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沈莉菁不走以公告程序轻松办结此案的寻常路,而是穷尽调查手段,想方设法联系上被告,仔细核查涉案资金流向,最终发现这是一起涉嫌虚假诉讼案。

    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近年来,政法机关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深入推进司法改革。

    在员额制改革中,司法机关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领导干部和普通司法人员一视同仁,不搞论资排辈、迁就照顾,遴选全程公开,确保把专业水平高、办案能力强、办案业绩突出的人选入员额。

    截至目前,员额制改革已全面完成,全国共遴选出员额法官12万余名、员额检察官9万余名,比原来法官、检察官人数减少40%左右;由于入额法官检察官必须到一线办案,实际办案力量不减反增20%以上。

    让审理者裁判,各地修订审委会、检委会工作规则,制定权力清单,放权给法官检察官;由裁判者负责,各地通过落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检察官联席会议等制度,运用科技创新监管方式,确保放权不放任、有权不任性。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说:“放权是真放权,今年上半年,南京中院99.67%的审结案件由合议庭自行定案并签发裁判文书;问责也是真问责,南京法官因没有正当理由拖延诉讼而受到处分的不少。”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让法官检察官“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得更体面;探索建立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司法机关财物机制,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供可靠保障……时至今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任务已在全国落地生根。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倒逼法官检察官主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办案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法院、检察院人均办案量普遍增长20%以上,结案率上升18%以上,上诉率、改判发回率明显下降,司法质量和效率提升。

    最高法6个巡回法庭覆盖六大区域;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在北京、上海分别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探索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爬坡过坎,蹄疾步稳。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党的十八大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政法机关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评价说:“经过本轮司改,一种新的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的新型司法体制正在显现,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举措也是符合司法实际的,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五年来,政法机关坚守公正司法底线,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推动人权保障,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去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内,法槌落下,21年前的聂树斌案沉冤昭雪。

    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防范冤假错案,是公正司法必须守住的底线。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两高”和公安部也分别出台相关意见,针对近年来查处纠正冤假错案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在司法理念、机制、措施等方面提出防范和改进的办法。

    一起起冤假错案的背后,总有非法证据的身影。为此,今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从源头上杜绝非法证据产生提供了制度保证。

    呼格吉勒图案、陈满案、张氏树侄案……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今年7月,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有力提振了全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人们在为纠正冤假错案鼓掌叫好的同时,也不禁会问:为什么司法机关层层失守,未能防住冤假错案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认为:“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前,是以侦查为中心,是公安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这个饭端上来以后,哪怕夹生了,糊了,你也得吃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公安机关探索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检查、搜查、辨认、指认等过程录音录像制度,促使办案人员规范取证。

    检察机关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对达不到起诉标准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防止“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

    在河北保定顺平县王玉雷涉嫌杀人一案中,面对作案工具不明确,没有血迹鉴定、痕迹鉴定、现场证人等重重疑点,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少勇提出王玉雷作案时间不足信、有罪口供不足信、认定有罪不足信等3个不足信,杜绝了一起冤案发生。

    防范冤假错案、保障人权,律师作用巨大。各地认真贯彻中央深改组《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和“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保障律师依法充分行使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以及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破解律师执业“老三难”、“新三难”。

    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认为,近年来,在司法机关纠正的一批冤错案中,律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关键证据提出了一些质疑,有的还进行了无罪辩护。如果当时律师的辩护意见得到充分尊重和采纳,这些冤错案件就有可能避免。这些案件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律师刑事辩护工作的重要性。

    久押不决,严重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正。中央政法委下发专项清理指导意见,最高检持续推进久押不决案件专项清理,2013年核查出的羁押3年以上未结案的4459人,到去年年底已全部清理纠正完毕。

    从废止劳教制度到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符合条件的服刑罪犯3万余人实行特赦;从试点刑事案件速裁避免“刑期倒挂”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减少社会对抗……5年来,刑事司法文明稳步提升,人权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彰显。

    ——五年来,政法机关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新期待,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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