活动领域的自然分界线吗？

  2015-02-27 15:20:45

• 杨春学: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立场，无非为改革思路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另一方面至少对我来说，给我带来了思想上的碰撞，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中的难题。

  具体来说，中国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国有企业应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现在有人进一步说最好退到公共物品领域。按照这样的逻辑，国退民进才是所有制调整的唯一正确方向。只有不断地国退民进才能优化所有制结构。就纯粹理论来说，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私人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生产公共物品。这在逻辑上可以在公共物品理论中推导出来。国有企业最后的归宿应走向何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是否存在界定分明的活动领域的自然分界线呢？这完全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先看看欧洲国家的经验，欧洲国家国有企业在其黄金时代某些基本事实。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分布的领域有很大差异，但大致上分布在四大系列，第一是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这些数据都是1978年的。第二系列是基础工业，包括石化、钢铁，英法意等国有经济部门的控制程度为75%，德国为25%-50%。第三系列是金融领域，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较为突出，1985年法国国有金融机构控制90%的存款和85%的信贷。1985年是法国国有企业的最高峰，国有企业在整个GDP中24%。第四个系列是制造业，英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程度大约10%，主要集中在军工、航天、飞机、汽车、造船、电子等产业。这些国家中国有企业企业分布最广的是意大利，国有企业还存在于高速公路、食品、水泥、玻璃、纺织等等。

  2015-02-27 15:46:30

• 杨春学:

  即使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规模的私有化运用，除英国外，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分布仍然广泛。德国联邦中央政府仍然在国有企业中主要分布在广播、邮政、电信、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地方政府控制保险、建筑、地产。虽然与80年代相比，德国国有企业只是在一般制造业、基础工业、航空运输业完全退出，其他行业退出程度不同。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到，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分布依然比较广泛。在美国所有的竣工企业本身都是私有企业，即便是西欧国家以国有企业的方式来解决市场失灵的广泛领域，美国也是选择以政府规制来替代之。美国仅仅在邮政领域国有企业占通知地位，电力和铁路不超过25%，其他领域虽然存在国家参股企业，但这些企业基本采用承包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形式来替代，不是政府直接经营。美国最高的时候，在整个GDP占1.6%。私有化运动在欧洲国家是把国有企业卖了，在美国私有化运动表现在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正在逐渐地由市场取代，包括公共监狱、公用城市卫生、甚至军事服务等等。

  我们如果对上述事实进行理论解释。欧洲社会基本上把国有企业视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选择。因此，以公用事业产业作为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的经典证明案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堆。为什么把公用事业产业作为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经典证明来，因为这类公用事业一方面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公共物品。按照经济学原理，实现效率要求价格必须等于边际成本。然而问题在于，对于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市场而言，边际成本始终低于平均总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公用事业里，假如说让私营企业经营，私营企业没有办法长期以低于平均成本价格进行经营的。如果让私营企业长期经营可能碰到什么呢？它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把价格定于大于边际成本，产量又小于最优产量。让私营企业经营公用事业，一方面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一方面不能实现社会效益。公用事业领域，假如说私营企业经营会把价格定的高于边际成本，会视为是对消费者的剥夺。公用事业的产品和服务是被视为公共物品的，公共物品就是一定程度下社会上每个成员只要付出合理价格就有资格享受，所谓合理价格不一定是消费者支付得起的价格，并不一定是能够弥补成本的价格。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对这一行业进行国有化，由国有企业经营。这就是欧洲社会欧债以后，国有企业大幅度扩张的原因。欧洲国家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公用事业产业领域。

  2015-02-27 15:48:06

• 杨春学:

  随着契约理论的发展，上述经典证明受到挑战，出现了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自然垄断产业的存在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充分证明必须由国有企业企业来经营。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让私人企业隆重经营，但政府对其经营行为，特别是价格和产量进行控制，让私人企业一方面获得正常利润，另一方面防止其运用公共权力来损害社会福利目标。这样就解决了公用事业领域私营企业经营出现的问题。即便是公共物品，不必然就由国有企业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合同外包方式，由私人供给者提供这类服务。这种外包方式的好处，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有企业公共部门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市场空间。简单来说，按照上述契约理论，如果契约是完全的，所有制就不会带来任何问题。选择私有化的方案也是可行的。公有制与政府规制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这一解释刚好符合美国模式。国有企业里面生存的东西很小很小，但是不符合欧洲模式。有关契约理论还存在很多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不详细讨论。

  第二大类是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综合性证明。仅仅用市场失灵还不足以证明国有企业在欧洲国家的广泛存在。对此我们能提供什么类型的证明呢？我们认为只能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证明，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国有企业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二是把国有企业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把国有企业视为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的方式，在法国、奥地利、英国是最典型的。英国工党党章第4条规定国有制是实现工党社会主义追求最根本的基础。布莱尔上任以后，1995、1996年才删除这一条。三是把国有企业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工具。这个方面主要是金融行业的。

  初步的结论。按照经济学纯粹逻辑，仅仅以盈利作为效率的标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存在自然分界线。按照这种分界线，国有企业存在空间非常有限，就如美国模式论。仅仅只充当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而且不必要非要采取国有企业的方式，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逻辑，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自然分界线。一切要根据具体国情而定，它们的分布是动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纯粹是经济学因素。现实要远比理论复杂得多。三是哪个国家可以复制美国模式。我们要学习美国模式吗？我们要完全遵循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思考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域吗？美国是非常独特的，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一样，即使面对市场失灵美国有很少采取政府干预的方法，是通过市场规制的方式应对市场失灵的。

  谢谢大家！

  2015-02-27 15:48:16

• 李扬:

  下面请史丹谈一下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分析。

  2015-02-27 15:55:35

• 史丹:

  大家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分析。

  这两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一个显著变化，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是自然规律还是其他原因？带着这个问题和各位专家讨论一下。我今天给大家主要汇报四方面的内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事实描述和问题提出。二是中国要警惕产业结构早熟的风险。三是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要分析的。四是提出促进工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变动的事实描述。从1978年到十二五的前三年，我们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第二产发展速度快，占GDP比重最高，但是2013年这种状况就截止了，服务业取代了第二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GDP当中的比重比二产高出2.2百分点。这个图显示，我们看到蓝色的线明显已经超过了红色的线，这是我国产业结构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原因，第二产业下降主要是工业占比下降，因为建筑业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业的下降并不是从2013年开始的，而是从2000年就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工业老大的地位已经开始变动了。从2001年-2007年，工业和服务业在GDP当中的占比出现了此消彼涨的态势，有的时候工业会超过服务业，有的时候服务业会超过工业。2007年以后工业的增速开始持续的低于服务业，2013年服务业终于超过了农业，也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

  2015-02-27 16:06:49

• 史丹:

  除了增速的变化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一样的，从2001年-2013年的13年当中，有8年的时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低于服务业，这个图是从2009年开始做的，蓝线的柱条是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1年开始工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第三产业也是此消彼涨，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哪些变化？首先，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工业进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紧接着美国、德国又推行再工业化、工业4.0，这样中国来自发达国家工业投资的减少是基本环境。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是否按照经济发展自然规律进入了后工业化的阶段，有些人提出叫服务经济时代，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仅看数据是这样的结果。或者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的低迷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或者中国工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减速，我倾向于后面两个问题。

  中国现在虽然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中国关键要警惕产业结构早熟。我看了一些这样的文献，巴西、阿根廷根据发展的特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以后，制造业没有持续发展便实现技术升级，导致国民经济缺乏能够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的产业的支撑，因此使这些国家迈如中等收入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属于一个产业结构上的失误。这里举个巴西的例子，巴西从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的比重和GDP的比重都达到45%，制造业是30%点多，以后开始下降，下降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题，服务业占比成为主导产业，但是人均收入也是缓慢增长。阿根廷，产业结构变化以后，人均收入有时候是负增长的，这就是产业结构早熟导致的，制造业没有发展成熟，没有由大变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和人均收入的下降。

  2015-02-27 16:25:41

• 史丹:

  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虽然服务业占比比较高了，但是发展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阶段，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速度，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主要是由于工业速度下降太快，第三产业本身也在下降。中国虽然服务业占比比较大，但是是服务贸易逆差国，而且这几年不断地扩大，这个图显示越来越大。制造业虽然占比下降，但仍然是顺差，能够赚来外汇。红的柱线是逆差，因此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来说，首先你的贸易，经济增长三大源泉之一就是贸易，贸易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服务经济为主导服务经济不能成为顺差，怎么能说这个产业的发展具备竞争力。

  回过头来说，什么叫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以强大的制作业为支撑的先进的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都是大而不强，现在服务业占比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主要是以代工、加工为主要特征，虽然装备制造业有效发展，但还缺乏一些核心技术，工业制造业的附加值还低于世界30%的平均水平。如果说产业能够升级达到日美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增加值还有30%-70%的提升空间，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迈进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不是工业发展到顶了。

  2015-02-27 16:25:53

• 史丹:

  另外，产业结构变化，它是否可以呢？关键是看结构变化能不能促进收入的持续增长。我目前拿的数据不够长，并不能判断。但是从近几年判断来说，服务业占主导以后，人均GDP环比增长速度是逐步下降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是下降的增长速度，这是产业结构早熟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另外，我查了一些相关文献，有人进行相关的研究，比如说王志勇发在《劳动经济》上一篇文章，利用GMM的估计方法，给定第二产业比例的前提下，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也佐证了我刚才的观点。如果说第二、第三产业单独的扩张，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根据我们发展的状况存在产业结构早熟的原因。产业结构早熟原因主要是工业发展速度下降，它主要有什么样的原因？一是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低于工资增长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下降很多企业关闭，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事实上有一些著名机构也在说中国的工资比过去增长了3.5倍等等，是东南亚或者南亚国家的4倍等等，这都是事实，因为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上升必然表现工资水平的上升，这不可争议，不可能经济发展了，人均工资水平仍然保持很低的水平，而且我认为上升以后它也不是影响工业发展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算了一下，从2003年-2013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长了3倍，但服务业一些行业，批发零售业增长4倍，制造业同步增长的还有交通运输业、租赁服务业、金融业等等，它们的增长都不低于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发展很快，劳动力成本上升怎么能够解释成本上升更快的服务业发展更快呢？我觉得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讨论。在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工业的增长速度减缓？主要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在减缓，而且它和服务业相比是滞后于服务业的。

  2015-02-27 16:26:13

• 史丹:

  这是工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推动趋势。从2010年已经开始下降了，2013年是负增长，另外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以后，从2003年就开始滞后于服务业。因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下降？有几个原因，一是我认为工业的劳动密集型发展过度，我们老是强调我们的比较优势，结果劳动力发展过度造成对蓝领工人需求增长过快，使我们的工业发展是大量的劳力而不是人力，工业发展实际上缺乏人力资本的支撑。另外，我们发现工业工资增长低于服务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使大量的人力资本、优秀的人才转向服务业。大家看看金融业，最好最优秀的毕业生被这些行业招去了，一些工厂企业能招到特别优秀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说从数量结构来说高技术产业发展很快，占比上升。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模式重复传统产业的一种模式，低附加值，低素质劳动力，恶性市场竞争，缺乏核心竞争力，很典型的就是光伏产业，很多这样的产业虽然叫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查了相关文献，任保全、王亮亮他们计算了一个结果，我国战略新型结构在2009年出台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纯技术效率一直负增长。我们国家看着很好是结构改善，但内在的质量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是负的，这样造成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还有一点，和国际相比，也查了一些统计年鉴，每个劳动力创造的GDP和周围国家也是相对比较低的，甚至不高，我们国家从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来算，每两年下降2个百分点，周边国家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很快，这是造成我们工业竞争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劳动力成本工资上升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外资外贸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开放，得益于外资大量的投资。一开始外资大量投入于制造业，这几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外资现在开始转向服务业，从2010年外资对服务业的投资已经超过制造业，对制造业、工业的投资都处于下降的趋势。另外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货物贸易大大下降，这几个方面就造成了工业近期发展速度的减缓。

  2015-02-27 16:26:26

• 史丹:

  第四个原因，劳动力要素产业间的流动和资本产业间的流动不协调。因为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受工资的影响。我们国家一开始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流动是流向服务业，制造业就业人数略有下降，是追随工资走的，我认为这是具有结构红利的作用。但是资本投入并不是这样的，从2004年我们一直在对制造业追加工业投资，保持快速的增长，这样是实现逆增长。还有对外投资和国内的供需也不协调，对外投资，服务业对外投资远远超过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服务业是赤字，对外投资还大。再有，农业转型对重化工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对一个项目进行了测算，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转用清洁能源，使我国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全部下降。以前在世界竞争平均水平有23个，现在只剩下了8个，全是轻工业。现在我们是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但是竞争力是轻工业，说明我们的发展数量和质量最起码相差一个阶段，由轻工业到重工业这个阶段是有变化的。

  第五个原因服务业有些泡沫把大量的工业资源吸引到服务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很多制造业企业是搞房地产、股票等等，现在工业发展和信息化融合相结合，我们国家的工业这方面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十三五”短期内一是要实现工业转型，克服产业结构早熟的问题，避免比较优秀的陷阱。另外，贸易要转型，服务贸易要由逆差转向顺差。对外投资也要加大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和市场供需结构相转型。

  2015-02-27 16:26:36

• 史丹:

  转变发展路径，要依靠本土的市场规模，依靠市场容量促进技术创新，而不是以前的以市场换技术。还有促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这是提高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为工业发展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张平的意见，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改革之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工业的利润，剥夺了工业发了空间。

  第五以能源革命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低碳清洁发展。转型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最基本的趋势，要从化石能源转为清洁能源的发展方式。成本、机遇、挑战是并存的。

  最后一点，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到“如果选择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带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就报告这么多，谢谢各位！

  2015-02-27 16:26:57

• 李扬:

  史丹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制造业问题，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个角度来补充，如果说只追求服务业的占比，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话，这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很多人参加了中国关于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研究，里面谈到实施非常简单的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划分开是有问题的，现在的制造业60%大是服务业，现在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之一是服务业，就是服务化，制造业的服务化。这是国际新的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命题，服务业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应当有很多新的研究。

  下面请黄群慧发言。

  2015-02-27 16:27:03

• 黄群慧:

  刚才史丹也谈了一些观点，和我们都是相同的观点。我想谈一个问题，强调中国新常态的工业经济趋势变化与风险，同时也谈一下国际改革的进展与任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新常态的时候说面临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同时新常态也带来一系列的风险。这里我主要谈对工业经济来说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随着趋势性变化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在经济学人上我已经发表了有八个变化，我这里挑了五个。

  为什么又要谈一下国企改革呢？因为工经所这几年一直在国企改革。所以国企改革的研究也顺便汇报一下。前面五个方面我会谈的快一点。

  第一个问题，现在工业经济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变化呢？就是经济增速在放缓，刚才史丹已经谈到。这个放缓的同时会有一个新的风险就是失速的风险。上面两个图是反映工业经济增速增加值的增速，一个是年度、一个是月度的，到2014年以后增速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尤其2014年8月份是最低的，虽然有点波动，但是一直在低方波动。由于增速放缓，随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有没有可能出现经济失速的风险，左下边个图想谈的是CPI、PPI，我这个图想谈一下PMI，这就分为大企业、中企业、中小企业、小企业，可以看出来小企业已经降到了46%左右，这种情况整个的形势，至少作为经理人来说对未来的判断心情还是比较低落的。右边这个图是想说明CPI和PPI之间的差，可以看出来这个差尤其到12月份、1月份差越来越大，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如果CPI、PPI中间的差值越来越大，宏观经济形势就中越来越不乐观，从差值就可以看出来，尤其右边的口在逐渐的扩大，这种失速的风险在体现出来。

  尤其我们在谈新常态，意味着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从一个稳定的常态到另一个稳定的均衡过渡中，往往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可能。但是有这种突变或者叫混乱、危机，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在宏观调控中就要求一定要控制住这种突变、混乱、危机，保障经济不失速，这种前提下势必走向新常态。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要提高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增加经济的韧性的同时，包括经济发展中虽然不能说强刺激，但是降息、降准的货币工具为了保证平稳的过度也要及时的使用。所以这种失速的风险要给予高度重视。

  2015-02-27 16:27:41

• 黄群慧:

  二是经济服务化趋势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刚才李扬院长也强调了这一点，左边这个图已经提到了，右边是2014年最新的数据。2014年12月第三产业已经到12点多。这种趋势本身是好的，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是共有的。但共有的这种趋势需要警惕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包括最新的报道，1月份报道的很多，外资企业向外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这种空心化问题比较明显。这种风险要高度警惕。我们要反思，“十三五”时期的产业结构问题，反思“十三五”时期工业的地位。我们有一个观点，真正的统计上的数据可能产值比例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尤其是产业结构、三次产业比例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尤其这种坐标式的意义对政策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统计意义包括生产特性，三次产业比例本身是比较扭曲的。搞服务经济的知道，无论三个产业比例怎么变，最终消费看实体和服务，瑞典经济学家统计，在发达经济体实体消费就是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基本是5：5，但是统计上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尤其是制造业或者工业的地位，在“十三五”的时候我们要反思，它的地位的主导意义，我们说国有经济的主导不在于它的比例，而在于它的作用。制造业本身蕴含着生产能力、知识积累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非常关键，关键是技术创新的来源，同时也是使用者和传播者。关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争议比较大，总体来说比工业生产率要低，但也有一些争议说它高，考虑到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它的生产率还是高的。整体来说，服务业快速的推动经济发展作为主导力量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当前重要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应该是加快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对工业来说，尤其“十三五”中它的定位可能有一个变化，因为数量上也有一个变化。定位是比例可能要下降，但核心功能要发生变化，主要是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强调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发挥作用。尤其“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像以前一定要有最佳的三次产业的比例方向，而是转向追求质量能力提升，包括工业制造业本身的发展模式我们已经提了很多，从大到强的转变，包括中国制造2025，现在推动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2015-02-27 16:49:46

• 黄群慧:

  第三个风险，去产能化趋势与经济债务风险。PPI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2015年1月到负4.3%，实际上算出来的是35个月的PPI的负增长。产能过剩严重，同时可以看出库存依然增加的比较快，这里说10大行业，2014年11月与2013年的11月的比较结果，库存在增加，但增速在下降，这么一个情况说明风险很大，经济债务风险很大。左下图是说负债率，亏损户数的增加。右图可以看出利润率、利润总额下降，到8月份以后下降还是比较大的。这样传导机制可能产生，供应商因为货款的问题会有债务，银行利息问题，尤其是前些年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的，2015年可能有一个资金紧张问题，会出现破产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能有一些企业倒闭发生。

  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趋势与双端挤压风险。这几个图想说明虽然增速在下降，但制造业相比三大行业是最高的，其他一些好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增速也比较快，出口结构也是这样。这种价值链攀升的趋势，同时面临一个新风险，高端低端两边的挤压风险，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反过来在推进制造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对高端的挤压，包括新一轮的贸易投资。另一个方面，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替代中国制造业。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五、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趋势和政策失效风险。我们一直在谈，直接赶超型的政策意义逐渐在衰减，应该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过程中有一个政策失效风险。现在地方政府抓经济也面临这个问题，没有抓手，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如果没有抓手，尤其是长期强调公平制度建设，地方政府需要和它的时间周期不吻合，最后可能慢慢不做产业政策了，所以有政策风险。

  2015-02-27 16:49:57

• 黄群慧:

  以上五个趋势没有问题，趋势过程中要非常警惕五个方面的风险。

  最后汇报国有企业改革进展。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中央最明显的进展是搞了四项改革试点，中央企业改组的国有企业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建设，派驻纪检组。真正政策意义的没有出台。但地方这方面政策出台非常好，不完全统计，去年25个省市公布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比较了这25个省市的方案，大概有两方面的特点，所有都提到要分类监管、功能定位，基本上三分类，也有个别是两分类：公益性、竞争性，大部分是公益性、竞争性、特定功能性。所有的地方都提出要搞混合所有制，而且都提出要搞资产证券化，一定要上市。现在看来真正推进混合所有制障碍非常多，但上市、资产证券化是可行的一个方法。可想而知，如果所有地方国有企业全部上市，将来我们资本市场的负担也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问题，规定了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到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比例。我们观点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不合适。搞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改革，取决于市场演进过程。如果一定规定哪一天达到70%、80%，非要卖掉。大家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能就会产生。这两方面都是地方国企在做的，推进的力度非常大。

  2015-02-27 16:50:09

• 黄群慧:

  2015年中央层面基本上没有新的动作，除了试点以外，先搞一些试点是对的，取得一些经验。2015年应该做哪些事情呢？这概括了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今年提出了“1+N”核心方案，一个核心的改革指导意见，配合很多N的方案，2015年会出台相当多的改革方案。无论怎么众多，无非是四方面的内容，这是为了国有经济适应新常态。国有企业面临三个变化：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要“走出去”面临一些新的竞争；步入工业化后期，以前国有企业熟悉的经济发展方式靠增加规模现在已经不行了，工业化后期需要更精细的发展方式，要转变发展方式；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三方面的改革，只能是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是不适应的，产权形式也不适应，宏观的管理体制和微观治理机制都不适应。就有四个方面任务，基于一个使命调整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布局。现在国资委比较成熟的把功能分好，分为三类，国有企业未必一定要在哪个领域里。现实确实很复杂，包括我们提出的功能分类，我们认为是动态分类，这个阶段是这样，将来会变化。但有一个前提，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来说，必须告诉我是要挣钱还是服务公共目标，只有告诉我了企业才能经营，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分类。三种分类：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一般商业性，这三个分类基本上国资委已经采纳了，但是现在变了一个名称，政策性、公益性，其他的是商业一类、商业二类。我们认为改的不妥，当然也有其他的考虑，目前是着三种分类。这种分类以后会有资源垄断行业的重组，包括中央企业的重组方案，今年可能会出台。

  2015-02-27 16:50:21

• 黄群慧:

  产权改革协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民营经济要引进来，员工要持股，另一方面打破垄断，产权交易等等市场规则要界定清楚。如果不通过上市没有人能承担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上市以后公开透明就好了。第三个方面是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我们提出了“三层三类全覆盖”的体制，现在争议很大。我们认为未来应该按照这种体制发展。涉及国有资本投资经营公司、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来有没有可能组建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委员会。

  最后关于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虽然搞了多年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很多事情没有说清楚，前提是没有分类，分好类有分类治理机制、分类考核、分类构架、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的评价多元的制衡公司治理机制才会产生。2015年会沿着这四个方向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具体需要的是细化内容。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5-02-27 16:50:32

• 李扬:

  下面有请夏杰长谈谈服务业问题。

  2015-02-27 16:50:39

• 夏杰长:

  谢谢李扬副院长，谢谢各位领导、专家和媒体朋友！接下来的发言基本上对群慧所长和史丹所长发言的补充。

  现在把服务业拔的比较高，特别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国劳动就业比重的变化来判断我们国家是不是服务业大国、是不是形成服务经济时代，是不是形成了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是不是形成了服务业的主要经济结构体。对这样的问题应该从多维视角作客观判断和描述。

  一个基本前提，什么样条件下服务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成为主体经济结构。从地区划分来讲，西藏、贵州服务业的占比远远高于上海、山东。但不能反过来讲，贵州、西藏的服务业比山东和上海更重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史丹所长所讲的产业结构的早熟，它缺乏结实的工业化进展、制造业支撑的服务业，就冒然断定它有多高的地位，多么重要的服务业大地区、服务业大国，显然是偏颇的。我们判断服务经济时代有两个基本标准和口径，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美国著名学者福克斯1967年出版的标准的服务经济学教程提出了两个60%，这个标准对我国来讲相等相距甚远，即使2014年按现价计算不过48.2%，服务业劳动力就业占比不过38.6%，这离福克斯讲的标准差距很大。国内的学者包括我本人用比较宽口径的标准，简单多数标准。只有这两个比重是第一大占比，就可以断定我们国家是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显然不能叫“服务经济时代”。所以服务业的主导结构和服务经济时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这是必须界定清楚的。

  2015-02-27 16:50:54

• 夏杰长:

  一般情况下，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呢？我作了以下几个概括：一、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其中最重要两点，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比较少的政府管制；良好的信用环境，服务是轻资产，交易的是知识、信用、知识产权，所以诚信的环境、信用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二、要真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纵观世界发达国家迈向服务经济时代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工业化的中后期，甚至有一些迈入了后工业社会。三、人均GDP不低于6000美元。四、城镇化率高于50%。五、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一位学者最近研究，他的研究结论很有意思。过去讲导致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三个主要因素，现在他引入了一个新函数，闲暇与增长，闲暇的时间对人力资本、对服务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因此对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中国人的闲暇时间，法定的闲暇时间115天，115天意味着我们接近了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六、较高的消费率，较活跃的商务行为。七、较高程度的产业分工，产业间的分工、产业内部的分工，否则就没有服务外包，服务业就被内置在制造业当中。八、较高的人口规模，且人口相对集聚。同时还有一个条件比较抽象，就是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越关注生命质量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越发达。

  二、服务业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主导产业的多维判断

  首先要回答中国服务业已经是第一大产业了吗？用现价和不变价两个不同指标判断。首先要纠正媒体一个惯用说法，“连续六个季度”、“连续两年”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这个表述不对，你们经常用当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隔一段时间我们对原来的统计要进行修订，根据修订版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的三产首次超过了二产0.53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劳动就业2010年就成为第一大产业了。

  2015-02-27 17:18:17

• 夏杰长:

  现价计算的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图，可以明显看出2012年成为第一大产业，占比从1978-2014年是线性攀升，下降最厉害的是工业，二产是稳中有降。

  第二个视角是以1978为基准的不变价计算三次产业结构。这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上面这条线是二产，明显高于三产。三产的增加值V的比重特别大，1978年我们的工资被大大抑制，所以把所有的增加值还原到1978年，那服务业肯定是被抑制，所以这是不科学的。根据1978年的基准价，服务业的占比只有29.5%，二产占比66%。这显然和目前现实差距太大。

  我们调整一下，用不同的基准价计算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我们选择了几个基准，比如2005、2010、2001，用不同的基准价计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最显著的一个结果是2005年为基准年份，2001-2013年这14年的时间三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达到了56.81%，显著高于二产，高于26.36个百分点。

  以不同的基准年份计算三次产业结构。以2005年为基准年份算出是最多的，三产增加值的占比到了51.09%，2010年基准年份计算是44.5%，低于二产的46.91%。

  不同年份的基准价格计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5年为基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最大。

  2015-02-27 17:18:32

• 夏杰长:

  衡量服务业的地位最真实的指标是劳动就业。无论怎样的理论都是讲劳动力从一产转向二产、从二产转向三产来讲服务经济时代。因为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存在价格变化的问题。2013年是38.5%，2014年是38.8%，显著的比2005年的31.4%在提高。二产的劳动就业的比重大概是稳中有升，从23.8%上升到30.1%，最近三年在30%左右徘徊。最近我们计算这两年新增劳动就业1300万，65%是三产贡献的劳动就业。李扬院长上午讲的由于商事制度的宽松导致1300万的新登记事业，这些90%是服务企业，主要是小微企业。

  第四个指标，用外资增长和占比情况看它的地位。2014年制造业利用外资2450万亿人民币同比下降了12.3%，占比33.4%，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达到4068.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8%，这个反差非常大。2001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首次超过制造业。

  服务贸易确实是我们的短板。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低，大家用的竞争指标是服务贸易。但有一个结构问题被大家忽略，恰恰是传统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弱，比如航运、旅游。我们讲的逆差，服务业一个重要的短板是服务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逆差的扩大，谁也想不到是航运和旅游业带来的。旅游业的逆差逐年在扩大。

  2015-02-27 17:18:43

• 夏杰长:

  从多维的角度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在逐步形成，当然还很不巩固，离服务经济时代还有很远的距离。绝对不是某些学者讲的我们是服务业大国，我理解服务业大国是全世界的要素愿意到这里投资或者作为投资的主要聚集地。全世界的人们愿意来消费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教育、医疗。所以占比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已经是服务业大国，只是在这个路途上。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加速阶段实施服务业工业的双轮驱动战略是现实选择。产业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工业服务化、服务产品化，跨界与融合是二三产的大趋势。从产业跨界来讲，双轮驱动也是必然的。比如工信部最近要出台一个新的文件，关于服务性制造和制造服务性的意见，简单的二三产不再单独拿出来说的。抑制服务业或者人为促生服务化都不可取。现在讲产能过剩，原材料、制造业产能过剩，真正最大的产能过剩和泡沫是服务业。部分地区的文化旅游，特别是人造景观，基本上用两三年就废掉。三线城市的会展都在造，真正使用率很低，会展场馆使用率不到60%肯定赔钱。还有温泉综合体，前几年大家讲养生、讲健康，打造温泉综合体，真正居民家庭消费温泉综合体的毕竟少数。再比如文化产业，讲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我们调研很多文化产业园变成了文化地产园，动画、电视剧的制作70%是播不出来的，就是为了获取文化创意的政府补贴而已。

  2015-02-27 17:19:12

• 夏杰长:

  三、服务业发展的潜力与趋势。

  以前用供给法，总生产函数作测算，迎接服务经济时代来临，基本是准确的。这次用需求法来测算“十三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预测结果。我们以2013年的基准不变价预测，有些同志拿到这个表批评我，你怎么搞，2014年就48.2%，你预测2015为什么48.0%？我们都知道服务价格主要靠工资支撑起来上涨，远远高于制成品价格上涨。2013年基准价格预测的结果，2015是48.01%，占2020年53.52%，服务业增加值以2013年为不变价到2020年将达到48万亿人民币，GDP以2013年为基准值，假设每年下降0.3个百分点，到2020年接近GDP增加了6.1%，将会接近90万亿人民币。

  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我们预测了生产性服务业、居民消费服务、政府消费服务、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个结果和黄群慧所长讲的结果是一样的。假设对增长贡献率100生产性服务业占53.94%，居民消费22.2%，政府消费16.20%，资本形成贡献5.21%，服务进出口贡献2.43%。最后一个预测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根据就业弹性系数来计算，再加上经济增长率。这个假设是以前20年作为趋势性依据算出，假设2014年服务业就业弹性系数0.3，经济就业弹性系数0.04，计算服务业劳动就业的占比，2015年全社会就业7.7，2020年7.8亿，其中服务业占3.572亿到2020年，服务业占全部劳动力的占比40.55%。这是关于两个比例的预测。谢谢！

  2015-02-27 17:19:30

• 李扬:

  下面有请李周，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考。结构变化如果不能导致效率提高，这个结构变化就是值得怀疑的。

  2015-02-27 17:19:36

• 李周:

  我先讲讲三农发展基本情况。2014年总体形势平稳向好，粮食丰收，整个粮产量比上年增加0.9%，畜产品、水产品、果蔬生产保持稳定，供应充足。农民收入提高，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892元，扣除价格因素怎样9.2%，收入增幅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改革稳步推进。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稳步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有序展开，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快速推进。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已经走向城乡对接。

  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投入品价格、劳动者工资和土地租金上涨的共同作用下，农产品成本快速攀升，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小麦的政府最低收购价提高60%多，稻谷提高了约100%。现在，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按配额进入中国的进口农产品价格。我国入世时承诺的谷物配额总量为2215.3万吨。2014年谷物进口是1900万吨，配额已经快用完了。设置配额外农产品关税税额迫在眉睫，我们在六七年时间里价格上涨60%70%，我们的关税很不适应。由于国内农产品价格高，营销企业、加工企业更愿意用进口农产品，导致国内农产品库存攀升。除了配额内的1900万吨外，走私的农产品也是很大的数目。单纯追求产量，拼资源的农业增长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农业已成为水体恶化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城市居民普遍担忧农产品质量。

  现在的主要举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农村除了提供初级农产品外，还要进行农产品加工，发展诸如旅游业那样的服务业。2014年，在乡村的游客量为12亿人次，占全部游客量的30%。农民获得的旅游收入为3200亿元，带动了3300万农民致富。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条件、有基础的县级行政单位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想通过这个研究不让国外转基因产品完全占领中国市场，加强管理是为了避免出现偏差。加强科学普及是为了让公众理性看待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引导进城打工群体中的佼佼者，带着资金、技术、管理能力和人脉关系回乡创业。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普惠金融。

  2015-02-27 17:20:01

• 李周:

  二、深化农地制度改革

  农地超小规模经营可以解决农民温饱，但解决不了现代农业发展。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超小规模农业的问题并不是家庭经营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给农民带来了岗位数越来越多、稳定性越来越强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就业结构的提升，一方面使非农就业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使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逐渐增大，于是出现了农户转包土地的行为。农地流转有利于克服农业超小规模经营的弊端，有利于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发展。随着农地流转规模扩大，流转形式增多，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安排越来越不适应要求了，土地流转引发的问题，不应在原有产权结构中寻找新的解释，应该进一步完善产权结构和改革。

  中国正处在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具有稳定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三个特征。 1.稳定性。就是拥有特定社区集体土地的成员不要轻易发生变化。2.灵活性。股权形态的土地产权与市实物形态的土地产权相比，既有利于土地整理，又有利于土地产权的细分，是灵活更强的土地产权形态。3.有效性。包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持有农村集体土地股权的成员权益保护的有效性，土地经营者农业生产的有效性，国家关注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性。

  土地产权结构改革需要做三方面的调整。一是土地股权与土地承包权相比，在法律上来讲是用语更规范更严谨，经济学上讲概念更清晰、更合理。上世纪5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是以农户土地政府注册的方式形成的，改革初期农民凭着他们拥有集体土地的股权得到承包权，采用承包权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降低政治上的敏感性，以便在决策层达成农业改革的共识，这充分体现了改革推动者的智慧。通过股权的方式也实现了集体土地的按份共有。二是将实物形态的产权改为价值形态的产权。“大包干”初期，所有农户都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土地承包权必须同实物形态的产权相对应。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再经营承包地，对土地的关注由生产功能转为财产功能，基本具备了将实物形态的产权改为交易形态的产权条件。将特定土地的生产权改为特定土地的收益权。

  2015-02-27 17:26:35

• 李周:

  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由于超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形式缺乏竞争力，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愿意从事超小规模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以致有人产生了今后谁来种地的担忧。

  其实，超小规模的农业走向衰败不仅无需担忧，而且应该乐见其成。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从事超小规模的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会成长起来。土地流出主要是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中青年农民的行为，而不是无力耕作的老年农民的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具有自生能力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需要扶持方能运作的经营主体。政府要为新型农业经营创造更有竞争力的环境，把他们推向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人均福祉不低于主要依靠非农收入的农户的人均福祉的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题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量力而行了，一些人担忧的问题就不会出现。采取这种做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肯定会慢一些。只有这样，才会把谋取政府补贴的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题淘汰，具有自生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会保留下来。这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会乐意为他们贷款，保险公司会愿意为他们保险，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就逐步形成。

  2015-02-27 17:27:00

• 李周:

  四、深化乡村社会治理改革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乡村事务主要在利益共同体内解决。宗族制度、村规民约、伦理道德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自然村是内生的利益共同体，行政村是外生的利益联合体。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相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自然村，用行政办法把若干个自然村整合成一个行政村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从1980年第一个村委会诞生算起，村民自治已推行了35年，但村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承接乡镇政府安排的行政事务，而不是处理共同体内部事务，乡村社会实际上出现了行政化特征强化，共同体特征弱化的倾向。

  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的纽带作用被削弱了，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弱了，城镇化引发的乡土人才不断流出，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也在弱化。

  为了重建乡村共同体，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各地针对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创新。基本的做法是：发挥威望高、能力强的乡村贤达（如退休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的作用。以公共治理、公共服务为职责，以民事民办、民事民治为原则，以法律政策，村规民约为依据，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游说经济能人为村庄公共事业投资，推动村庄公益事业发展，协助村庄发展经济等。皇权不下县现在已经并不存在，因为乡镇一级已经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以必须服从于国家构建有效实现形式的必要，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和替代的关系。

  2015-02-27 17:27:34

• 李周:

  五、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强调集体经济，旨在解决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条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把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集体经济是农村社会改造的产物。虽然30多年来受到“大包干”、乡镇企业改制和取消“三提五统”的冲击，但集体经济依然存在，农民依然认同集体经济。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是有基础的。

  有利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涌现出一批乡土能人，其中有些人愿意为家乡发展做贡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配置的优化，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并给集体成员带来更多的财富。农民大分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会使集体经济的贡献者增多，依赖者减少，进而改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环境。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亟待做好的几项工作。一是贯彻依靠农民，服务农民的原则。二是选好集体经济带头人。三是处置好集体资产。四是管理好集体资产。五是提高经营灵活性。

  2015-02-27 17:27:49

• 李周:

  六、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大家关注的是被征地农民的公平问题，政府拿的太多，农民得到的太少的不公平问题，如果不关注这个不公平问题就难以抑制村庄追求土地非农化的冲动，难以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难以维护土地利用规划的严肃性。如果政府规划带来级差收益都归被征地的村庄，对未被划入城市规划的村庄说是不公平的要消除这种不公平，需要政府把由规划带来的级差收益征收掉。我们要创造依靠劳动能力致富，而不能依靠政府规划政策机会支付的文化，否则越来越人等待国家规划为其创造致富机会。

  城镇化背景下的耕地保护问题。耕地保护是世界各国城镇化过程的普遍做法，为截至城镇化对农地的占用，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英国、日本、韩国都有严格政策进行耕地保护。耕地保护的理由，在农业中只有有机质含量高且各种营养元素都丰富的土地才能生产出优质农产品。耕地保护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特征，从保护私人财产的私人利益拓展到保护私人财产的公共利益是产权保护原则趋于完善的标志。城镇用地扩张没有限制，就不会有节约土地的动力。尽管把农地转为非农地通常具有增加投资、就业和GDP的效益，但有人据此批评中央政府设置耕地红线的政策。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只有法国和德国的耕地产出效率高于中国。中国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126平方米，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高出53.7%和44.8%，不宜仅凭非农地利用效率高于农地这个依据推导出应尽可能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结论。要通过严格的耕地保护，来致力于提高地的利用效率。谢谢。

  2015-02-27 17:28:05

• 李扬:

  继续开会。第一个发言请杜志雄，原来的题目是家庭农场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有一点敏感，我们再找时间。他今天讲另外一个题目中国粮食安全挑战和中长期对策。

  2015-02-28 07:58:38

• 杜志雄:

  大家上午好。正像李院长所说的，原来准备的家庭农场的题目是和农业部合作对全国农业农场发展状况做一个监测，和农业部合作，经过协商，他们说暂时不要说，所以今天我临时换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候的一个总结性研究。

  题目“中国粮食安全挑战和中长期对策”。

  事实上主要讲两个问题，中国粮食安全和生产面临的挑战，确保粮食安全的中长期措施。

  目前来看，粮食安全受到全党、全社会高度关注，这和经济制度新常态也是有关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常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凸显出来，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从农业产业和农村内部来讲是这样。我们讲粮食生产状况或者说粮食供给状况，对宏观经济也是有紧密联系的。原因在于，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一系列息息相关的。

  讲粮食安全首先要作一个基本界定，根据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公认的对粮食安全的界定，基本是要确保所有人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质量基本合格的食品。这样界定来说粮食安全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既涉及粮食生产、供给也涉及到粮食消费。把粮食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对接起来的一系列的粮食分配系统的复杂问题。

  今天我不会涉及那么广泛，主要从狭义的粮食生产和供给角度看中国粮食生产面临怎样的挑战。中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粮食生产安全面临的挑战。总体来看，对粮食生产和供给状况作一个基本判断。2013年粮食总产量60193.5万吨，2014年实现了11连增，粮食增产幅度在0.87%，整体来看粮食增幅下降，这和后面讲的面临一系列挑战紧密相关。尽管如此，粮食供给是稳定上升的。另外有足够的外汇可以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的粮食。这两个因素总体来看，短期看粮食基本是安全的。如果考虑到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长期又有忧。一句话概括“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2015-02-28 08:32:00

• 杜志雄:

  从粮食生产来看，中长期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系统性的，集中来看以下五个方面有较大的问题。第一个挑战，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继续延续过去的粮食生产或者粮食增长方式将使得农业或者粮食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中国农业和农村面临着由两个目标向三个目标的转化，过去讲产量增加收入增加，不是很关注可持续性。事实上，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一个新的目标，要考虑可持续性。过去长期以来为保障粮食供给一直在追求产量，滥用和过量使用化肥以及其他投入品的状况非常严重，由此导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科持续发展能力大为减弱。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的使用状况，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水方面的情况我们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进一步看，从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土地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化肥使用量非常严重，仅仅以化肥为例，化肥滥用非常严重，效率低下。化肥去哪儿了？现在常规使用化肥12类，1998-2012年化肥主要用于五大类作物，蔬菜占23%，其他是稻谷、小麦、玉米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由于化肥品的投入和使用，现在农业本身作为污染源导致的环境污染占总污染量的42%，这是从农村角度来看。环境成本和代价的上升，对继续保持粮食稳定增产压力显著增强。这种农业环境恶化不仅使得农业增长潜力堪忧，同时使得农产品和粮食质量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刚才讲到化肥最多是到蔬菜类，其他粮食中化肥使用量也很大，这和大家当前非常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2015-02-28 08:32:50

• 杜志雄:

  尽管现在粮食增长相对稳定，但存在着严重的产能透支。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发展道路。

  第二个挑战，农业正在经历成本急剧上升期，可以部分弥补成本上升的补贴等等的空间已经基本用到极限。农业成本一直快速上升，如果讲新常态，中国农业出现的显著新常态是成本显著上升。前一个时期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结果是粮食生产的亩均利润非常低，每亩只有682块，这样的利润还不是真正的利润，还包括农民家庭自己投入的劳动者。

  这反映了亩均用工量变化、劳动力成本变化。正是由于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粮食和中国农业总体竞争力下降。从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变化情况可以显著反映出来，我国农业过去一直贸易盈余，从2004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直到2013年达到510亿的贸易逆差。值得指出的是农产品的成本上升前一段是劳动力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仍然上升，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农产品成本推升因素就是土地成本。我们做了一个监测，监测结果可以看到2013年2654家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已经达到394亩，到2014年底就达到431亩。租金的上涨全国平均是在9.2%左右。从我们调查来看，租金1000块/亩在粮食主产区是普遍现象，我们这儿是针对2654家家庭农场的数据。可以用来部分弥补租金上涨的农业补贴现在事实上也开始接近极限水平。

  第三个挑战，国内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全部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国内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方式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应该说空间非常有限。从2003-2013年四类主要粮食作物的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比较。2010年以后，基本上全部高于国际市场。

  2015-02-28 08:45:46

• 杜志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硬要提高国内价格，短期效应必然是补贴外国粮食生产者。从华南地区大量进口显著反映出来这个问题。

  第四个挑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这和粮食亩均效益比较低一致，粮食生产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显著在下降，不到25%，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显著下降。过去我们一直讲，除了农民外，农业或者粮食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存在着地方政府对于粮食生产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卸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尽管中央采取了向粮食主产区定项补贴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身所能够调动的积极性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年年初1月份以及1号文件都提出和一再强调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的生产负责制。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可靠的法律依据。还有农业粮食生产数量的减少，质量在下降，这样的格局，事实上也是对粮食供给或者粮食生产带来了挑战和制约。

  现在农业或者说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年龄加起来超过120岁，学历加起来小学没毕业，粮食加起来超不过15吨。这是对于当前粮食和农业劳动力典型的一个刻画，比较符合实际。

  2015-02-28 08:46:01

• 杜志雄:

  总体上来看，我们归纳为五个方面的挑战。面对这五个挑战，中长期我们提出了几个措施。一是贯彻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科技支撑的新战略。实施差别化的粮食安全战略，口粮绝对安全，适度进口以确保谷物的基本自给。强化中央政府在保障粮食安全上的主体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充分发挥农垦系统作为商品粮生产国家队的作用。

  措施二是改革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中的决定作用。最低保护价格在短时间内还是要继续做，但继续做的空间非常有限。

  措施三是改革现有的农业补贴方式、发挥补贴效能。现在四大补贴总量达到1700多亿，去年是1900多亿，要把政府有限的珍贵的补贴，真正发挥到保障粮食生产的用途上，减少胡椒面产生的补贴效应的下降。对新增农业补贴要进行补贴对象的找准，要新增农业补贴补贴到真正粮食生产者身上。

  措施四是深化中国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改革，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促进规模经营。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家庭农场正成为农业或者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基本特征是规模化经营，土地经营规模大，对流动资金以及用于农业生产保障的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大，给予资金的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

  2015-02-28 08:54:03

• 杜志雄:

  措施五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向科技要粮食。从我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情况来看，对于支撑粮食的增长非常大的潜力，包括袁隆平的杂交稻，真正发挥科技对粮食增长的作用还是要很多配套措施跟上来。

  措施六加强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构筑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主体。在粮食生产的具体农产品上培育家庭农场是核心，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有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等，但是核心是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

  另外加强农业教育培训，提高农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素质。实际工作部门提出来要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职业农民培训的“双新联培”，切实提高培育和培训的效率。

  措施七是强化粮食产后管理，减少产后损失，节约用粮，减少粮食浪费。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浪费550亿公斤以上，大约相当于2亿亩耕地的产量。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我们要从制度、技术、意识的角度采取措施。最直接的措施是减少消费环节的浪费，应该重视通过价格和经济措施保障，保证城市低收入人群食品消费保障前提下，容忍城市食品消费价格适度增长，居民非常奢侈地以非常低的价格过度浪费甚至浪费实际成本极为高昂食品的状态必须改变。

  以上七个方面的中长期的对策性措施。这里很多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慢变量，比如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变化角度来说相对比较慢，所以更多是中长期角度提出的对策。谢谢大家！

  2015-02-28 08:54:24

• 李扬:

  下面有请潘家华所长，他的题目是“新常态与稳态经济的几点思考”。

  2015-02-28 08:54:29

• 潘家华:

  我换了一个题目。峰值问题是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的，2014年12月在气候会议上达成了初步协议，共同承诺2015年巴黎会议上要达成这样的气候协议。奥兰德对习近平同志讲的这样一些非常赞赏，专程到北京邀请习主席参加今年年底巴黎的气候会议。

  这个目标提出以后争论比较多，好像有人说问题比较大，但实际情况来看，现在问题并不是特别大，因为2014年我们碳排放相对于2012年下降了1.8%。春节前的三天，我去了美国加州，加州州长在他的第四届州长就职演说上提出一个目标，非常野心勃勃说用15年使得可再生能源电力占电力消耗总量的50%，汽车燃油减少50%，建筑能效提高50%。加州现在有一个法律，要在2050年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80%。排放实际上就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早就实现峰值了，能源消费的增长确实非常快。1971年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只有美国四分之一，2012年我们超过美国30%。2015年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看，我们对数据进行了非常大的调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4.1亿吨，消费总量主要是煤炭。2014年我们相对2013年增加了能源消费总量不到5亿吨标准煤，但煤炭消费下降2.9%，碳排放总量2014年比2013年下降1.8%。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峰值已经到来了。

  2013年的数据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6%，2014年一下又到了16.9%，这个跨度跳跃非常大。我们2020年在哥本哈根协议上承诺的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按照这样的速度，中美气候变化协议中所承诺的到2030年，20%的比例好像也不在话下了。所以统计数据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015-02-28 09:09:28

• 潘家华:

  我们现在看一下城镇化进程碳排放趋势。城镇化进程一般在65%左右，碳排放基本就到顶了。讲城市化标准的问题国际上是用建城标准，只要有基础设施的。城镇化65%的时候峰值就已经出现了。欧盟、美国的数据。欧盟7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峰值，总量一路下降。美国也是统计达到峰值，但美国的空间相对比较大。欧盟没有任何空间量。所以美国还有一些缓慢增长。这样来看发展中国家确实是一枝独秀，印度跟随我们其后。

  再看一下社会发展、城市化水平我们差距还是比较大。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达到了60%左右，应该说碳排放峰值已经差不多了。而西部地区还有一些碳排放空间。这个空间在哪儿？再看人口流入流出情况。东部沿海地区，广东净流动超过2000万。净流出省份，河南超过1100万，贵州将近800万。将来这些人口归属在哪儿？这就是将来城镇化进程能源消费碳排放需要考虑的。李克强讨论胡焕庸线的时候说我们要突破胡焕庸线，这条线是突不破的，这是自然规律所在。我们看一下超过55%的土地，人口只是3.44，我们跟美国比较，美国最高的海拔3000米，如果这样一比，我们人口是美国的4倍，我们人口集中在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再加上我们的煤炭消费是美国3倍，单位污染面积强度至少是美国的30倍，所以没有雾霾就奇怪了！

  2015-02-28 09:12:24

• 潘家华:

  现在习近平同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候说了规划科学是最大的节约，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机会。我们现在是属于“最大的机会”最多的时候，都在折腾。现在都往大城市来，全国最优秀、最优质的科技、教育、医疗、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各个省里都集中在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过分膨胀，北京地铁建的再多，这么小的空间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容量，我们这样的规模实际上造成了经济规模不经济。一个天通苑50万人口，功能分割，职住分离造成了生活时间成本的增加。现在的环线与围墙文化，现在北京二环三环四环，现在所有的城市都搞二环三环。如果这样规划不可能真正实现低碳。但是我们要追求世界之一，所以碳排放只能是世界之一。新常态我理解是“心态新常态”。

  静态经济是1848年摩尔提出来的，他说自然这样一种博大是我们思考的源泉。花鸟虫草是我们美丽生活的一部分。他提出经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但是没有必要扩张。人口经济没有必要增长，保持这样一种静止状态。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哲学理念。从增长以后，美国学者戴蒂提出了稳态经济，说我们是宇宙飞船的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边界，必须要有一种稳定状态。现在我们进一步发现，我们看看日本，日本经济增长态势是非常明确的。从两位数一下子降到0左右。持续20年是这样的状态，大家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理解就是它有一个部署经济体，人口稳中有降，没有需求了，所有基础设施都包括了，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基础设施到达了一个天花板。另外一个天花板，人，人吃多了毛病就来了，该死的时候就死。还有一个天花板就是资源的天花板，水资源、能源都是有限的。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应该都是一种核定的，没有必要再增长的。

  2015-02-28 09:12:39

• 潘家华:

  现在我们的消费都是正常态，三产差距继续拉大，城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常态，旧的常态是第二产业、重化工业占主导。以前我们所谓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内需。内需也不是无限的。现在房地产我们人均38平米，日本平均是人均30平米。总量就在这儿，没有必要的。所以现在控制和限制很高，一个人有3-5套房子。现在我们不应该圈地，应该资产化，应该圈人。

  碳排放峰值关键还是居民消费。看一下我们消费结构，以前是生物质能和煤炭消费为主，现在基本是电力，电力是二次能源，如果是以煤为主产生二次能源的话，碳排放会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清洁能源就不同。我们有一个中国低碳研究专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匡算，峰值是在100亿吨的水平，现在我们的排放量90亿吨，美国是52亿吨。我们2030年实现峰值是不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实现排放峰值管理。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属于较饱和或者成熟的城市形态，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到位，没有必要再大量的碳存量的叠加，应该是绝对量的转换，对中国应该是相对量的减排和强度的减排，对西部应该是有限的增量。所以区域间应该有一定的差异。

  结论。人口城镇化并不必然增长碳，最终是有利于低碳发展的。低碳城镇化必须考虑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公民用建筑总量、用地面积扩张空间接近峰值。规划、质量、管理是峰值的关键。浪费、消费行为是峰值的决定因素。非商品能源需要技术引导。峰值估计在2020-2030年之间出现。

  谢谢大家！

  2015-02-28 09:13:04

• 李扬:

  下面有请魏后凯谈一下我国区域发展新常态与“十三五”的思路。

  2015-02-28 09:13:10

• 魏后凯: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向大家报告我最近一些思考。

  大家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到省到地级市都在说新常态第一个基本瓶颈就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中央也说从高速到中高速，各个省最落后的地区也在谈从高速到中高速，最贫困的地区也在谈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什么叫高速？我进行了初步界定，能不能说4%以下是低速，4%-8%是中速，中速又中低速、中高速，两位数的增长是超高速。从全国GDP增长来看，大部分的年份都在8%以下，都是高速，最近开始下降了。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十二五GDP和GRP增长比较速度都在下降。GRP2010年31个省市区的增长速度是13.1%，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数据要高2.7个百分点。到去年，全国31个省市区统一一下增长了8.3%，相差水平变9个百分点。虽然差距缩小了，但可以看出来增长的平均速度都在下降。从十二五的前三年来看，这种增长速度也是中央期望的西高东低固定资产投资西部20.9%，东部15.6%，东北地区最低，是14.8%。从工业增加值来看，西部地区14.6%，中部是13.8%，东部地区只有9.5%，东北地区1.3%。十二五前三年GRP增长幅度来看，西部地区12.4%、中部11.2%、东部9.6%，东北10.4%。但2014年，虽然我们还是保持西高东低的增长态势，但东北地区已经开始衰退了，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西部地区和中部都是17%以上，东部15.7%，东北地区只有2.7%。工业来看，西部是10.6%，东部地区7.6%，中部8.4%。从地区生产总值，西部9.1%，中部8.9%，东北地区只有6.3%。

  2015-02-28 09:28:38

• 魏后凯:

  从四大区域十二五GRP增长态势可以看出东北投资停滞、增长乏力。西部增势减缓，与中部增速接近，与东部增速差距缩小。由于西高东低的增长态势，所以“十二五”期间中央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不断地缩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都在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东西相对差距，四个地区的变异系数都在缩小。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也是在缩小的。当然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十二五”期间特殊问题地区发展速度在加快。比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均GRP相对水平逐年提高。2011-2013年民族8省区增长速度12%，民族自治地方增长速度14.4%，均高于同期31个省市10.5%的平均增速。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对水平由2010年的67.3%提高到2013年的71%。贫困地区来看发展步伐在加快，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2013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0年减少831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7.3%下降到8.5%。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人，上年减少1232万人。增长速度来看，2013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3.4%，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际增长13.8%，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际增长12.3%，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增长速度分别4.1、4.5和3个百分点。所以我们想想要缩小差距、协同发展、同步小康的前景不是落后地区，发展速度要超过发达地区。速度不高，没有速度不可能缩小差距，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2015-02-28 09:29:38

• 魏后凯:

  从各个省区来看，2014年31个省市区，最高的12%，最低的GRP的增长速度4.9%，GRP的增长速度平均比统计局发布的高0.9个百分点。31个省市区不同层面，有低速的、中低速、高速、超高速，是多元化的。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可以看出，山西4%多，黑龙江5%多，河北由于产业结构只有6.5%，还有几家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西藏因为特殊情况12%，重庆10.9%，天津和新疆也在10%左右。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新常态怎么理解？我认为核心是转型升级，是追求质量，是驱动力的变化。而不是增长速度。经济的增速从区域层面来看应该呈现一种多样化，并非每一个地区都要有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为什么这样说？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各地的发展状况不一样，北京、上海和贵州、甘肃当然不同，发展阶段不一样。二是发展潜力不一样。中西部按照潜在增量测算发展前景很大。三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不一样，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发展不快就不可能实现中央提出的同步小康目标、不可能协调发展、不可能全面缩小地区差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全国来看是中高速，我认为中高速增长保持15年左右没有问题。前提是靠三中全会、靠中西部地区、靠中小城市、靠中低收入阶层，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继续稳定增长。

  2015-02-28 09:29:51

• 魏后凯:

  “十二五”中央采取四大区域+特殊问题区域的发展战略架构。“十二五”规划有一些问题，四大区域是板块，我们对海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特殊问题区域与主体功能区是一样的。“十三五”区域发展战略思路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培育壮大连贯东西的全国性经济支撑，全面推进实施陆海统筹发展，构建覆盖全部国土的四大区域+经济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框架。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总体战略要深入推进四大区域发展的协调系统，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中部创新发展。第二，积极培育全国性的经济支撑带。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我们认为长远来看，要按照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条东西向的经济带，按照这样的思路培育若干条东西向的经济支撑带。现在我们提出四个：珠江西江经济支撑带、长江经济支撑带、丝路经济支撑带、环渤海华北经济支撑带。主要是依托京津冀向大连、青岛延伸，往西经过包头、呼和浩特。第三，全面推进实施陆海统筹发展。国土概念不是960万平方公里，要把海域包括进来，树立大国土观，把海域纳入国土开发体系，将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布局重点向海洋拓展。

  要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十二五”没有怎么推进，现在国家发改委准备搞试点，“十三五”主体功能区深入推进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关键要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对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要进一步完善区域补偿政策。这里重点两个地区，一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特殊区域，再就是贫困地区这样的问题区域，关键是同步实现小康。

  在新常态下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的驱动力，过去西部地区主要靠投资拉动、资源拉动，国家也给定一定的政策，但去年面临很大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未来新的驱动力一是靠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是靠信息化，三是靠开放，尤其是西向开放。通过这三个驱动，加上国家政策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谢谢大家！

  2015-02-28 09:30:14

• 李扬:

  下面有请齐建国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点认识。

  2015-02-28 09:30:21

• 齐建国:

  尊敬的各位院领导、各位老师、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谈的几点认识在李扬院长介绍完几本书后感觉到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这个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去年参与习近平818讲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背景的思考的时候，当时就提出为什么要创新驱动发展？背景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去年习近平同志视察河南的时候讲了新常态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思考。最近3月份《经济纵横》发了我一篇文章也谈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谈四个问题。第一，外国人定义的新常态。现在广泛都是引用的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利安他们两个人讲新常态的几个特征，他们讲的主要是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他提出所谓的新常态是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起、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他们强调，新常态指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讲，我认为他们对新常态的归纳是比较悲观的，很可能由过去一种好的常态转变成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是一种不太好的常态，我觉得他们代表悲观。

  中国不一样，中国官方对新常态的定义，从习近平讲，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要从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APEC会议上习近平讲了四个新常态的内容，一个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四是政府要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讲的四点新常态就是为了改革，改革也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2015-02-28 09:46:33

• 齐建国:

  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等八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新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对新常态做了一些分析和定义，我个人认为这些分析都是从现象角度，看看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提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是形态更加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集约型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转向新的增长点。我认为经济工作会对新常态分析和定义判断是一种愿景性的，是一种目标和政策取向，而不是经济新常态下必然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讲新常态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来看待，就好象是新常态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讲的新常态和国际上讲的新常态是两回事，所以国外舆论把中国的新常态叫做习近平常态。刚才李扬院长已经说的很清楚。我就提这两点背景。

  分析一下新常态的本质及形成新常态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常态是经济年龄更年期后的一种状态，就像人经济成熟了，更年期完成了，从一种青壮年的体格变成更年期达成一个新的平衡，再也跑不动了，在座的50多岁的速度谁敢跟刘翔比，我们走路都要小心。中国的崛起，中国还是处在壮年往中年发展，从这种结构来看，李扬院长三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低消费、低出口，高储蓄、高投资率，发达国家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低投资率，世界制造中心，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我们仍然低消费、高出口、高储蓄、高投资率，发达国家是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但是它已经不是世界制造中心，他把它的污染产业、高能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70年代、80年代向东南亚，80年代、90年代转向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从结构来讲，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是结构对偶扭曲，发达国家知识产业优势，通过知识产权大量获得技术资金超额利润，制造业萎缩靠进口，支出硬通货。中国技术落后靠技术引进，支付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技术专利费用，我们大力发展制造业，大量出口，获得外汇储备，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加在一起是个美女，但是这个美女衣服一脱掉浑身都是疤，是一个不协调的。

  2015-02-28 09:48:32

• 齐建国:

  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要把中间线努力通过技术的创新、创新型国家一系列调整结构战略，就是要把分界线上半边往左边推，下半边适当往右边拉一下，我们出口太多，资源消费、环境受不了。到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这一轮金融危机以后，通过自己研究开发新技术，把上边的线往左边推了很多，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电力设备、化肥设备、电子设备全部都是成套进口电子设备，现在都是国产，我们支付的租金、知识产权支付金减少了，技术出口减少了，我们国民的剩余价值分给外国人的越来越少了。同时通过进口政策调整对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取消了，制造业出口在低档次的出口，这两年增长放慢了。但是我们实现一个更加协调转换是有进展的，不能妄自菲薄说我们什么也不行。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对我们挤压了以后，制造业并没有恢复增长，因为成本没有优势，即使中国不造那些产品，我们的产品提升了，一些中低档产品转到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没有回到发达国家，欧洲更加明显的，技术租金获取不到了，制造业发展不起来，最后造成债务危机、财政危机，所以欧洲发生危机，这就是他的常态，未来它仍然会处在这个状况。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技术研究开发会不断的挤压他的技术租金和知识产业红利。同时，制造业即使不在中国也不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高消费、高借贷靠什么维护和还债？来源没有了，他们的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常态，就是更年期后的常态。所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我认为这次危机恢复是无望的，但是美国除外，因为它太强大了。欧洲很多国家，特别是边缘国家，希腊、意大利，北欧一些国家都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是他们的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我理解是即将进入更年期的调整状态，调整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但仍然属于市场经济的常态范畴。原因我归纳为是七大红利消失或缩水。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去高增长，其中原因之一是人口红利，蔡昉副院长有个研究，人口抚养比每降一个百分点GDP就会增加0.15个百分点，现在我们人口抚养比开始增加，人口红利缩水，始于2004年第一次出现民工荒，那次我们认为是结构性的，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16-59岁劳动人口绝对数不断减少，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以后还要减少。劳动人口绝对数的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逐步的这个动力消失。

  2015-02-28 09:49:13

• 齐建国:

  结构红利消失，过去30年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可直接大规模复制生产能力的原材料型、重化工产业的产能，逐步接近工业化需求的天花板，虽然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仍会继续增长，但未来5-10年内它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我们不见任何的新生产能力未来5-10年都已经满足。以钢铁为例，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产能有9.9亿，根据我个人分析我认为至少有11-12个亿，去年是7.8亿的钢铁产能。无论怎么算，到2025年中国不用再建任何一个钢铁厂，你的产能可以满足2025年的需求，这些产能的投资需求就停止了，这些产业的增长过去可以大量复制不需要更高技术的产业，支撑增长的能力消失，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创新的依赖性非常大，可复制性非常差，难以接替传统重化工产业支撑经过的高速增长，创新的风险很大，高风险、高投入，我不同意未来投资就不重要，不依靠创新，不投资怎么创新？

  中国结构红利消失，这个图可以做一个简要说明。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人均年钢消费1973年达到477公斤，然后就下降了不再增长了，美国1973年达到高峰690公斤，德国1977年达到高峰625公斤，日本1973年达到高峰880公斤，韩国2004年高峰982公斤，之后出现反弹。也就是说工业化完成这些重化工产业夕阳产业逐步缩减，中国2014年人均钢铁消费580公斤已经超过英国，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东中西不平衡，地区发展有阶梯性，不可能一下达到像日本那样，我个人算大概人均到800公斤，2025年前后全国钢材消费量要到11.2亿吨，目前和2014年8月份相比还有3亿吨的增长量，十年增长3亿吨，平均一年增长3%就够了，而且产能已经建好完成了，未来就是更新和维护，不要新增投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从产业结构可以看出，资源型重化工产业，造纸包括房地产在内，八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总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2005年是45.5%，2013年降低到了40.2%，降低了5个百分点。相反，重加工型和电子类产品也是找八大产业，投资比例从2005年12%生长到2013年17%，增加5个百分点，也就是投资结构整个是从原材料型的重化工产业向着电子类产业及设计加工制造产业转移。建筑钢材价格1994年3400元/吨，当时是高度短缺，经过20多年，原材料都涨了好几倍，钢材价格2015年1月份，最低1900元，最高2600元，不但没涨价，相当于6折。昨天有好多讲企业困难就是价格不涨，投资品价格困难。

  2015-02-28 09:49:37

• 齐建国:

  生产率红利逐步消失。过去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逐步加快的，原因很多，来自于管理创新，大量的技术引进，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但是2000-2012年，昨天李平所长也讲了这个问题，用两种方法算，用传统方法算就是从2000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下降的，2000-2007年贡献率43.8%，2008-2012年降低到20%，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已经在下降了，甚至是零增长。这样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会出现问题。从长周期来看，集原始创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在宏观层面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没有引发或者产生生产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因而也就没有导致经济增长加速度。我们看美国、英国、欧洲一直是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只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

  红利消失四个原因：技术进步引进生产率增长率增长最快的制造业占比下降；生产率增长率增长慢的服务业占比上升。技术引进红利缩水。管理红利下降。

  环境资源红利消失。资源过去自给自足，现在70%的石油靠进口，铁矿70%靠进口、铜矿90%靠进口，天然胶90%靠进口，环保投入未来还历史欠帐，资源环境红利完全消失。

  2015-02-28 09:50:06

• 齐建国:

  净出口红利缩水。城市化红利缩水。过去每年一千多万人口进入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基数不断增大，城市化速率减缓。改革红利缩水，随着改革深入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普惠式的改革红利基本殆尽。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冲动型驱动经济增长动力下降。过去地方政府为制造经济增长业绩透支财政支出，导致债台高筑，导致大量产能过剩、生态环境透支，这种现象不可能再继续了。下一步改革难度很大。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平改革会抑制社会精英的增长激情。这七大红利，七大有利于过去增长的红利，不是消失了就是缩水了，所以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变为中低速增长。所谓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中后期，即将进入更年期状态，调整好了，调整的比较稳定，调整不好，出虚汗。七大红利缩水导致中国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常态。我们一直说产能过剩，一直调整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效果在哪儿？效果有限。美国1972-2013年的产能利用率平均81%，按照这个数字算，市场经济正常调整下，40年平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就是78.7%，20%多产能过剩是正常状态。中国钢铁的产能严重过剩，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产钢量7.8亿吨，说产能9.9亿吨，一除，正好产能利用率也是78.7%，一点不过剩。不是理论错误就是数据错误。这对未来一系列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最后几点思考。以人力资源开发形成新的人力资源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前提是创新驱动战略有效实施对人才形成有效需求。以制造业创新升级应对结构红利消失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与技术创新。以中国创造获取技术租金或服务出口弥补物质产品净出口红利的缩水，并激励扩大内需。以促进进城农民的权益城市化，促进新市民消费能力提升弥补城市化红利的缩水。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弥补生态环境红利消失。通过挖掘制度改革潜力，降低社会运转交易成本，提高商业自由化程度和经济效率应对改革红利缩水。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与重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无论如何，经济年龄进入更年期，增长速度减缓是不可避免的。

  谢谢大家！

  2015-02-28 09:53:12

• 李扬:

  下面有请胡滨。

  2015-02-28 09:53:23

• 胡滨: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我用20分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互联网金融的神话，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正确的看待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二是为什么中国互联网金融如此兴起，爆发性的增长根本原因在哪里。三是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主要的模式有哪些。由此根据模式来划分如何对他进行监管，最后这个故事的高潮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如何监管，怎么监管，谁来监管，是希望今天回答的问题。

  首先来看看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业面临的新挑战。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后，整个结构转型客观上要求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更加迫切的要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支持。二是新常态下，整个金融行业整体利润增长放缓、金融服务下沉，前期四大行的利润增速放缓，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这种情况下，金融行业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在新常态之下银行业、金融业如何转型，其中首要一点要求金融服务下沉，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客户，更加贴近百姓，就是我国将开始实行普惠性金融战略的要义所在。三是第三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伴随着旧常态之下所带来的风险也未可预知。这就是三大挑战。

  这里给出一个互联网金融对于金融体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主要是因为跨境、跨界的创新，依托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行业的创新思维，这是对传统金融业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新的冲击。从四个维度来看，实体经济方面，金融体系方面，居民和企业。在实体经济方面是信息产业和金融产业的融合，而且是信息产业主动出击。二是金融结构和产品市场的风险格局在金融体系受到互联网冲击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是居民，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市场化的金融收益权，平等的金融参与权得到体现，以前金融的高大上、白富美在这里会变得更加草根。四是关于企业，拓宽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展了市场空间。这是互联网金融对金融体系带来深刻的影响。

  2015-02-28 10:23:57

• 胡滨:

  说到这里，回过头看一看，整个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兴起，中国目前在全球互联网金融当中发展最为迅猛，起源于美国，但是美国、英国、欧盟各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爆发式的增长。可以看出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体现出了信息处理、资源配置和互联网金融支付系统三大体系当中的融合，这是互联网金融的要目。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做了一个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对比，信息处理、风险评估、资金供求、支付和供求方、产品成本等等做了一个对比，对比一下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可以看出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摒除了传统金融的弊端，更加贴近普惠金融的概念。比如成本降低，整个运行的产品简单，更加贴近客户，支付系统更加集中、统一、去中心化。资金的供求完全是通过去中介化、脱媒的方式达到。

  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前期有很多的争论，关于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颠覆性的理论，包括一种相反的观点，互联网金融就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互联网金融。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甚至在美国就没有互联网金融统一的概念，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就是借助于互联网、移动信息、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来实现的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服务方式。这里我们所提的是“金融服务方式”，不是金融业态。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它并没有摆脱金融的本质特征，本质上金融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在理念、思维、流程等方面有延伸、升级和创新，这是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从国际经验来看，互联网金融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业态，到目前为止来看，我们并不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反而是促进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之间的一种融合创新。从目前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互联网金融前期有了一种野蛮式的增长，在这里从今年开始要逐步的回归到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更多回归到对现有信用体系的弥补，更多的回归到实体经济的服务，包容性的增长上，不可能成为一种颠覆性的逆转。

  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五大模式。中美互联网金融的对比。从P2P的一个点来说，差距是如此之大。从余额宝来看，中国的余额宝和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极其类似，甚至没有达到美国当初货币市场基金兴起的时候的技术和高度，但是它的余额增长，2014年底已经到了5700亿，占整个货币市场基金的四分之一。当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我们总结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无外乎五种主要模式，这五种模式针对于将来如何进行分类监管。比如第三方分类系统，P2P网络接待，股权众筹，金融机构信息化，比如虚拟货币比特币这五种模式。

  2015-02-28 10:38:19

• 胡滨:

  关于五种模式的规模和影响。实际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严重的就是P2P，众筹、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宝宝类等等，这些对于金融体系总量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中国互联网金融目前来说形成了三大力量格局，一方是传统的金融机构的格局，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以后开始进行信息化。第二种是互联网企业跨界的经营，第三种是现在比较多向一种信息中介服务，比如P2P，网上的拍拍贷等等，提供的是互联网上的中介。这形成了三大格局。

  在这里我们列出了中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经济结构、金融市场、个人消费习惯、投资习惯四个方面的比较，试图回答为什么美国发明的互联网金融、起源于美国的互联网金融在没有这么好的发展，而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首先在美国，监管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覆盖了互联网的形式，我们关于众筹已经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基本空白。除了第三方支付，央行动手比较早外，其他的关于P2P、众筹，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法律的空白、政策监管的空白是明显的。由于没有规范的制度所以它才得以野蛮的生长。二是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结构以后，经济的竞争是均衡的。而中国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供给弊端导致了金融行业相对垄断的地位，这种情况给互联网金融，这种草根得到了生长的机会，借助空白的法律地带得以生长。第三种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在西方国家的发达金融市场本身已经是高度发达，而且有成熟的第三方支付、信用卡等等，而我们还在传统的金融行业垄断、高消费与消费者保护薄弱等等。本身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渠道相对单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普惠、便捷都引起了极大的需求。四是个人习惯，相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有完善的养老社保体系，较低的储蓄率，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投资者比较少。我国目前我们社会保障制度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者从众心理比较强，喜欢个人投资。

  2015-02-28 10:38:33

• 胡滨:

  余额宝的一些特点。最终的结论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国的发展有四个：一是金融抑制是互联网金融是爆发式增长的制度根源。二是金融服务与供给的错配是互联网发展的市场动力。三是快速发展的催化剂是监管不足和空白。四关于居民储蓄率高、个人化投资行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这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最后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来取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速度，取决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这个发展监管当局的态度至关重要，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速度、业务模式及组织形式。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是一种竞争关系，传统金融的反应和应对，会冲击到互联网整个发展的体制、市场和客户基础。现在互联网金融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自我竞争的过程，已经进入了开始自我淘汰和完善的过程。

  互联网风险分类的五大风险。总体的分析来说，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两面性，一个是机制的分散，管制风险。同时由于跨界带来了风险的传染性。当前五大模式中，目前风险最集中的是P2P网络借贷和互联网货币基金，总体来说互联网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由于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务，特定的环节、跨界的传染性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根源。

  最后，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先要谈的是互联网金融对整个监管体系的影响，金融互联网信息化、科技化存在着监管套利和监管规避。这对现有监管体系的有效性、针对性、完备性提出挑战。信息的安全、消费者保护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同时互联金融强化了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问题。这种混业经营情况下的异业的联盟，风险内在关联性从金融领域外溢开始向实体经济外溢，分业监管模式难以应对。

  2015-02-28 10:38:47

• 胡滨:

  目前互联网金融五大模式的监管现状。这些目前都是不确定因素，所谓监管现状，实际上是我们得到的各种消息，并不是真正已经明确了。

  监管评价。监管者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开放与包容的，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是监管当局的前瞻性研究和应急反应不足。当务之急缺少对行业的指导性意见，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互联网金融该不该管，涉及到定性与分类问题，谁来管，监管的主体问题，管什么，监管的对象，边界问题，怎么管、监管措施与重点环节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这样，首先要防范各业务模式之间的监管漏洞与空白，有空白的要弥补空白，有漏洞的要填补漏洞，目前是补救式的措施，先有了规范以后，下一步既然分业监管短期没有办法改变，对于互联网金融我们只能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强化监管、协调。随着将来的发展，未来监管核心是防范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这里列出了一些监管的基本措施。其中要在国家层面有一个指导性意见，有一个监管框架，还要考虑到要甄别各类互联网金融的模式，相对应的出台相关的条例。按照中国目前典型的分业监管还是谁的孩子谁抱走，但是这里要引入一个负面清单的监管制度，要知道什么东西是红线，什么是底线不能碰，在此之外的部分你是可以动的，非法集资、非法经营是不可以碰的。

  2015-02-28 10:39:28

• 胡滨:

  最后是关于分业监管格局，加强综合监管协调的问题，信息的保护以及非现场监管、风险监测、普惠金融，把它作为落脚点是消费者保护和信息安全。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环节大概有四个。这其中每一个模式都有重点的监管，其中当前最重要的、最严重需要迫切关注的就是互联网P2P的监管，其次是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对P2P来说欺诈行为、违约行为是监管重点，互联网宝宝们流动性监管是重点环节，第三方支付解决了备付金问题以后的身份信息确认是监管重点。

  小结。关于互联网金融，我们不可低估它对金融体系的冲击，但是目前来讲不是颠覆性的。现有的模式存在着五大典型模式。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但重点环节要注意把握就是P2P和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最后一点是互联网监管要强化功能监管理念，加强监管协调，防范混业经营的趋势下与分业监管模式制度性的错配，防范系统性风险。

  谢谢。

  2015-02-28 10:39:57

• 李扬:

  下面是学部委员发言。

  2015-02-28 10:40:04

• 张晓山: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上午好！

  我昨天听了李扬院长讲的要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所以改了这个题目“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农业农村发展对投资与消费的作用。新常态不可避免是经济下行加大，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哪儿？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消费，投资和消费失衡最终阻碍甚至破坏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达沃斯论坛李岚清同志参加，记者问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如何应对？李岚清讲中国有世界最多的农民，世界最大的农民消费群体，我们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费问题就不成问题。现在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加快的形势下，我们目光仍然投向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克强总理《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将近2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一直还没有发掘出来，这说明中国巨大消费潜力没有动用起来，发展空间很大。中国未来20年的中高速增长，农村潜力发挥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另一方面，说明造成城乡二元壁垒的体制机制弊端很难消除。一直是潜在的市场，一直没有成为正式的市场。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直接导致工业生产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没有坚实的底蕴。怎么样努力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重点。三架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一般说消费是慢变量，一下子不能见效，我认为慢变量也有相对快的成份，就是消费意愿和实际消费能力间差距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的弱势群体。有部分人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但没有钱。我们在座很多人，消费能力有，但没有消费欲望。

  现在中国的收入阶层五等分，最低收入是4747元，农民2013年农村的低收入人均纯收入2583元。实际上减轻负担，各方面提供保障，减负就是增收，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收入增量马上就会转变为消费。

  2015-02-28 11:00:01

• 张晓山:

  农民消费需求增长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在市场力量无法自发地改变分配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同样进入新常态，2014年跌到一位数的增长，即将进入更年期的中国经济，钱也挣得少。怎么把不宽松的预算用在刀刃上，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农村的民生状况。农村社会事业方面存在巨大缺口，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重点应该是社会事业，不仅是消费性事业更是投资性的事业，能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提升公民能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巨大缺口。整合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4年中央的公共财政的支农14404亿，产出1万2千多亿斤粮食。往往有一种说法中国农业花钱太多，产1斤粮食国家补助1块多。这是一个误导，实际上2013年13000多亿对农民的四项补贴只有1700亿，支持农业生产支出5402亿，促进农村教科文卫各方面是6040亿。但怎么样把这14000多亿的资金管好用好恐怕是一个问题。现在预算分配管理上是财政资金管理碎片化、多头管理、分散交叉重复，很多资金跑冒滴漏没有用在刀刃上。2005年马凯同志讲中央直接管理支农投资的17个部门，条条管理部门各自为战，交叉重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2005-2015年十年我们还在唱同一首歌《涛声依旧》，实际上问题始终还是没有解决的一个老问题，怎么办？源头上整合，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尽快启动中央层面的、部门层面的专项资金清理整合，切断财政管理中的利益链条。专项资金投资方向余项目的选择标准进一步明确。提倡参与式财政，夯实阳光财政的基础。原来看了预算法很兴奋，讲全口径的预算管理。今天听完高培勇同志的讲话马上觉得很沮丧，闹了半天很多原则都是教科书里的东西。看来真正落实还是有问题的。

  2015-02-28 11:10:16

• 张晓山: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农民工就近就地的城镇化，加大对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投资。2014年农民工27000多万，是多元的分不同层级，本地农民工本乡的农民工10574万，外出农民工16800万。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当初外出的1.5亿，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的农民工13.2%，有2000多万农民工实际上在县里干活回家居住。只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2011年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农民工的格局。现在更多本省、本市、本县的比例更大。农民工大概50%以上在省内务工，在省外务工的40%多。我认为农民工向外地城镇转移的重点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点是1亿多本地农民工，包括部分在乡镇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的。刚才潘所长讲的关于投资问题，地区资源配置格局失衡，不仅是生产性资源，优质的教育、文化、卫生资源也更多向这些地区配置，农村地区配置严重不足，欠帐太多。县城的基本公共服务远不能满足需要，小城市空心化是乡村空心化的延续和蔓延。所以政府把更多投资投向更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城镇提供更多优质公共资源改善基础设施，使企业家、劳动者家庭有比较好的环境创业发展，使上亿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首先要有就业机会发展有效益有需求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产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是考虑产业发展，不是考虑怎么解决公共资源，首先考虑的是卖地。地方政府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卖地的模式很难废除。去年7月一次会议上山东一个县讲现在要搞11个乡镇中心大社区，投资28亿，腾空土地18125亩。农民怎么办呢？农民上楼，几万农民盼上楼、抢上楼，不搞城镇化进程太慢。要把10个村搬到一个社区，社区规模不低于一万人，我说这28.75亿怎么来？他说我腾的地的指标，一亩地16万，只要指标拿出来，市里就马上把钱打过来，还是靠卖地。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未来怎么走一条不同的路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各个方面注重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依靠提高全社会多主体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参与方式，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谢谢！

  2015-02-28 11:10:35

• 汪同三:

  我先汇报参加这两天会议的感想。确实感觉到有点跟不上了，前天下午参加了讨论，发现社科院现任工作的研究人员水平是相当高，我们还得好好学习跟上。第二个感想，我们这个智库怎么当。智库要干两件事，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出主意。批判好了很不容易。我这些年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写一个辅导读本，辅导读本里绝大多数题目都是赞扬怎么好，唯一有一个题目是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个题目就给我写。我写困难挑战就是要批评，找现在存在的问题，很费劲。显然听完了这两天会以后，自己水平太差了，我们社科院各个方面的专家对当前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是相当深刻的。

  我想和大家汇报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也是对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一些建议。

  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怎么来的？从生产经济、经济计量学开始，最早的经济计量学是和生物计量学学来的。生物计量学很多数据，从数据中如何找到一般规律，是用计量学、统计学的办法来找出规律。经济学和生物学学习，搞出了经济计量学，也就是拿已有的经济方面的数据从中找到规律，研究问题。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上世纪，直到60年代都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在60年代的时候，经济计量学做模型、做经济预测。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发达，能够赚大钱的产业。后来怎么失败呢？70年代出现了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出现前，各个模型都在说世界经济会向上走，于是人们纷纷投资。出现石油危机以后，经济一下受到了打击，那些投资就全部赔在里面了，于是人们纷纷指责经济计量学，指责模型预测，于是陷入萧条。最典型的一个批判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卢卡斯，他说你搞的那些东西就像要给轮船装上翅膀让它飞，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这帮人得想办法找大生路，于是经济计量学出现了一次变革，所以现在的时间序列这样一套分析方法。它就是说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不同，生物学的数据就是这些数据，可以直接得出一般性规律。但经济学是比生物学复杂得多的一门学科，不可能简单的直接得出结论来。于是新的时间序列的方法指出来，要分析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在做经济问题研究和分析的时候要找到它的一般规律，长期趋势是什么，但不可能完全按照直线运动，要分析它的短期波动。

  2015-02-28 11:10:42

• 汪同三:

  中国来看，我们的长期趋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我个人理解，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个时代，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他为我们解决了方向的问题，要搞市场经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但他们那个时代，经济波动是非常大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这10年，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经济的总量搞上去了。现在能够成为世界第二，现在在世界上说话这么硬气，是胡锦涛那个10年取得的重要成绩。那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相对平稳的。当然它也试图实现和谐的发展但很难，没有完全实现。到了习近平这一届领导，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了，过去积累的那些问题如何处理我们要找一个新常态，还是在探索之中。所以长期趋势来看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但短期波动是应该要和国际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状态。我和雪松去联合国参加世界模型研究会议。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短期是向上走。发展中国家来看，非洲经济也是向上走，南亚经济、印度也是向上走，西亚经济也是向上走，拉美经济也向上走。现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短期波动是一种向上趋势。美国是向上走，欧元区也是向上走。巴西很差，也向上走。俄罗斯最糟糕，南非向上走，印度也是明显向上走。唯独中国向下走。短期波动上我们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长期趋势是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但短期波动如何和世界经济总体趋势相匹配，这是我们要研究，要争取和世界经济相匹配，要实现这样的结果。

  2015-02-28 11:11:31

• 蔡昉:

  昨天不在，今天参加了半天，不能作总结，就发个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还能够找到哪些增长引擎，需要哪些条件启动这些引擎。我考虑了五个问题，不可能都讲，我先把五个问题的题目说一下，然后讲一个算一个。

  第一，如何通过需求方因素和供给方因素的转换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提高。第二，如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如何在没有重大科技突破的条件下，中国如何通过后发优势实现创新驱动。第四，如何按照提高生产率的基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第五，如何把经济发展的短板转化为改革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第一，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相互转换的角度来看，如何实现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稳增长。目前，经济增长下行，汪同三刚才讲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最后他落在短期波动上，这是不同看法。现在相当多人赞成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下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林毅夫，从需求方，他判断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在8%，虽然后来他建议我们把增长目标调到7%，但他认为潜力是8%。官方表述这是结构性下行，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说这是供给方的因素。供给方的含义就是指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提高速度两者制约了你，只能在更低的潜在能力下实现经济增长。按照这个估计，我们测算“十二五”的潜在增长率，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估算，平均2.6%。因此可以看到，供给方的人和需求方的估计是1-2个百分点。60多万亿的GDP总量，1-2个百分点的含义这个争论就是万亿元之争，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就印了一句话，最近FT上有人写文章，引用了1977年詹姆斯·托宾讲的一句话，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哈伯格三角的含义是做福利分析，就是你的价格管制、垄断这些体制因素制约你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福利损失。但是最后的经验结论并不是特别大，大概是0.1个百分点的损失。一个奥肯缺口是指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间不吻合的部分，如果潜在增长率是8%，如果只实现了7%，就是低于潜在能力，这个缺口造成的损失是万亿元的。所以詹姆斯·托宾的意思是说体制不那么重要，更应该关心短期因素，因为一堆的体制因素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他们的争论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里忽略了改革的必要性，低估了改革的红利。

  2015-02-28 11:12:17

• 蔡昉:

  我们做了一个经验预测，如果我们能够在劳动力供给上，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通过培训和教育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以及让劳动力更快转移、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再加上生育政策调整，未来也可以得到1-2个潜在增长率叫改革红利。拿出来其实比哈伯格三角的收益还大。所以我们需求方可以有潜力，但更重要的还是从供给方，通过改革获得改革红利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

  最近也有人提出供给和需求因素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比如说，供给固然可以创造需求，如果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最后结果是可以把生产成本降下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外需因此扩大，内需也提升。通过供给方的发力，需求方的扩大，实现潜在增长能力的提高、实际增长速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在需求方发力，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比如有收入倍增计划或者实现了一个扶贫的攻坚计划，他过去买不起的产品现在可以买得起，因此传递给生产者一个信息，你也可以提高你的潜在生产能力。或者世界经济突然转好，对中国产品又有需求了，也是一样。但需求转成供给方因素有条件，从消费需求转成国内的供给因素必须假设这是封闭经济。也就是说，消费者消费能力提高了，过去承受不起的价格现在能承受了。假设没有外国生产者跟我们竞争，如果外国生产者生产的更便宜还是不买的。第二，通过投资也可以转化成潜在生产能力，比如建设了基础设施都是可以改善生产过程的，但是前提是生产不过剩，是真正有需求。这个条件也很重要。因此我觉得需求方和供给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是前者通过供给方发力，增加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是无条件的可以创造需求。通过需求一定能够转换成供给方的潜力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倾向于目前更多地从供给方发力。这是一个观点。

  2015-02-28 11:23:33

• 蔡昉:

  人力资本的作用。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可能前所未有的提高。日本一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他通过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分成不同阶段。最早是马尔萨斯陷阱，第二是进入政府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他加进了库兹涅兹发展阶段，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到了一定时期就取决于能不能通过人力资本保持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最后一个阶段是“后人口转变阶段”。按照他的定义，我们目前就是到了要通过人力资本把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阶段。我们做了测算，假设未来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和培训能够提高一个台阶，从数量角度提高一个台阶，可以给潜在增长率带来大约0.1个百分点的增长。大部分经验研究中人力资本贡献都比较小，也相对稳定。这里有两个，第一是最近有一个文献，他发现过去的文献都表明人力资本贡献没有那么大，不如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这个文献把人力资本的质量加进去了，一旦加进去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反而不明显，人力资本解释的权重大幅度提高。因此说中国不仅是人力资本数量第一，还要加强质量。对我们来说尤其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可能更关键一些。我想说我们最近的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也有一些不利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的方面。举一个例子，我们如何看待职业教育发展。我们看了很多国外，特别是制造业大国，比如日本、韩国、德国，他们的职业教育学校非常发达，因此现在我们倾向于学习这种方式。过去职业教育看似不太发达，因此加强是必要和应该的。最近我的学生在做一个相关研究。他发现两个现象。一、的确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它的增长更快。二、到了一定阶段，有的国家发生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职业教育又开始往下走。他们本来想概括为倒U字型缺陷，我不太同意。

  2015-02-28 11:24:09

• 蔡昉:

  原因是什么？可能有几点。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比重上升是因为到了一定阶段，可能产业的专业化，我们知道克鲁德曼的新贸易理论是说在发达国家的贸易是靠规模经济，这时候职业教育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创新暂时不那么重要。为什么有倒U字形曲线，是全球赋予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职能。全球化过程中最发达国家和不太发达国家，只要参与全球化，他们劳动力的职能就被完全重新分工。发达国家就是创新人员、管理人员的岗位增加非常多，也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比较不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的比重反而在提高。我们实际看到的结果是韩国、日本、OECD国家，特别是德国他们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的，下降速度相当快。第三，如果把中国搁在这条上升的曲线、倒U字形缺陷，把中国搁上以后，相对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的职业教育比重是相当高的。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要不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已经形成的高等教育再变成职业教育。

  最重要一点是劳动力市场的直接要求。今天把一些十几岁的孩子，让他学一种特殊技能，如果他能学到的话，实际很多也学不到技能，他们都在工厂里实习。但是谁知道未来10年，劳动力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前年经济发展论坛我参加的部分，我前面一位给美国总统当顾问的人讲，美国现在的岗位是20年前都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大部分都没有。他讲完之后，教育部鲁部长讲，中国要把一部分院校都改为职业学院，这两种看法显然不一致。我也担心中国处在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快、技能非常快、变化非常快，过去需要的技能可能今后没有了，今后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今天我们不知道。而德国、瑞士，造表几千年了，所以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着眼于未来而不是今天。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2015-02-28 11:32:13

• 蔡昉:

  科技突破。最近大家都在思考“十三五”的问题，领导也提出我们要预见一下，“十三五”期间会不会有重大的科技突破，世界性的突破。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更倾向于可能不会有。这个时候对中国保持稳定增长是不是有利？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利的。如果看历史数据，会看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技术突破，形成了台阶式的变化。自1750年工业革命后，看世界经济全球经济GDP增长没有间断，人均GDP增长也没有间断，我们知道有一战、二战，资本主义大危机，金融危机，但是所有这些从世界经济看没有间断。为什么？有两个。过去我们学经济周期理论我说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那是西方人写的，他说经济波动周期是从他的认识上，那时候世界经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候，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因为苏联保持高速增长。后来苏联一下跌了以后，西方经济又恢复了。最近几次经济危机也是发达国家好的时候我们追赶不上，他们落下来的时候，新兴经济体一下发展起来了。所以结论，技术突破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这样的，技术突破是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是相对平滑的。其中表现为每一个新的技术突破之后，最初利用这种技术实现比较快的经济增长的是前沿国家，按照需求发展技术创新。当一个技术趋于成熟，被他们用了很多以后，没有出现新技术突破的时候，这时候是后起赶超国家利用这些技术发展经济的好时期。如果说最近5年、10年没有大技术突破，中国最后赶超国家还有后发优势，可以把已经存在的技术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以这是一个机遇。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变化。过去都知道，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很自然就要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有一个困难，一替代资本报酬递减了。劳动力素质没有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没有改变，稳定的时候不断地投入资本会带来报酬递减，这是经济增长里面最基本的因素。但是新的互联网技术，人们叫做零边际成本社会。特别是新一代机器人出现以后，很可能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被改写了。过去我们说机器人的时候他是个机器，不是机器人，是按照你设定的一套动作做事。花那么多钱买一部机器，部分替代人员，但是过分的投入，增加了以后人管不过来，就报酬递减。但新一代的机器人是可以调整的，跟人一样可以学习，它的学习能力比人还快。脑子里加一个芯片就是搬砖头的。这个芯片换成另一个，他就可以干别的活动。所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遇。

  2015-02-28 11:33:01

• 蔡昉:

  最后，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率，或者按照生产率改善的原则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现在讲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人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人把现在减速归结为有很多产业结构调整本身是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比如从二产转到三产，三产的劳动什么率低于二产，因此说也是减速的一个原因。现在为止有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2004-2013年，粗略把服务业分为高端、低端，高端服务业的比重在2004年的时候71%，2008年变成69%，这次经济普查变成了65%，显然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逆库兹涅茨化的趋势。同时，我们也存在一个风险也是逆库兹涅茨化的，农民工过去逐年增长，去年只增长了1.7%，含义是什么？年轻一代人越来越少，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农村能进来的新的农民工是越来越少。到40岁以后农民工就考虑回家，这部分人回的速度快于进城速度。这意味着这些人从非农产业回到农村，所以也是一种逆库兹涅茨化的趋势。我们应该把产业结构调整看作是为了达到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方向做。第一，户籍制度改革是必要的，才能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是顺库兹涅茨化的。第二，不要人为助长产业结构调整。哪怕人为的助长二产向三产的转变，都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有人说最近三产的上升几乎全部来自于营改增。这个效果是短期的，过去没有营改增很多第三产业的功能就在企业内部。现在有了好的政策，可以分离出来。看上去生产率没有多少提高。这是一次性效应。未来营改增会产生有利于真正的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果人为的推、人为的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可能造成逆库兹涅茨化的倾向。

  2015-02-28 11:41:58

• 蔡昉:

  “十三五”已经有一些新的思路，比如说发改委提出政府不要人为的挑选，这是比较好的说法，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应该有这样几个思路。当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一部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推动的一些增长被挤掉了，本来是好事。既然是增长率从10%降到7%，三个百分点的减少一定会造成企业的困难。大家都相应减了3个百分点的生产，再一部分，当一部分新生企业，生产力更高有竞争力的企业成长出来，一部分企业会死掉。所以产业升级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就要允许，我们希望创造性的结果，但也压接受破坏的不利方面，没有破坏就没有创造性，这时候正像总书记说的要有历史的耐心，要有定力。只要符合创造性调整的过程就可以接受。产业可以破坏、企业可以破坏，但人不能破坏。因此这个时候创建一个保护好人的社会安全网络是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个时期看上去社会保障、社会保护、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其实它是让我们心中有底，能够保持定力的安全网。当然这也有利于扩大需求。

  2015-02-28 11:45:38

• 蔡昉:

  发展短板我点几个题。第一是农业，农业是短板。有的领导算出来，如果按照50亩作为一个家庭农场，最后只需要4000万亩耕地，那些怎么办？谁给他创造就业。反过来看今天潜在生产率下降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的，解除的劳动力可以更没有顾忌的进入非农产业。所以一定程度上存在短板转为潜力的可能性。第二个短板是贫困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现在8000万，马建堂说整体看是2亿左右。如果是2亿就是1天2美元的概念。2020年的基本目标，现在讲四个全面，第一个是2020年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时候还有2亿的绝对贫困人口没法接受，所以其实可以在最后五年形成一个像“87扶贫攻坚计划”一样形成新时期的扶贫攻坚计划，显著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同时这部分人还可以转换为需求因素支撑经济增长。第三个短板，区域不平衡，但恰恰是不同地区还可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大幅度外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创造更好条件让制造业更多地流向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中国版本的“雁阵模型”。

  谢谢大家！

  2015-02-28 11:45:45

• 中国网:

  中国网网上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关注！

  2015-02-28 11:4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