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分会场：新常态下的开放与改革_网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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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分会场：新常态下的开放与改革

活动描述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第一分会场“新常态下的开放与改革”定于2015年7月4日14:00举行。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主持人:
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先请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做报告，大家欢迎。

2015-07-04 13:52:06
甘犁:
非常感谢邀请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本来是想讲一个以前讲过的，正好昨天晚上新的数据出来了，我想周一的时候再报一个更完全的版本。今天可以报关于二季度股市的情况，是刚刚出炉的。

2015-07-04 13:58:22
甘犁:
所有的工作都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我把这个介绍一下，然后谈一下空置率，然后再讲一下股市。调查从09筹备，当时是7个人，现在超过了100个全职员工做这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调查，（图）这是全国的样本县，根据人均GDP随机抽了262个县区，今年会达到350个县区，是中国所有县区的超过10%，中国现在大概2900个县区。抽出县区之后，可以从国家统计局拿到居委会、村委会目录，我们随机抽了四个，抽中的四个是全国一千多个居委会、村委会，中国再也没有一个抽样的单者。我们派大量的人力到全国一千多个村委会、居委会调查，把每一套房子、每一条路仔细的绘制出来，然后进入我们的抽样筐，编上号。这是2013年用的手绘或者电绘的软件程序，今年是基于PAD、GPS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为我们是派学生访员去的，家长可以看这个系统，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干什么，实时的。

2015-07-04 13:59:06
甘犁:
所以这个系统目前已经全面实施，正在进行当中。（图）这是我们的系统管理程序，一个大屏幕告诉数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传回来，包括样本分布的情况，跟踪的情况，实时进行的情况，在我们所了解的，包括国外的抽样系统中是最为先进的，是完全自主开发的，我们有十几个人的IT团队，辛勤工作了两年，100多人包括有十几个人的全职IT团队。

2015-07-04 14:00:50
甘犁:
实施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当地机构的支持，我们的学生访员到当地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以后由他们带到社区。告诉社区工作人员这批人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不是卖东西的，也不是骗子。我们的学生访员由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请我们敲门入户，至少一次，得到了受访者初步的信任。但是随机抽出的受访者肯定是不愿意接受我们访问的，所以我们的访问他可能推托，他可能忙，找各种理由。我们的访员要反复沟通，不同的时间段要反复达6次，至少拒访3次，我们反复努力，让我们的拒访率达到了全世界同类调查当中最低的之一。这点我想提醒大家，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拒访的家庭和不拒访的家庭是完全两样的，所以如果你的拒访率太高，你的样本是没有代表性的，拒访性是衡量一个抽样调查最关键的指标。明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次，今年是2500人，这里面1000多人是上次调查中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运作机构，第一批将近一千人，我们要培训一千人将近56小时的培训，所以这是一个极大规模的超运作。

2015-07-04 14:01:28
甘犁:
我今天会讲的数据，因为我们获得是全国代表性的，达到4万户的抽样，然后记录，打电话回去，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拒访就很低了，使受访户了解我们，我们打一次电话还给他们钱，这是非常昂贵的调查。关于股市的数据刚刚出来，我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打电话时间不那么长，因为我知道你很多家庭信息了，再做各种分析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全国的拒访率保持在11%左右，城市16%左右，农村非常低。我们接受的受访户当中，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拒绝我们的访问，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2015-07-04 14:04:24
甘犁:
这个拒访率在全世界类似抽样调查当中是最低的之一，欧盟所有国家都做过类似的调查，最高、最低和中间的，（图），样本一定要讲它的代表性，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去比是很接近的，大量的数据和国家公布的一些数据是很接近的。比如党员的数，我们算出来党员数和国家公布的党员数是一样的，因为你是党员没有必要说不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说是，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时你会发现信息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有隐瞒数据时，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偏差。比如金融资产，存款数和央行公布的个人存款数，我们不到他的60%，所以还是有隐瞒的现象，这是事实。

2015-07-04 14:05:08
甘犁:
空置率之谜，为什么叫之谜？有些朋友已经知道，我去年公布了空置率，引起了一些争议，其实是蛮有道理的争议，蛮有意思的争议。之谜，我们的自有住房拥有率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城镇87%、89%，绝大多数人都是有房子的，这是我们的自有住房，这个数字在全球是非常高的，比发达国家高很多。高在什么地方，主要高在年轻人，中老年人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是接近的，年轻人自有住房拥有率远远高过发达国家。多套房拥有率，城镇家庭20%的家庭拥有多套房，就是2套或者2套以上。

2015-07-04 14:05:58
甘犁:
什么叫空置住房，就是我说的当有多套房时，你的房子没有租出去，你有2套或者以上的房子，没有租出去的房子算空置房。如果你在香山有一套房子，市里有一套，香山的房子只是用来偶尔居住，周末来一趟，算多套房，分成两类，一类是你确实多；另外一类是你在成都有一套房子，但是你不住，你在北京上班，在北京市租房住，这叫一套房空置。还有多套房空置，这个要讲清楚，22.4%。对我们来说，这个值是很容易得到的。因为很简单，我问家庭有几套房子，问家庭哪套房子有没有租出去，全国样本一推，城市一推，对我来说这个数据很容易。关键是后面的分析，我今天不讲细节，我想讲这个数出来之后引起的争议在什么地方。

2015-07-04 14:07:05
甘犁:
这个数在全球很高，在我们所知道的数据中是最高的。按住房类别，商品房的空置率最高，经适房空置率也比较高，下面的数据是目前中国城镇家庭的存量住房占比，（图），并不是所有的存量房都是商品房。大家有一个错觉，其实和我后面的“之谜”也是连起来的，商品房不到50%，中国城镇住房当中。商品房空置率一线城市远远低于二线、三线城市，一线是18.4%，一套房4.2%，多套房空置率14.2%，二三线城市27.6%，高十个百分点，这是数据的基本情况。

2015-07-04 14:08:18
甘犁:
这里面讲了很多理由，有的是效用给予的，收入高的多套房的可能性高一点；教育程度高的，周末来享受一下浪漫生活的也需要多套房比例高。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拥有适龄的结婚男性多套房比例高一些，适龄结婚的女性不显著。有很多原因是跟投资买房有关系，比如投资风险偏好强的，房价租金比高的，首套房收益高的家庭，多套房的情况高一些，所以理由是多元化的。22.4%，4900万套空置房，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和质疑，实际上很多质疑我把它归拢起来逻辑是一样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开始让我心里个很紧张，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我怀疑自己了。但是经过分析以后发现，这个谜实际不是一个谜，这个质疑是任志强写的，这是有道理的，他将从2000—2001年，五普和六普的数据，中国城镇新增7千万家庭，这个数据没有质疑。

2015-07-04 14:09:23
甘犁:
第二，所谓的新增住房有多少，98年以前城镇没有空置房，那时候房子缺，现在才开始出现空置房，所以增量对增量是可以的。98年以前没有空置房，新增的7千万个家庭，新增了多少住房，他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加起来104亿平米，拆迁面积没有公布，他说的是30亿，我估算是23亿，差别不大，就算30亿，扣下来70亿平米，平均100平米，七千万套住房，所以城镇新增了7千万个家庭，新增了7千万套房子，怎么算也算不出5千万的空置房来，所以是之谜。我是一家一户问出来的，他从大数算，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谜在什么地方。

2015-07-04 14:10:29
甘犁:
那天我看到了他的博客以后，我把我的团队叫在一起，我说我们错了也要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团队今天晚上不能睡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搞到早上5点，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大家满意的回去睡觉，后来数据越来越多，我们才知道中国的自有住房空置率谜在我们对城镇化非常错误的理解。所谓的中国城镇化，就是我们新增的7千万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是怎么回事，一般的理解什么叫城镇化？就是农村居民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到城里来生活和工作，叫做扛包进城，就是主动进城，他们在城里租房或者住房有刚性住房需求。这也是任志强和大批投行学者、大批业界研究人员对城镇化的理解，这也是我本人在这之前对城镇化大面的理解。但是我们忽视了城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香山这个地方原来是农村，清华原来也是农村，但是现在怎么可能是农村，都变成城镇了，所以我们的城市在不断扩大，当城市不断扩大时，原来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居民实际上按照规定也变成了城镇居民，他的户籍不一定变，我们的城镇化不是以户籍为标准，是以常驻地为标准。

2015-07-04 14:11:23
甘犁:
他们忽略了居住地由农村变成了城镇，当地的农村居民也因此统计为城镇常住居民，他们也是七千万、八千万城镇的一部分。他们非常不同，因为他们是带房进城的，没有挪窝，原来就居住在这个地方，房子没有动，编码变成了城镇，统计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变成了城镇化的一部分，但是他带着房子进来，他没有住房，没有立刻的住房需求，这些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深究过这个问题。

我到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找，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从2009年到2013年历年统计区划和城乡分类代码，这个代码全国70万个社区，每一个社区的代码都公布了，知道这个社区的变迁情况，从农村变到了城镇，每年将近一个百分点。中国的社区从农村变成了城镇，如果人口是均匀分布的，当然人口不一定均匀分布，每年将近一个百分点的中国城镇化率，中国城镇化是1.1—1.3个百分点，每年一个百分点的中国城镇化率是不是编码城镇化，是被进城了，所以这个数一定小不了。问题是把这个数找出来，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按照一年1500万进城，建这些楼肯定是多了，他们带着房子，中国的城镇住房增量远远不止这7千万套，城镇社区占比从25.67%涨到的29.48%，现在有很多详尽的分类。

2015-07-04 14:14:20
甘犁:
2009—2013年的数据表示，我们打电话问了每一个社区，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城镇，90%说不知道自己是城镇，但是社区编码里面清晰的表明他们已经变成城镇了。原来我想象的城镇化怎么做的，统计局没有错，比如我和张老师，我的正中心是城镇，张老师所在的地方是村委会所在地，是一个自然村。我们两个有一条路连上了，连上的周围大概其都有建筑，不全是农地。但是张老师那儿实际有五六个、十个自然村，他那个自然村就是泛城镇化，其他的村也都划到城镇，很远也是城镇，因为中国最小型的单位是行政村。因为太粗泛的规划，可能把问题搞复杂了，今年我们的会把问题搞清楚，自然村和行政村的差别会搞清楚。即使我认可城镇化的定义，这一点也是不够细致的。人口超过一半，这是我们对整个城镇化，对整个中国人口的分类。你会发现在这些进城的农业户籍在城里常住人25.3的的人口当中，14.3%是被进城的，编码城镇化，11%是主动进城的，扛包进城的，不能完全忽略这个数据。

超过一半的家庭，7千万、8千万家庭中超过一半的是编码城镇化的，这是好大一个错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我们犯了错误。你去和开发商讲，他们再用城镇化数据参考，不一定是主要因素，主要是参考。把数弄错以后，大家建了那么多房子，无限的需求会过来，房子空着了。房子也卖出去了，卖给想投资的，想给儿子娶媳妇的家庭。

2015-07-04 14:16:11
甘犁:
我们算下来不是70亿，是140多亿，中国的新增城镇住房，所以5千万套空置房，从大数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不会有大的差别，22.4%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对城镇化的误解，中国多建了几千万套空置房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也希望我们的学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那儿，好好研究分析，这么大的问题都搞错了，不应该。（图）下面的图完全是农村，但也是城镇，因为村委会所在地还像点城镇，但是其他地方完全是农村。今年秋天我们会把这个数做调整，根据自然村，根据这么一点点差别，用国家统计局完整的定义，中国平均是自然村一个行政村，这个数是能够找到的。

2015-07-04 14:24:56
甘犁:
下面说股市，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情。每个季度我们都发季度报告，100是中性，去年一季度到今年，一季度是99.3%，去年一季度先跌下来一点，去年第三季度涨到了109，四季度115，今年一季度是113，这季度是94.5，我们整体的市场已经悲观了。炒股家庭盈利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大多数家庭还是赚钱的，不要听那些人在外面乱说，6月19日暴跌后有58.2%赚钱盈利，暴跌之前是75%盈利，炒股的家庭当中。

但是，整体的悲观，持股家庭还是乐观的，还是希望涨，从142极度乐观，变成了110，还是乐观的。我觉得中国股市不会崩盘，按照这个数据看起来，持股家庭还是乐观的。他们主要是观望，56.3%是观望，减持的比例超过了增持的比例，增持的只有11.7%，增持一点或者减持很多的是30%多，这是我们的持股计划。盈利家庭的行为更加多样化，亏的家庭非营利的家庭基本不变的比例还要高一些。最近一周，我们的数据到6月23日，会看到100次不变，低于越多减持越多，6月19日降下来以后，20日那天一下很多家庭就准备冲上去，还是有很多家庭当时觉得该冲了，但是看到整体都是要减持的，在80%左右，到23日为止变化不大，往上略有上升。亏损很多的家庭减持多一点，盈利的家庭是稍微等一等的。老股民的减持比例更多，新股民减持情况少一点。

2015-07-04 14:25:45
甘犁:
最后再给一个数据，股市对房市已经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个数据和证监会的数据类似，炒股的家庭当中借钱炒股的比例并不高。3.7%的家庭是靠融资融券，0.7%是从银行正规的贷款，1.7%是民间借款，总共是6%左右的家庭借钱在炒股，大多数家庭还是自己的钱。如果是暴跌是平仓所致，不是散户。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会看到，炒股和非炒股的家庭买房购房的比例是差不多的，都是百份之二点几。但是到二季度时已经炒股盈利的家庭有4.8%，这些家庭把股票卖了之后买房，股市对房子的推动作用在今年二季度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包括深圳在内，深圳的数据太少，全国的数据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我的观点是：整体预期看跌，后市缺乏新鲜助力，疯牛已经结束。持股家庭仍然看好股市，不会崩盘，逐渐减持将会是主流。

2015-07-04 14:27:26
主持人:
下面有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演讲。

2015-07-04 14:28:52
田国强:
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我从第一届就参加了，基本上只要没有事都参加。熊彼特说过，一个经济的科学家，我是科学的经济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三要素：第一个是理论的，应该有内在逻辑分析。第二个应该是历史的视角，第三个应该是统计。

甘犁刚才满足了三个要素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统计的，这个非常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数据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数据的预测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甘犁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把最近三天的加起来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前三天抄底的肯定没有超过，一旦赚钱了大家去买房子了，但是现在全被套住了看他还买不买房子。

我希望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上午我也听了刘树成、张卓元老师和许宪春讲的，他们都讲得非常好，99%的同意。对于经济的判断，中间线也可能，中高速的判断我也赞成，在今后五年达到7%是有可能的，但现在实在无法乐观。可能和中央写文件或者是政府官员有关系，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需要怎么做，当然非常重要，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要弄清楚。但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去做？这个大家都不敢谈。

出现了股市的问题，出现经济下滑的问题，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得非常之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吗？为什么股市大涨，现在股市又这么大跌，为什么官员现在不作为？为什么经济这么大幅度下滑，会是新常态吗？到底是让市场发挥作用还是让政府发挥作用，政府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2015-07-04 14:29:32
田国强:
一旦把边界界定清楚，就是方法，怎么解决一个好的制度的三要素。首先我们没有认为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必须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和服务，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是不作为。政府官员的执行力怎么看？前两天人民日报评论部找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谈县委书记怎么执行，后面的部分是我的，前面的加了一段话，“习主席亲切的会见了”，我作为一个学者“亲切”两个字写不出来。怎么解决法治的问题，对干部的规范问题，对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对经济人规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界定清楚了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再就是民主问责的问题，如果民主问责的问题不解决，干部问责的问题不解决，社会监督的问题不解决，从逻辑来分析，还是从数据来分析，是非常不乐观的。大家都认为形势在好转，今天上午听了许局长说的，没有乐观，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2015-07-04 14:34:06
田国强:
我们这个是两个美联储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经济学家，十几个绝大部分是海归，我们正在打造中国最大的宏观模型，我们不是简单的像国内的单位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这是远远不够的。所谓Counter-Fatual，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如果政府要达到保7，保6，保6.5，要花多少钱，降多少准，降多少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大家都有点怀疑，上午说基尼系数是0.47，甘犁教授有一个数据是0.61，差距这么大。保7%，一个不顾一切代价，第二个统计局，我们现在根据Counter-Fatual和policy的模拟，无论是从乐观预测，也就是今天上午讲的“一带一路”。我说老实话，我感到很怀疑，区域政治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把钱丢进去了，包括基准预测。我们本来说第三季度是降准降息，没相到6月27日就降准降息了，悲观预测，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的量化政策推出来，还是按照克强指数，用那个指数，根据货运量来预测，事实上无论是乐观、悲观和基准，预测是不太乐观的，保7很难，基本是非常难的。更麻烦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数据做出来，只能是预测。经济下滑可能是这么严重，但经济下滑伴随着通货紧缩，经济会麻烦更大。

2015-07-04 14:42:01
田国强:
尽管要保7，但我必须要说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本性的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没有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技术治理的逻辑，没有让一些有利于创新的因素出来，比如说民营经济，我觉得达到今天上午刘树成老师说的一路走好的愿景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经济走势及其主要问题，通缩风险显现。尽管CPI还没有对付，但是也很难说，增长需求面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投资、进出口的情况来看，情况是不太乐观，并且价格指数一直都在下降。（图）这里面给了经济走势图，我们用的是非累积同比增长变化情况，现在我们的经济非常不乐观。曾经发生过几次，一个是在90年时到了低谷，另外是09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个低谷。在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相当不错的时候，国内的政治经济这么稳定的时候，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下滑，我觉得是让人感到不是乐观的。从数据来说，刚才甘犁老师从数据得到了结论，他没有错的，比如买房子在增加，没有变。

根据数据，消费总体比较稳定，但我敢肯定的说，如果股市还这么掉，不说买房子会上升，肯定会往下走，股市如果继续下去，一定会影响到需求，一定会造成实体经济的损害。这一块数据上还看不出来，我们现在还赶不及，因为形势发展比我们算得还快，我只能用内在逻辑分析，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家需要用逻辑的、历史的和统计的来作出判断。我认为消费总体经过这么一波股市下降，会很严重的影响实体经济，即使股市再涨，由于我们的股市就是一个政策市，根本没有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拿出来，甚至把房子卖掉以后进入股票市场，所以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为零，现在为负。

2015-07-04 14:51:14
田国强:
工业需求持续低迷，企业利润转负，亏损数增加，投资需求收缩，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速度快于总投资增速下滑速度。也就是说现在尽管政府要保7，要刺激经济，但是现在出现了三难，财政部的钱发下去用不出去，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民营企业需要得到审批的手续现在做不出去。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这些人，现在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做事，就是政府部门执行问题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出口增速大幅放缓，进口实际也在下降，但好像我们有顺差，但是顺差的原因就是进口数量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是被动的增加，社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股票融资增长较快，居民的储蓄减少了5万亿，一定是打了水飘了，很快就会影响到银行业、金融业。如果股市波动性加大，非经济金融机构现在股市这么大幅下跌。在利率下行的形势下，很快会影响到银行业、金融业，股市泡沫一旦破灭，散户财富将大幅度削减，从而进一步拖累消费的增长。这里还没有数据，再等到一个星期可能预测就是非常一样。李克强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就看出这个指标，很难作出水分，如果按照克强指数进行预测，我们的估计是比官方公布的要低0.4—0.5左右。

2015-07-04 14:54:21
田国强:
第一季度真实的GDP速度显著低于官方统计数据，金融系统的风险主要在银行。现在银行利润损失，由表外业务转移到表内，坏帐在1400—2800亿，这样银行的利率差不多1/3到2/3被挤掉，所以银行风险加大。地方置换短期好像解决了地方债务问题，但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长期的利率上升，为下一步经济发展和产业升值作出巨大的贡献。另外是不作为的问题，这是经济走势和主要问题。

现在看一下主要的指标，假定第三季度降准50，降息25个基点，现在已经做了，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就看“一带一路”，假设2015年今年下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增长，政府支出分别上调2%，在这样的好形势下。悲观的估计，假定美联储的量化政策推出来，假定下半年新兴国家对我国出口的需求降低15%，我们这样进行估计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来，GDP是第一行里面6.9、7.0，（图），对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的预测，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到第四季度是7%。基准预测，最高的在第四季度只有6.7，第三季度6.6，悲观预测是6.3、6.4，也就是说最乐观，假定所有的政策做到，7%，如果用克强指数校正，大概掉了0.4—0.5%，所以保7和达到7%是非常不乐观。

我们通过这个模型不同方法反复试调得到的结果，分开对数据进行预测，如果说政府一定要达到6.8%，按照基点6.7%，悲观6.5%，实际是6.5、6.3、6.2。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假定增长目标是7，就是第三季度除了刚刚开始6月27日的已经将准降息，还额外的对货币政策做什么，就是再降准50个基点或者降息两次25个点，这是乐观的情况下保7需要做的。

2015-07-04 14:57:10
田国强:
如果是基准预测，降准50个降低，同时降息2次，如果是悲观的话也有一个结果，不光是货币政策，财政支持投入要增加10%，就是政府再投入16.7万亿，09年中央补了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18万亿，20万亿带动了最近几年的经济还在消化，一旦这么做实际对后面的结构又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这是按数据统计来说话的。

我刚才已经把我结论说了，造成当前经济下滑的基本原因当然有周期性，但这个周期性太长了，已经上涨八年了。除了结构性因素外，我觉得目前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使“三难”现象出现。根本原因从大的制度方面来说，就是没有解决好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文件中说的非常好。十八大三中全会写我那本书的时候，我的高兴、振奋、或者是亢奋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改革往回改也叫改革，现在看看股市，看看我们给经济的这些政策，完全是又回到了原有的计划经济或者说一旦遇到问题就是相信政府。股市这么大涨甚至大跌，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官员造成的，没有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发展性的政府，仍然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这么“三重三轻”的现象，没有解决，甚至是更难。

2015-07-04 14:59:38
田国强:
我非常同意新常态是中高收入，即使下降也是缓慢下降，我们当然需要纠正GDP中心主义，这个肯定不行，造成公共服务远远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不要这个指标，要这个指标的同时需要把教育、社保、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指标放进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改革的方向，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哪些政府应该退出来的，政府不应该干扰这个市场的，这是最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看，中国的改革像过去30多年一样，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放和开，也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如果说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不行的，应该让市场充分竞争，。现在国企的改革是不是往回改，国企改革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唯一的纽带，国有企业互相之间不竞争，谁都知道竞争是产生效益的，同时国有企业一垄断，民营企业怎么能进入行业？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得到中长期的发展。

2015-07-04 15:03:06
田国强: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要从要素驱动向市场驱动到最后的创新驱动，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他们才是创新。不要政府去做，政府提倡的创新是从来不成功的，美国所有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做的，我们国家的淘宝，互联网金融，这些出现是国家做的吗？所以我觉得国有企业不解决好这四个问题就不可能搞好。我不是说一定搞不好，如果解决不了这四个问题就没有搞好，就是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腐猖獗的问题，挤压民营经济的问题，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股份所有、混合所有制，在20年前我就研究了。你说占大头，如果占大头怎么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这里面都发生过。

即使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清楚，必须要解决的是政府观念执行的问题、不作为的问题，规范法治的问题。规范法治和法制最根本的区别法制不光是规制经纪人，更重要的是规制政府行为，这三个必须要引进民主监督的制度，包括干部问责制和社会媒体监督。谢谢大家。

2015-07-04 15:04:19
主持人: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

2015-07-04 15:07:27
胡乃武:
我发言的题目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及其情景。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2年的34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8%，一直处于持续高增长之中。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年平均9%多的高速，紧缩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种紧缩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时的减速，而是将可能持续许多年时间。所以我们把中国经济的这种中高速增长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今后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符合商品产业引进规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为了正确的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更好的适应新常态，积极的引领新常态，就要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六个基本特征：

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新常态下的重要经济阶段性是怎么形成的？首先从规模上说，经济增长的坚决性是由内在条件所决定，因此我们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即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进行分析。从投资需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投资相对饱和，而新技术投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互联网+”的投资则潜力巨大，这种投资内容的变化就决定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从消费需求来看，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到小康的飞跃，过去那种粗放型、排浪式的消费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主流。追求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绿色消费，消费需求比重日益增大，这就使得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2015-07-04 15:07:45
胡乃武:
其次，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靠要素投入向主要靠技术进步转变，使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增长实现的，进入新常态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劳动成本上升，是由于环境的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在靠强化要素投入来实现高速增长已难以维系，必须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之路，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显现出阶段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很大，经济增长的基数很小，每增长百分之的绝对量很少，经济增长潜力比较大，由此就容易实现高速增长。大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量大大增加以后，每增长百分之一的难度要比以前大多了。相应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就相对缩小。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进入新常态前为10%左右，“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为7%—8%左右，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形成阶段性，从而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也证明，一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进入中高速阶段以后，都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日本从1959—1969年这十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4%，而1969—1979年这十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仅为6.3%。韩国1978—1988年这十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988—1998年这十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这是第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阶段性。

2015-07-04 15:10:26
胡乃武: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质量效益性增长。在新常态下，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却未提高。在新常态下，我们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应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取得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却不容忽视。据中国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性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进行的预测表明，20世纪80年代自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1年以来，这一数字虽然有所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达4%。如果扣除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之路。

2015-07-04 15:11:57
胡乃武: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性增长，在新常态下，为了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必须走创新驱动之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创新驱动性增长。国际经验表明，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由此可见，创新驱动性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相当于GDP 1倍的高投资，已经接近GDP 10%的进出口支撑的，这就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驱动性增长向创新驱动性增长转变，工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任务。欧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工业是创新最活跃、创新成果最多的领域。只有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创新，把工业发展的动力转变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我国的工业才能够从全球价值链低端方向向高端方向跃升，才能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提高质量和效益型增长转变。

为了实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要走中国特色自自主创新道路，深化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加强企业创新驱动的主体地位，着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建立科学技术有效支撑创业发展的机制，着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2015-07-04 15:12:55
胡乃武:
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结构优化升级型增长，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要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概括的说就是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谓加强第一产业，就是加强能源的基础地位，使农产品在数量品种质量方面都能与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相适应，与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此，既要保障粮食安全，把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固定在1亿万斤，相应的就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提高第二产业，就是要积极发展政治性新兴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着力淘汰过剩的落后的产能，新兴产业是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政治性新兴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其快速发展。

2015-07-04 15:14:32
胡乃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很快，2011年我国的装备制造规模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目前只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就必须认真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把我国制造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提升。

我国产业结构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服务业发展滞后，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1%，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为72.5%，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平均为53%。服务业的结构不尽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等行业规模过小，数字比重过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服务业的需求相适应，尤其要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网络、技术软件和科技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发挥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15-07-04 15:15:42
胡乃武:
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78年至2012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1978，第二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2.3%，第三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7%。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23% 上升到46.1%，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2%，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6.5%的贡献率，就是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开始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情况下，我国每年的新增就业总量却高达1300多万，比此前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时期每年新增的就业量还多出300万，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后我国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比重都将逐步提高，力争达到70%以上，形成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新的就业的第一大产业，这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六、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了区别高速增长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2005年除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最新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33位。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强化，这就要求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向绿色低碳循环转变，花大力气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

2015-07-04 15:17:05
胡乃武: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我国经济学界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难以实现7%左右的高速增长，只能实现6%甚至更低一点的增长。另一种意见认为，7%左右甚至更高一点的中高速增长是可以实现的，我自己同意后一种意见。应该说我国进入新常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必要性来说，按照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左右。从可能性来说，进入新常态，我国潜在增长率可达到7.6%，具体的说，新常态下我国之所以能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理由和根据：

2015-07-04 15:18:03
胡乃武:
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仍然出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在新常态下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国际国内条件。从国际机遇来说，主要是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我国争取较长时期内和平环境来发展我国的经济。从国内机遇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区域化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赢正在深化。国内外需求潜力巨大，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会有力的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2015-07-04 15:18:38
胡乃武:
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一方面我们建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为了最终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在新常态下还必须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建设。由此引出的强劲的投资需求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5-07-04 15:19:30
胡乃武:
三、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我们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为了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制定和实施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道路，走一条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即效益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道路。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结合一个时期就能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即促进约促进1亿农民人口转移到城镇落户，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城镇化。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人口预计达到8.5亿人左右。

2015-07-04 15:19:52
胡乃武:
从上述五个城镇化的道路和发展目标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观点：一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由于能更好的发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助、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所以，必将有力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二是三个1亿人问题的解决，使转移到城镇的农民真正转移为市民，从而必将使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必将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三是三个1亿人的落户城镇，必将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建设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劲的投资需求也必将拉动经济增长，也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四是区域协调发展将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高速增长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区域发展中尤为明显。为了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先后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决策，大大激发了区域发展的活力，区域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日益增强，有力的支撑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2015-07-04 15:21:59
胡乃武:
四大区域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四大区域各自经济获利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必将有力的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到目前为止，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 55722元，中部地区为32427元，西部地区为31357元，东北地区为46024元，东部地区人均GDP 1%，中部地区为56%，西部地区为0.54，东北地区为0.8。随着协调发展的推进，区域差距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潜力，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将为工业经济的增长贡献更大的份额。2008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全面加速，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2.4%，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3.3%，中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2.1%，都超过东部11.1%的增长速度。2008—2013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扭转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增长东快西慢的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2015-07-04 15:28:59
胡乃武:
五，“一带一路”的实施将为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惠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一些国家，覆盖60多个国家，世界50亿人口，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有16个省份，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五个，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西南四个省，以及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五个省，以及山东省。

“十三五”战略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优化区域经济框架格局，拓展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二是必将更好地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三是为我国对外开放拓展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延伸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与我国有着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实施“一带一路”对我国各地区沿海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四是“一带一路”东起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到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连接起一条横贯东西的巨型经济带，从而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五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形成欧亚大市场，促进欧亚贸易的发展，预计双方贸易将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将达到1万亿元的目标。

2015-07-04 15:30:44
胡乃武:
六，全面深化改革将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整体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发展的某些方面。改革就是为了健全和发展生产力，因而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谢谢。

2015-07-04 15:32:19
主持人: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教授发言。

2015-07-04 15:33:24
张曙光:
大家好！听了甘犁教授的报告，关于空置房，我觉得很扎实，非常有意义。田国强教授做了很好的分析，提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作为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把问题点透。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厉害？其中一个原因是反腐带来的后续效应。

2015-07-04 15:33:30
张曙光:
第一个问题讲成绩。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后，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习主席讲要刮骨疗毒，坚决的反腐，王岐山书记主持之下，纪检委的成绩很大。

一，到去年年底12月28日，抓出来的中央管的贪官42人，其中省级28名，部级14名，其中有4个副国级，解决了过去刑部上常委的惯例。二，不光反地方的腐，而且军队的腐绝对不比地方少。到去年为止，抓出来15个将军级的贪官，上将1人。三，不光反大的腐，而且反小官的腐，到了去年，县级以下的腐大概抓出来3万多人。其中有些是小官大贪，比如秦皇岛一个科长，叫做马超群，从家里面弄出来1亿多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我觉得去年反腐最重要的成绩是境外猎狐。从7月到12月，半年时间从国外带回来了680名经济犯罪，其中290名是我们带的，390名是自首的，为什么自首那么多，后面再讨论。其中亿元以上的74名，潜逃时间最长的22年。我觉得反腐的成绩很大。

2015-07-04 15:36:02
张曙光:
第三，启示。启示也主要是从猎狐来看。大家知道腐败和反腐败确实是一场博弈，博弈的结局取决于博弈双方的策略是不是可持续的威胁。我们反腐要成功，反腐的办法必须是可置信，没有这条就别谈。我们现在来分析，不设禁区我觉得不是可置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贪腐这么普遍，大官大贪，小官也大贪。这种情况下，纪检委去抓，很多人就有侥幸心里，抓住认倒霉，抓不住就赚了，就是这么个结果。现在靠纪检委去抓，既然这么多，你抓得完吗？保持高压态势不设禁区，只能暂时挫其锐，抑其势，不能挖其根，更不可能铲除他的土壤，这是很清楚的。没有社会监督，光靠纪检委，大家都是看客。贪官不怕纪检委，而怕老百姓，怕社会监督，这才是根本。而且这样一种抓法没有解决监督者被监督的问题，纪检委也有贪官，事实也证明了。

2015-07-04 15:38:35
张曙光:
再一个启示，反腐公约和引渡协议也不是可置信的。因为没有利益激励机制，要抓国外的，人家支付成本，没有收益。我觉得猎狐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就好在这种策略是可持续的。威胁是很直接的威胁，所以现在把外逃贪官的退路给堵了，再逃也逃不出去，马上能抓回来，这才是关键。因为外逃的贪官不怕中国警察，而怕外国警察，外国警察要抓才是关键，外国警察能够抓，就是因为有利益。再加上我们派工作组，把可置信的威胁落实，才抓了那么多贪官回来，堵住了贪官外逃的退路，这是根本。

2015-07-04 15:41:48
张曙光:
下面讲制度化。我提出来官员公布财产，阳光法案的四步。第一步是公布财产，从上到下，从中央政治局开始，到下，到县，分期分批公示财产，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当然可以有补助，是第一步。现在让他公布就是上面带头也不行，必须有第二步，宣布大赦，只要公布财产，不管多少，赦你无罪，这样才可能公布。但是公布的可能是天文数字，老百姓答应吗？第三步是高额征税，征来的税给老百姓。现在没有别的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就按个人所得税法的最高份额45%征税，然后分给老百姓，不能收到财政当中。第四步是问责，刚才国强教授讲了问责，问责有三个具体的办法：第一步是按时公示，不公示要罢官，没收全部财产，第一部就要问罪。再就是公示了但不实，有隐瞒，一旦揭露出来同样罢官、没收产，问罪。第三步问责怎么办，就是公示了再贪污，加重处理。有这样一个安排以后，这套阳光法案就可以建立起来，有了猎狐2014，2015年还在继续，有了这个成功，证明了我这四步是可行的。为什么可行？过去反驳我的一些道理我认为现在站不住，有人说利益分享的安排不符合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精神。现在有了利益分享机制，能够落实，那不是正好符合了公约的精神吗？既然要落实，这就是办法。

2015-07-04 15:48:47
张曙光:
现在是腐败和反腐败在赛跑的事情，如果我们轻视了这个事情，一旦出现什么事件会是什么结果很难预测。我的结论，与其把弦绷得太紧，不如选择一种道德至上收放自如的安排。我觉得我的四步走倒可以立即实施，而且留下的财产也就不会像现在藏在墙缝里，完全公开了，留下的财产可以捐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把死钱变成活钱，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最后，既然大家在权衡，完全是经济学的说法，来看看成本收益。我觉得猎狐是一个大手笔，中央这个决策完全正确，而且是战略性的，谁做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高明的事情。既然可以分给国外50%，给自己人留下50%为什么不可以？道理我也讲了，应该留下。花50%的贪腐财产的代价，换来一个长治久安的机制，那个收益多大。如果这样解决之后，贪腐的问题基本解决，所以收益是很大的，何乐而不为。

世界上阳光法案的建立都是通过这个办法建立的，香港是这么走过来的，新加坡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不可能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四步设计既可以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的问题，官员、企业家包袱都放下来了，大家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长期问题，通过这样一个办法，我觉得解决了我们的宪政和共和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个妥协，就是个共和。怎么走到宪政公开道路上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会慢慢走上道路。谢谢。

2015-07-04 15:53:17
主持人:
下面有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演讲。

2015-07-04 16:09:44
沈坤荣:
非常高兴让我参加论坛，每年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个期待，来到北京，每次来学习交流，得到很多启发。我们这个论坛越来越接地气，从理论到政策，到各个方面，我觉得人气越来越旺，非常高兴。

今天我想以改革创新推进转型升级这个话题做交流。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潜在风险显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顺应全球化浪潮，经济高速增长。尽管中间波动很厉害，但是仍然以平均9.7%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如果按官方汇率计算我们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但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整个经济总量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与表现，尤其是2015年一季度，实际增长率7%，二季度没有公布，估计也是在7%左右，不一定达到7%，增长动力不足，潜力的风险显现。

尽管经济增速的放缓原因仍然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前几次，无论是结构性减缩，一系列效率的变革，都会使得增速有所下降，但是社会各界对增长阶段转化的共识正在增加。我去年做的报告是增长阶段转换与动力。国际经验来看，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实际上我们也到了一个减速的时期。

2015-07-04 16:15:30
沈坤荣:
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并不是单一的过程，如果回头重新审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两点。一是通过体制的改革，释放市场的活力，二是对外开放，取得学习效应。我们在一些理论文章、模型的构建，可以很丰富的把这两句比较通俗的话进行理论的解释或者是国际的对比比较，但是我们离开了这两点，整个增长动力就会有所变化，所以无论是前面的30年还是以后的增长，我觉得体制改革过程没有完成，实行对外开放有新的阶段。怎么样释放市场活力，取得新的开放经济的优势，从而推动经济路径向更高水平的提升，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种空间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到了阶段性增速后，这样的能量会减弱。

2015-07-04 16:20:08
沈坤荣: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潜在的增长率取决于三个方面，初始条件、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初始条件不可更改，资源禀赋没有太大技术性突破很难变化，唯一能变的改变制度环境来释放经济能量。这里面更多是从GFP角度考量，专家都在文献中有一列阐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的过程无非也是要释放制度对增长能量的贡献。这个过程目前还仅仅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旧的制度破了，新的制度还在建设过程中，如果不如何增长动力自然就下来了。最近下来有点快，从中速度的角度来讲在7%左右，区域不一样，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产业层面也不一样，制造业下降是非常厉害的，前半年去调查的时候明显感受到大量的国际代工企业，大量国际资本正在转移，低端的正在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工资有优势的国家转型，高端的产业又没有进得来。所以变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所以增长下来确实很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2015-07-04 16:20:56
沈坤荣:
需要指出，本轮经济下滑，制造企业纷纷倒闭。既有技术跟不上时代、前期投入过多，造成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也有无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出现歇业关门的企业，更有试图转型，但是却没有成功的企业。但是其中还有根本的原因，就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因素，我在《求是》杂志上写过文章，比如如何应对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今年也写过在适应新常态中培育增长新动力，对如何应对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4.0给我们的借鉴，使得我们有所空间。在08年以后，全球的循环结构被以往的结构打断了，08年以前整个世界基本处在消费国、资源国、生产国之间的格局，消费国主要是像美国，是私人消费、信贷消费，欧洲可能是主权、财富基金的脱离国家支持的消费，这是两大最重要的消费国家。生产国主要是中国，中国主要在白加黑，5+2的生产，正因为有了生产的可能性，才完成了工业化大国的建立，才有了整个GDP的增长，用的资源性生产，中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等等。

这个循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私人消费的中断，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独立性消费下降，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本身也没有提升，所以这种格局已经有所变化。加上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采取再平衡的政策和能源革命，使得美国试图成为新的生产经济体，至少是半个，他们的页岩气革命使得像俄罗斯这样的传统能源输出国躺着中枪。格局在发生变化，再加上美国提出来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来构建自我循环，使得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们这样的新型大国变成了非常困难的出口经济。尤其是在政治上有一些选择性的阻隔，使我们很多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的订单急剧下降，土耳其、泰国、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很多企业到外面去，一不小心订单就化无乌有，不确定性很大。

2015-07-04 16:21:46
沈坤荣:
刚才很多专家讲到，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目标函数变了，约束条件变了，刚才张老师讲得特别直接，找到了痛处。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前因后果来找。五六月之前经常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一些破除，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今天来看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觉得长远来讲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目前发挥作用还有待时日。全球竞争格局的演变导致开放红利暂缓释放，因此中国当下的经济情况是空前的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最近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局部风险的显现。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银行的坏帐，以及影子银行的问题。随着后来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想用资本市场的构建来弥补市场的不均衡，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金融之间不是很均衡。我们看到最近的经济确实下来很厉害，尤其是实体经济状况令人担忧，发达地区很多实体经济企业家把资产卖掉进入资本市场，我最近的又让他们受到了极大困惑，所以利润下降。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是这样的，真正调研的数据比这个下来的还多，因为发达地区税收问题有的地方不是真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回落，回落非常厉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在增加。

2015-07-04 16:24:58
沈坤荣:
从表面上看，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刺激政策退出后的投资放缓导致的，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但是民间投资不足背后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正在下滑。08年以前效率的改善还可以，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好像TFP贡献幅度在下降，08年之后快速的回落，而同一时期资本产出比大幅度提高，说明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更多依赖投资拉动，而效率改善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税收下降，公共支出是刚性的，收入是弹性的，支出的刚性和收入的弹性让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难以完成，财权和事权之间不对等的矛盾会越来越大。所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政府性基金中转进来的收入后，仅仅是增长2.4%，第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环境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6.1%。二季度的这个数据不会有太大改善，只有差，不可能有好。当然局部地区有所好转，比如苏南一带，纺织产业有所回升。但是因为前几天很多企业又把流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血本无归，还款都成问题。

2015-07-04 16:27:26
沈坤荣:
为此，从中央政府角度来讲，既要考虑好当下，更要着眼长远。三个方面好像成为了政策的共识，第一个是拓展发展空间，扩大增长总量。就是“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亚投行建设等等。这些来拓展发展的空间，到底“一带一路”怎么走，有多大实际效果，不管怎么说，市场的预期还是有所期待。第二是依托创新驱动，提升增长质量，这个意图很明显，借鉴德国工业4.0推出中国制造的2025计划，提质增效，按照官方的语言就是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这两个方面需要第三个来落实，就是落实改革举措，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落地，制度保障不可靠，前面两个就会前功尽弃。“十三五”时期如何驾驭内外复杂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中长期政治最重要的考量。

2015-07-04 16:29:56
沈坤荣:
总的来说两句化概括当下的情况和未来的政策架构：实现以外部拓展和总量增加的空间来赢得内部改革和提质增效的时间，这是从执政政策的落地到改善市场预期角度来讲。无非是用两个方面，当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就论坛切合的主题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经济增长和未来前景的设想。对于制造业而言，我想强调一下制造业，到了服务业阶段的时候，当然制造业的效率还是很高。但对中国来说，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产业功能，“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转型升级，还是需要重点关注。所以对于制造业而言，“十三五”期间如何转型升级，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根本动力，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以重大装备自主可供为着力点，强化基础制造能力，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按期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提供给我们论坛论文的一个说明稿件。

2015-07-04 16:32:28
沈坤荣:
政策层面来说有几点：在产业层面，按照做大、改造、退出、转型淘汰的基本思路，来打造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制造业发展新体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做大发展占领性新兴产业，力争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形成我国新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增长点。这在东部地区已经看到了一点曙光，转得快的地方就有好的收益，所以企业还是有技术基础。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低碳环保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这是德国工业4.0对我们最大的启发。

最近东部很多企业到德国去考察，到以色列，到一些国家考察之后还是觉得有很多借鉴提升的地方。探索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强化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协同定位的空间聚集效应，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真正把先进的制造业与划界过剩产能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兼并重组等方式，分流施策，消化、转移、整合、淘汰一批过剩产能，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演进，产能已经形成了，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淘汰改造，从施政角度来讲没有像学术研究这么理想化，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人要就业，必须要想办法，企业就在眼前，所以要实事求是做。要注重发挥经济杠杆、市场培植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一批相对落后的产业。

2015-07-04 16:34:14
沈坤荣:
在技术层面，大力实施科技强国和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开放融合、自主高效、安全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是以企业为主体，这里有几点值得重视：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我觉得科技体制是很落后的，通过渠道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快速通道。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同知名企业建立2025创新创业联盟开展联合攻关，企业微观主体是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技术怎么符合市场来进行打造，适用技术需要科技体制的改革。

加快提升重点领域的智能化水平。建设若干个面向全行业提供共性技术支撑和服务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和智能工厂，开发一批标志性的重大智能制造业成套装备促进工业机器人在关键生产线的规模应用。最近我在苏南调查，发现很多机器人企业，非常成功，尽管很小，但是有他独特的优势，很多企业在国防领域中有重大的现实应用，这些企业就是看到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希望。

2015-07-04 16:35:56
沈坤荣:
促进科技与金融等重大资源要素的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提升服务链，围绕服务链配置资源链，开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科技保险等一站式服务，建设一批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完善区域多层次新要素市场。在昆山一代，上海周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在浙江一带也有这样的有机结合的载体，使得我们创新的现实政策有了实施的途径。我们还是要找办法，要找到一些和企业嫁接的办法，怎么把科技和金融真正结合起来。我相信资本市场尽管在短期内有重大的挫折，但是真正好的企业，真正好的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符合我们国家创新需求的企业，仍然会有巨大的空间，资本市场也会认同，。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恐慌，还是要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要培育这样的市场。

2015-07-04 16:36:47
沈坤荣:
产品层面，大力实施质量品牌战略和质量提升行动，着力提升企业产品提档升级和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加快形成较为完善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比如服装，习总书记出访的时候穿了苏南的绸缎的服装，用了陶瓷这样代表国家技术的品牌项目，大家都很趋之若鹜的购买。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很大的消费品牌，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品牌。所以要实施工业产品提升行动计划，来支持企业以提升重大装备、关键原材料和基础元器件的加工精度、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和使用寿命为重点，加强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的开发应用。采用先进的材料成型和加工方法，在线检测装置提升产品质量。质量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喜欢买日本的马桶，就是因为质量很好。我们航天飞机都能上天，这点技术还是需要的，但是工艺质量很重要。

2015-07-04 16:37:59
沈坤荣:
完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和认证管理体系，制定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制造业质量、安全、卫生环保和能耗标准，实施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和流程追溯，强化企业质量的主体责任，尤其是食品。推进制造业品牌创建，引导企业制定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健全集体商标、原产地注册、国家地理标志等注册管理制度，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好的产额集群区域品牌。一定要推出一个集群区域品牌。

树立品牌消费观念，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我觉得软实力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口碑、文化，习总书记会见奥巴马总统，放在中南海里面比其他使得地方好得多，让他感受到中国边远的文化。比如宋锦同样是一块布了，作出一个包，作出很有品位的时装，怎么样做成一个很有品位、很有软实力，能讲出中国渊源流长文化的品牌，我觉得更符合品牌价值，这些方面值得思考。

2015-07-04 16:39:34
沈坤荣:
在企业层面，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注重国际化经营，突出特色化发展，构建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企业生态体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延伸配套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鼓励企业在海外并购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在人才和信息资源密集地区设立企业自我主导的研发机构，发展总部经济，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领军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整合国内外资源能力。

比如很多官方企业受到了贸易壁垒的限制，绕开了贸易壁垒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的成功经验。支持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在行业内位居前列、能够参与国际协作分工和竞争的行业单打冠军企业，构建不同类型企业的生态产业链，按照产业联动、企业协同、产品关联的组织体系要求，培育与大企业协作配套产业链上的中小型骨干企业、重点企业，形成围绕市场、技术等因素构建起来的新型大中小企业协作关系。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要成为大企业的配套，怎么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协同和配套非常重要。

2015-07-04 16:41:13
沈坤荣:
在布局上，按照错位竞争、优势互补、融合互动原则，加强区域互动，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现代产业集群，构建以产业园区为载体、链片点线紧密结合的生产力布局体系。我们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行为，不管它的行为是否合理，已经形成那么多产业园区，那么多开发园区，那么多高新园区，我们总不能荒废，所以要把现有资源整合起来，推动国内制造业产能在中西部有序转移，鼓励通过要素互换，合作兴办园区，企业联合协作，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安排东中西产业援助项目，在产业转移中实现提高升级。

2015-07-04 16:43:36
沈坤荣:
深化国际产业合作，落实“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境外制造业合作园区，推动我国部分优势产能走出去。比如江苏的红豆在柬埔寨搞了一个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就是对我们中国优势产能转移的一种国际合作典范。推动制造业集约集聚化发展，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善的现代产业集群，推动从传统空间聚集向生产要素整合和价值链提升转变。必须要有一系列具体的配套措施来推进。

2015-07-04 16:44:23
沈坤荣:
打造创新型产业园区，注重产业发展的精细化、特色化、差别化，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创新要素集聚，推动开发区由加工贸易型向创新型转变，并以产城融合为导向，推动开发区向现代化新城区转变。苏州的工业园区就是典型的，以前是工厂林立，污染在所难免，现在变成公司林立，变成产村融合，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区，一个崭新的城市形象就展示在世界面前，趋之若鹜的国际企业落户在这个地方，因为成本低于上海，又毗邻上海，投融体制又是一体化，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看到中国转型的希望。

2015-07-04 16:44:48
沈坤荣:
在政策层面，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制造业重点领域改革，创新行业管理方式，强化制度环境的建设，形成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些改革负面清单的管理是必须要实行的，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工业领域投资体系，优化信贷结构，健全直接融资市场。是不是用股票市场直接来提升，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值得考虑，但是时间机制要把握好，否则把社会公众的心态搅乱了，欲速则不达，有的时候稳健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弥足珍贵，这两天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不仅伤害了投资人的心，更损害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机制和社会的预期。所以决策者应该高度重视稳定社会预期。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建立透明有力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库，健全职业培训制度，进一步发挥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的主体地位。大量的本科高校转为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技工学校，市场需求会强大，如果做高端的制造，没有一定的高水平制造功能的队伍，是很难真正实现工业强国战略的，我觉得要在深化这些改革的时候让更多职业技术学院培育更多的符合精准制造、质量体系要求的高层次的制造工人队伍。

2015-07-04 16:47:45
沈坤荣:
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取向，实施结构性减税，改进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的税制，扩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优惠幅度，个政策还是要衔接的，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要有衔接性和阶段性，但是多予少取放活确实是正确的取向。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现在我觉得健全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制度，提高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的激励和约束，这不单单是社会需要，其他也需要，因为良莠不齐的企业家伤害的是整体，而不是个人。提升政府服务工业发展的水平，这是最重要的。制定重点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适时动态修订重点行业产业政策，创新工业管理方式和手段，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在加强行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我们下一步具体的落实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方面。

2015-07-04 16:53:53
沈坤荣:
本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我觉得任何的发展总是有阶段性，应该对中国未来发展还是要有信心，这种信息来自于稳健的政策推出，来自于良好制度的架构，来自于社会公众良好的预期，来自于强有力的规范基础的重构，而这种规范重构不但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落实到每一个部门的配套中，而不能是各自为政。

最近我们在基层调研，怎么样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预期，改变社会公众的行为预期，改变企业家在预期构建中的作用基础，我觉得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界义不容辞。现实的政策制定部门也要研究，接地气，而不是在政府部门中抄抄写写，还是要到市场中看一看，到企业中转一转，到火热的现实中去走一走，不但会矫正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还会增强信心。我从东部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好的迹象当中找到了很多信心，从传统产业的改造中看到了转型升级的希望，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前景还是很好的。谢谢各位。

2015-07-04 16:54:23
主持人:
感谢沈教授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张晓晶研究员和我们分享他对宏观调控创新的思考。

2015-07-04 16:55:03
张晓晶:
今天讲宏观调控还是比较切合当前的情况，现在无论是讲救市还是其他，在中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宏观调控，在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于怎么样能够认识到或者改善宏观调控，特别是在新常态下，能够创新宏观调控，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最近写了个东西，概括的方面比较多，宏观调控在新常态下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向去演进，我总结了九条，但是我不想讲那么多，捡几个重要的来讲。

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大家听起来是给中国宏观调控唱赞歌，在理解中国宏观调控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很多人讲宏观调控都觉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现在加了宏观审慎，但是他不知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发改委搞的战略规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看一个东西就知道，为什么发改委是在宏观调控中最重要的。大家去查如何完善或者说改善宏观调控体系，看看是谁在写文章，是徐绍史在写这个文章，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是由发改委统领的，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慢慢才有体会，我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就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实这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规划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十三五”规划，怎么去理解它的重要性，无论是产业还是货币，都要基于战略规划来进行设计。财政到底钱怎么花是根据规划来的，发改委的投资是怎么出去也都是根据规划来的，我们讲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不要搞太多东西，是不是少搞一点，但是在国际范围内，萨克斯在很多场合说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现在缺的是什么？中长期的战略，缺的是投资，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对于环保、创新等领域的投资，这些中长期的安排没有，各州没有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而联邦也没有一个发改委，在美国或者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框架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现在加入宏观审慎，没有一个专管长期的发改委或者其他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5-07-04 16:55:20
张晓晶:
所以，在中国今天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样一个规划，完善好这个规划。如果要破除掉，说规划就是一个坏作用，发改委就应该撤了。尽管我说过很多批评的话，但是这可能在中国当前来讲还不太合适。只不过你那个规划怎么做，特别是那样的投资怎么审批，你是备案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特别是简政放权，这是比较重要的。

2015-07-04 16:56:57
张晓晶:
再一个比较重要的，刚才沈教授提到了，就是地方的作为。其实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但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地方不作为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经济不好是什么原因，我们能不能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新兴产业，通过财富效应，我们能不能把经济搞起来？没有地方竞争搞不起来。

其实这是中国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过去2000多年，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地方竞争，封建社会到了秦以后封建社会就没有了，是没有竞争的，以地方为利益群体展开竞争几乎没有，为什么？而西方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同的小国之间、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今天要重启，3月份的时候写过一个文件递上去了，领导批示了，不是我这个东西多好，题目取得好，就是要重启地方竞争。尽管我们在地方政府层面没有这么说，因为现在地方官员的行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上，我这里面提出几个建议，我个人认为还不成熟，因为不一定好操作。

2015-07-04 16:57:31
张晓晶:
总书记讲了，不以GDP论英雄，就是不能竞争GDP那就竞争别的，要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是非常抽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实一点不抽象，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比如到北京来，只有有户口才有社保，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当然地方还有保障住房，这都算是。只有竞争公共服务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着想，就是真正的去朝向我们认为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给老百姓的福利提升来做贡献。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不是没有人想这么干，我认为地方政府官员都想这么干，但没有钱，他面临这样一个大问题，没有财权。中国现在的财政体制改革大家看的很清楚，尤其是娄继伟在清华的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防止民粹主义，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不一定都由公共财政覆盖，比如市场、社会、企业来承担，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财政的提升，地方上说跨领域、跨区域我们都弄不了，互相推诿，你们推诿，把事都给我，对不起这个专项拨付就没了，钱是我的，事我干。其他方面，地方说你的增值税多给我一点，免谈，他非常强势，但是不是真的免谈，我们参加一些内部讨论会，至少高层也不完全是这么一条意见，还是可以考虑的，能不能五五分成增值税，能不能开始搞消费税归地方，这是有大好处的。大家把这个地方弄得特别好，消费的天堂，你就愿意上我这儿来，空气也好，环境也好，这就使得大家竞争的目的朝向一个好的方向，而不是说我就搞GDP，搞出很多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些都需要改变的。

2015-07-04 17:02:04
张晓晶:
另外是立法好不好，地方说我可以有我的立法权，针对我的情况我自己来立法，什么事情都有负面影响，但是要给它这个权利，财权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政治生态，我们现在看了大量的文章，怎么把政治生态弄好，我们要督查，严格纪律，不干活、不作为就问责，好不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总是一种惩罚的办法，激励的办法有没有，为什么搞拆迁愿意有人去干，有钱，有收益，现在搞拆迁没有人干。反正是犯错误，又不挣钱，没有人做这个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一方面完全靠惩罚的手段可能不行，可能还是要靠法，只要你在法的框架下就不犯错误，特别明确的告诉他，而不是说规则，可以签订修改的规则，动态调整的规则，这是非常可怕的。稳定的预期没有了，跟自由市场是一样的，稳定预期没有，大家的行为就全乱了，在这点上，真正的是依宪行事，依法行事，是改变政治形态的重要方面。

2015-07-04 17:05:32
张晓晶:
前段时间中央也都说了，我们出台政策不要太着急，中央部做地方做，政府不做市场做，这是原话，这也包含了博弈的思想，很多事一出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一天开两次，其实不一定，你不着急有人着急，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博弈这种行为，特别是行为反馈一定要有预先的判断，包括现在政府出台的政策，根本没有相到反映机制，如果不断进行下去的话造成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5-07-04 17:06:32
张晓晶: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过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不出中南海，都是说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你要让我这么做会稍微打点折扣，这样都使政策效果打折扣，这是必须预估到的。如果预估不到政策效果也会和想象有差距。我想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这有利于我们来评判宏观调控是怎么考虑的，就是为什么三农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没有利益代言人，知识分子说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特别在关键时刻，所以这些政策的出台很难说去偏向你，万一哪天偏向你了，比如把税都给取消了，你就会觉得是被恩赐了，这是最为重要的。

今天不能说只有这一块是弱势群体，我们还有其他的弱势群体，他们都缺乏代言人，但是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都没有代言人怎么去弄？所以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利益浮上台面以后要很好的设计。怎么使得利益能够有代表？怎么使得被代表的利益能够相互之间比较平等的博弈？就是力量相对均衡，现在是非常缺乏的，力量是完全不一致的。出了大事以后，资本市场投行的力量，券商的力量太大了，包括股票分析师，大专家的力量，都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使得宏观调控比较公允和有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2015-07-04 17:08:58
张晓晶:
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宏观调控泛化已经不得了。中国只要出了事，想办法拯救这个事，解决这个事，我们都叫做宏观调控。四万亿是不是宏观调控？都是。不管是出现了监管规则的变化，还有技术、环保标准的变化，其实都叫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泛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来强化自己，有一个自我强化的逻辑，我认为你这块发展的不好，我认为你这块市场经济没有完善，体系不够完备，我不能用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我就用别的办法来调。比如说利率不管用我们就用别的，信贷闸门不管用就用土地闸门，土地闸门不管用用乌纱帽，所有的招都是宏观调控。一旦用这些办法来进行调控的时候，实际是强化了市场的不完备。

举一个例子，不一定太合适。定向调控，定向调控的重要含义是什么？市场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要定向到这个市场。那个我不想让它好，这个想让它好。达到目的的前提是什么？是可以人为分割，但是能不能做到人为分割，如果不能人为分割就失败了。假定你完全能做到人为分割，实际上是使得一体化的市场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变得更加长，所以这是被动，宏观调控的泛化，包括一些行政性手段的使用，实际上是使得现在的宏观调控越来越不靠谱。

2015-07-04 17:11:20
张晓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相信不相信市场？在今天最重要的，我看网上有大量的讨论，你觉得市场经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市场机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觉得市场肯定解决不了，只有我证监会、国务院才能解决问题，你们都不行，什么想法？就是市场是不好使的，宏观调控是万能的。你越这么做，越有人永远期待着政府来解决问题，永远的，你是把自己圈到这里面了，你有本事把泡沫吹大，那对不起，这个泡沫破灭的时候你就得真金白银帮我扛着，但是有可能吗？政府是万能的吗？政府不是万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市场，让市场来调一调行不行，如果更多的干预，我们去想四万亿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我们遇到了特别情况，然后我们所有的政策出台，打破了一切的规则，那时候银监会都不用说话，最大的政治就是给大家信心，信心比环境更重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真金白银进去了才有信心，其实其他的都是假的，没有这四万亿就没有信心，这四万亿就是黄金。

2015-07-04 17:14:11
张晓晶:
在资本市场遇到这么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市场，它是放在宏观调控前面的，而不是后面，尊重市场第一位才有救。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说百年一遇，大危机，雷曼时刻要来临，我们总有特别好的借口说这时候我们必须全面出击，他就着急了，可能就绕开了一些程序化的做法。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决策的监督，包括决策的评估，这些东西就慢慢都没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宏观调控最不成熟的标志就是缺乏机制化。这样的宏观调控就是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一定的程序。

2015-07-04 17:15:53
张晓晶:
我们现在不是不想做，现在我们的决策其实想做很多方面的完善，但是这块做得怎么样，我们觉得值得好好研究。我估计大家没有太去关注决策是怎么做的。美国其实也有三架马车，基本是财政部，最前面的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是财政部，然后是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基本是三架马车，美联储就在一边，美联储管市场，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会有协商，基本上是三架马车。所以三架马车不是我们造的，是人家就有三架马车。

这里面的机制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还有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他们俩是什么关系，总统顾问委员会是负责分析，你们都是大解决学家，给我分析就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来协调、讨论，最后把意见提交，每周早上给送过去，跟我们的晨会一样，周一之前送过去。我们在想，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机制，因为要程序化，包括协调机制，一定要有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总理说国务院常务会都开过了，都定了处长还不会签，这是什么机制？这个机制很重要。中国现在是哪个部门在协调，我们也看不清楚，中财办，很可能是这样的角色，就是他们来协调，但是通过考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没有经济化，我们可以像国外一样，我们可以搭起来，但我们经济化的运作都没有，我看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有一个东西印象最深，总统经常会听到各种意见。比如说财政部长、美联储的主席，还有劳动部长、国防部长等等，都说这事很重要，那事很重要。总统应该怎么办？最好的总统是什么？你们把这些意见全部递交国家经济委员会，通过他们来报给我，如果他这么做了，这样一个协调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值得信赖，而且是有权威性的，如果不是就变成什么？今天我刚好和总统在一起开会，我跟他说，这事太重要了，这事要纳入我们的议程，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机制化建立就彻底完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

2015-07-04 17:16:35
张晓晶:
第二个重要的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协调组织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大量的分析，就是一个忠实的纪人的角色，就是上传下达的，不要把自己这样的角色变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个组织机构不能太大。如果忠实的中介人，这样一个协调人也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的话，他说的话就不再有公信力，这是我们讲机制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要有第三方评估，我们现在就做这个事。评估的决策在这个决策机制化里面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宏观调控还有很多的问题，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认识，希望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够真正把市场决定论放在第一位，这是能够完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前提。谢谢大家。

2015-07-04 17:18:39
主持人: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沈越分享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

2015-07-04 17:20:08
沈越:
谢谢主办者，其实我不是做经济增长的，我是搞政治经济学的。今天讲的题目是新常态下政府行为调整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不是做实证的，所以也没有太多数据。按照田老师的说法，有历史，有逻辑，我觉得我的逻辑还不错，我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一下新常态。

新旧常态的转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30多年以前，可以从国际追溯到国内，发达经济体新常态对应的概念是旧常态，旧常态发展再从国际经济来讲，是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发展，如果从学术上讲是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从政府来讲，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80年里根上台，那时候开启了所谓的旧常态。

2015-07-04 17:20:52
沈越:
旧常态的结果使经济出现了稳定增长，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战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滞胀问题，因为凯恩斯主义既不能说明滞胀又不能解决滞胀。弗里德曼解决了，弗里德曼说你这个滞胀首先是胀，在于政府干预太多，政府干预减少，一通货膨胀市场就失衡了，停滞市场功能逐步恢复，通胀解决了，停滞也解决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经济自由化过程，我们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减少，其实我觉得经济自由化更重要的，尤其是英美这两个国家是政府原来对市场的限制性规定的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直接后果引发了创新，比较突出的后果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以IT技术为核心的创新，IT技术的创新又和金融市场的创新联系在一起。再其次，这个自由化浪潮引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核心问题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放弃了过去保护落后产业的做法，为了保护就业，产业没有竞争力了，我给补贴，现在不保护了，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对抗煤炭工人17个月的罢工，不保护以后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就要转移了，一转移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经济链条。

2015-07-04 17:23:02
沈越:
此外，经济自由化的过程旧常态的形成还给开启了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的改革，这一点英美走在前面，经济自由化的国家，欧美慢一点，还有的国家没动，是这次欧债危机才动了福利制度，北欧的国家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比如德国经济比较好，2002年通过2010年议程，对过度福利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所以金融危机以来德国表现很好，其中给他的福利措施调整有很大，其中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把失业保险给取了，80年代科尔在台上时准备这么干，但是社民党在台下反对，加上基督徒反对，所以说得多做得少，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了，他当家知道柴米贵了，启动改革，在野党支持他，所以把失业保险取消了，很受欢迎，企业成本就下来了，在职职工的交款减少了，谁不好了，原来失业以后拿工资比例拿两年，不急于找工作，现在一失业掉到贫困线，财政拿钱，逼着你去找工作，所以说德国做希腊做得晚，这次欧债危机才逼着他做。

2015-07-04 17:25:00
沈越:
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上述变革，形成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当然增长就积累了一些矛盾，集中表现为泡沫。当然也不要妖魔化华尔街，说泡沫是华尔街做的，实际是全民做的。老年人希望福利多一点，大学生想找工作好一点，在职的人希望找好工作，企业想利润多一点，政府大包大揽，都能满足你们，这一做就泡沫了，表现为金融泡沫。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是局部性的，都是新型经济体的结构不完善。比如80年代拉美的经济自由化问题，墨西哥90年代中期，以及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到08年，就是30年左右的长期稳定增长积累起来的泡沫，终于破了，就是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对中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讲国际经济旧常态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经济自由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正好是重合的，但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合，在这个重合过程中，中国人是抓住了机遇，我们启动了改革开放，而且积极推进改革，尤其是80年代和90年代，避免了不改革或者改革比较迟缓苏联、东欧的后果，苏联起步比我们早，但是后面停止了，中国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大家反思，所以改革推进很积极。其次，市场化改革内生增长机制迅速形成，价格改革所有的价格进行了重估，资源重新按照市场的原则重组，是中国经济迅速实现了赶超，经济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再次，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拉动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美国90年代长达10年的两高一低的新经济，以及危机爆发以前，当然这是有泡沫的，但是对中国经济拉动，当然中国经济也有泡沫。

2015-07-04 17:31:28
沈越:
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给我们研究提供了条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之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重组，当然这个重组中国输出的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中国除了人还是人，劳动力，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可能缺钱，到后来钱不是太大问题了，但是缺技术、管理、市场，是这样一个大的循环。中国的旧常态和发达经济体的旧常态还不太一样，如果讲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英美，主要是自由化，但是我们由于市场化转型是渐进式的，原来政府的很多职能，比如发改委保留下来，所以中国是什么情况，中国是两手都硬，市场比较硬，政府也很硬。中国这30年的发展跟这两手硬有关系，但是中国经济中积累的问题，尤其深层次的问题，就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作用不可低估。

2015-07-04 17:34:04
沈越:
现在我们讲新常态，新常态下政府作用要发生变化。做一点分析：1.产业政策与技术政策，这也是旧常态下推动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一般只有需求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属于供给政策，这是东亚模式的发明，日本人的发明，就是产业政策这个词是日本人发明的。中国人把这套东西拿来，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也有这个经验，发改委干吗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发改委就是做产业政策，所以说拿来轻车熟路，只需要把它和市场结合起来。我们是赶超型的经济特征，尽管我们现在还有空间，还没有完成，但是赶超型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强。这个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就小，因此旧常态下产业结构的可模仿度很强，发达国家有什么产业做成功了我们就拿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同样的，成熟的技术拿来，政府的干预有明确的目标，随着进入新常态，我们的产业结构可模仿度下降，中国产业结构向何处去？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德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4.0还是以美国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中国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我们两手都硬，等于没说。刚才沈老师讲的强调制造业，但是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制造业也缺乏一些手段，可能这个事情政府说了不算，经济学家也说了不算，市场说了算。最近我看马云有很多在美国的东西，是把政府和经济学家挖苦到底了，说你们听政府的吗？听经济学家的吗？都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市场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有一些经济学家总想给别人指点迷津，实际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功能，没有指点迷津的功能。

2015-07-04 17:34:54
沈越:
以学习为主逐步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所以要依靠市场选择，因此我觉得政府行为调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过去给资金、给土地、给税收优惠、给政策为主的实惠性支持政策逐步转向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给予民营和国营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软政策，这个基础上才谈的上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新常态下需求管理政策也可能发生变化，旧常态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很大，政府长期实际上采用扩张需求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基调是扩张性的，当然这种政策30多年来付出的通胀的代价，资产泡沫的代价，产能过剩的代价，尤其是08年应对危机四万亿的投入。但是由于我们供给能力增长很大，所以稍经调整主要靠数量扩张形成的供给能力可以较快地吸纳过度的需求，在新的平台上形成均衡。当然，这种政策哪怕是过急一点扩张性的，从总体来讲利大于弊，但是在新常态下，中国依靠粗放型投入来拉动经济扩张的空间不是没有，会越来越小，增长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如果长期维持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这也是为什么保7越来越困难，其负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刚才田国强老师讲了一句，不是保7保不了，如果采取非常规措施，采取类似四万亿的刺激措施，7%也能保的了，八九不离十也能做得到，但是负作用有多大可取吗？不可取。

2015-07-04 17:36:18
沈越:
从三架马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需求调整的空间有限，消费历来是政府调控能力最弱的空间，因为决策者是消费者，不会因为政府说需要调控他就采取行动，政府只可能采取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刺激消费的措施是挤出效应，购置税免征，买了车这10%是什么，我明年就不买车了，挤出效应。

出口，我觉得现在的出口基本是一种正常的常态，现在还老想着01年入世之后，一直到2008年黄金十年的出口，我们平均出口增速是20%多，有两年超过30%，这是不正常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井喷，是因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竞争能力已经形成，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抓住WTO，用非WTO的措施把我们的产品堵在外面，一加入WTO很多措施不能用了，中国的外贸就井喷，当然一井喷到了顶点以后你的外贸增速就增长了。所以现在10%甚至低一点，比经济增速稍高一点的增速是正常的，除非世界经济有更高的增速，我们的出口可能有增速。

剩下只有一驾马车了，就是政府最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可能有点低估我们了，新兴工业体，潜在的空间还有。但是为保增长过度的刺激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大，空间在哪儿？画了很多饼，“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长江流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会有，但是有很多，比如“一带一路”，究竟对中国经济有多大拉动，而且我们现在可能对风险考虑的不够，能不能成，多大范围上成，问题不大。如果从项目上来讲，高速公路、高铁基本满了，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城市轨道交通。发改委大批量投入，我记得是百万级的城市采批，如果按照欧洲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都可以有轨道交通，这儿还是一个空间。但我要强调一条，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总量来讲，这个投资的相对量拉动作用是越来越小的。

2015-07-04 17:36:58
沈越:
采取什么办法来刺激，现在发改委从去年开始微刺激，其实发改委使尽了全身力气，还有一条路不能用，就是08、09年对付危机的办法，默许和动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扩张，人民银行做新增贷款计划，配合四万亿，那时不需要钱，市场不好，切一块给商业银行，指令性计划，商业银行切一块到分行，切一块到信贷员，信贷员找到国有企业，中央调控措施，是不是贷一点，不敢不贷，从来都是求银行的，现在是银行求他了，贷了这个钱又没有投的地方，所以投房地产。当年李荣融讲，央企在房地产市场中只占销售额的5%，只占利润的3%，说泡沫不是我们起来的，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是由边界价格决定的，不在于百分比有多大。当然，这样做，现在的后果还没有消化掉，地方债20多万亿，债台高筑，产能过剩，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化掉，六七年过去了，所以这个事不能再做。

2015-07-04 17:43:49
沈越:
综上所述，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还得下行，这涉及到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我看了很多，觉得有一个通病，计算中国潜在增长率，都是以过去来计算，推导未来，错，过去是旧常态，现在是新常态。这个道理实际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里面一个著名的批评叫卢卡斯批评，他批评凯恩斯主义，说要害就在那个问题上。凯恩斯主义建一个模型，用过去的数据一回归，求出一个系数来，这个系数是不可信的，他能说明过去，但不能说明未来。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急速转型的时期，高估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很困难了，“十三五”期间根本保不了7%，如果世界经济没有很好的利好的变化，美国经济很好，欧洲经济恢复了，新兴经济一片火红，我觉得中国经济能稳定在5%就算不错，“十三五”期间，好一点做到百分之五点几，数据也没有办法支持，做一个东西也可以做出来，靠主观想象的结果，找点数据来帮助自己。

2015-07-04 17:44:30
沈越:
最后我讲一点结语，政府行为调整的结语。首先，政府要调整好适应新常态的心态，顺应新常态，我们是政府干预，是引领新常态的前提，首先你得顺应市场。其次，明确政府可为与不可为的领域，避免不可为而强行为之。最典型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股市爆炸，股市是什么问题，大家都讲是政策市，我们的股市实际上是基本制度安排不合理，就是投机市。

股市其实很简单，就是企业需要钱，股民拿钱给他用，他赚盈利来回报股民，这个股市就正常。但是我们股市最初不是为这个建立的，我们是为了援助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没有想着要回报股民的。我们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变了，扶持国有企业不行了，做GDP的企业就扶持。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回报机制没有建立，这是股市的症结所在。流入实体经济的这些钱如果没有建立起回报机制，对股民信心会有更大打击，而且政府丧失公信力。所以这种事情政府是不能为的。

2015-07-04 17:46:03
沈越:
再其次，从原来重过程政策轻制度政策转向重制度政策，我们西方经济学讲的东西都是英美的角度出发，没有对政府、经济干预的政策分类，欧洲分了，一类是制度政策，调整体制的，一类是干预经济活动的，工业供给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英美的教科书里只有过程政策，过程政策中只有需求管理政策，因为供给管理政策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不是说英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对，是因为它的制度是自发形成的，不需要政府去调整。首先是亚当斯密讲的，维持，但是在东亚国家，市场就是政府造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造的，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政策，80年代我们是过程政策和制度政策并重，90年代有点余味，到2000年以后基本不改革，就是不发展，重视过程政策。所以我觉得要转向重制度政策。调整好制度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避免使用目标错误和规模过大、力度过强的过程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

谢谢！

2015-07-04 17:53:05
主持人:
感谢沈教授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北京大学的蔡志洲教授分享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思考。

2015-07-04 17:54:53
蔡志洲:
我讲讲收入分配，我去年在这里讲的是批判统计局的指标，今天上午许司长讲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问题，我和他的观点相当接近，或者说是一致的。其实我们是一家，我们这个中心是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共建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是一家。我去年批评的是统计制。

首先是历史的回顾，（图），这是我在2010年会议上讲的一个PPT的内容，我把这个内容略过去。我们当时讲的问题得出来的几个结论，一个是从2000—2008年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中，较高收入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高于较低收入组。就是你的收入越高，增长的越快，收入越低，增长的越慢，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农村。城乡居民储蓄的增长快于收入的增长。这部分储蓄的增长又转为投资，居民实际上消费增长是慢的。

2015-07-04 17:55:23
蔡志洲:
刚才讲的是居民收入分配，第二个是国民可支配收入，就是整个宏观的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收入增长高于居民部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反映在需求结构上，是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造成最终消费需求结构的扭曲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矛盾，这是2010年在会议上做的发言结论。

现在看一看2009—2013年取得了哪些进展，恰恰相反的是，全部发展趋势都是从2009年开始，全部的趋势都是相反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增长，在收入分配不同的组中，收入越低的组增长的越快，收入越高的组增长越慢。在国民经济的整个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在扩大，企业部门的比重在下降，政府部门的比重略有下降。

2015-07-04 17:57:00
蔡志洲:
再看一下基尼系数，实际的基尼系数，后面是按照线性回归的方法推算的基尼系数，经过长期的扩大以后，到了2008年，到了2009年有一个转折点，现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图），按照趋势来讲，它还是要往下走，大概在2021年左右在0.44。这是一个线性的推，按照党中央要消灭贫困、改善居民收入的要求，我估计还快，就是说在2020或者2021年左右能够到0.4以下。

2015-07-04 17:57:21
沈越:
您评价一下西南大学的0.6几。

2015-07-04 18:03:00
蔡志洲:
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下，农村居民区域差别大，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是因为收入阶层不一样，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大是地区之间大，穷的地方穷，富的地方富，城乡为什么会大，因为农村和城市是双峰，农村和城市接近的话数就小。

2015-07-04 18:03:20
沈越:
他的算法科学吗？

2015-07-04 18:03:41
蔡志洲:
我觉得国家统计局的算法是有根据的，现在4.9多，他敢公布，我觉得国家统计局有勇气，超过0.4了，他不敢承认，现在0.49公布出来，说明有勇气。2009年是收入分配的转折点，居民收入的改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必然变化，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经济增长总体上出于还可以的状态。要不然居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不可能得到改善。居民收入的改善主要不是政府政策，是一个市场行为，就像我们家的小阿姨，她说她不干了，决策灵敏，马上给她加钱，这个决策是很灵敏的。但是在几年前，我在社科院参加形势评论会的时候，当时就说要加工资，政府到了今年，到现在为止好像要加了，从7月份开始要加了，是非常滞后的，不管是公务员工资还是大学老师的名义工资，现在大学老师好像收入比较高，那都是学校和老师创收自己创来的，它是一个政府行为。】

居民收入的提高反映在需求领域，扩大了支付能力的需求，但是在供给领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经营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看，工业生产水平在同等的情况下，利润的增长是在下降的，而劳动工资是在加大的，这说明劳动的上升对我们经济增长是有压力的。

政策选择，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改善居民的收入及其生活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还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逐步的改善民生为主，过去很多年都是先增长后生活，到了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集中精力把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点，拉动需求。我们觉得这块现在应该为主，经济增长几个点也罢，投资能动性上去也罢，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到底有多少改善，现在应该以生活改善来拉动增长，而不是像当年，中国太落后了，首先要有增长，然后改善生活。

谢谢大家。

2015-07-04 18:14:46
主持人:
感谢蔡老师的发言。散会。

2015-07-04 18:1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