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论员 蒋新宇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的重要法治建设工程，也是中国回应全球挑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献出的一份厚重礼物。
中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已相对完备，涵盖了30多部专门法律及海量法规标准。在此背景下，中国为何耗费巨大精力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这并非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一场深刻的生态治理理念变革。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法律体系虽然覆盖面广，但不同法律之间难免存在交叉、重复甚至冲突，导致执法实践中常常出现“适用难、协调难”的问题，因而不得不诉诸复杂的法律解释。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它不是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科学的逻辑架构，将分散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去重补漏，形成一部逻辑严密、结构清晰、价值统一的“母法”。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体现了中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政策主张上升为具有最高稳定性的法律原则，实现了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化治理”的跨越。这种体系化的重构，极大提升了生态治理的效能，为全球各国如何以法治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履约压力剧增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在将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行动时往往显得步伐迟缓甚至不负责任。中国没有停留在口头承诺，而是选择通过法典形式，将国际环境公约义务全面、系统地“国内法化”，使其成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硬约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坚定决心，彰显了大国担当。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先污染后治理”似乎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魔咒。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是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必答题。对此，中国的答案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生态环境法典的显著亮点之一。它证明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零和博弈。通过法治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生态环境法典所遵循的治理逻辑，打破了西方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依赖，为那些渴望现代化又不愿破坏生态环境的国家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中国生态治理说明书”。
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将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法治中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全球环境治理规则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这就难免会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和发展权利。中国通过编纂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展示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构建高水平环境法律体系的能力，鼓舞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自身环境法治建设，从而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能够以更完善的国内法为基础，提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主张。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也凝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借鉴人类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有益成果”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既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又立足本土实践，此立法原则为解决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南北分歧”提供了新思路。全球环境治理不应是强加于人的单边规则，而应是基于各国国情、尊重各国发展权利的多元共治。
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承载着中国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希冀，更寄托着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深切关怀。它在以法治之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也以中国之治，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
编审：高霈宁 张艳玲 蔡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