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吕蕴谋
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一系列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政策加速成型。进入2026年，欧盟集中推出一波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不断构筑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制度壁垒，严重破坏了中欧经贸合作氛围，也严重毒化了中欧关系。事实证明，这些措施不仅完全无助于解决欧盟自身问题，反而会加剧其困境。
欧盟频频对华构筑贸易壁垒
2026年以来，欧盟针对中国构筑的歧视性制度壁垒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所谓“网络安全”旗号下，打造关键基础设施排华工具箱。2026年1月，欧盟发布《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计划在能源、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禁止“高风险供应商”参与，试图将原本属于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定义权”集中在欧盟机构。同时，草案几乎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制了“高风险”认定标准，并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所谓“高风险供应商”，意图对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准入、供应链合规方面施加压力，甚至在部分领域排除中国企业的参与。
其二，以“振兴工业”为名，抬高中欧战略产业合作门槛。今年3月，欧盟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声称将“重振欧洲工业”“推动绿色转型”，并提出至2035年将制造业占欧盟GDP比重提升至20%的核心目标。然而，这份法案并非仅旨在加速欧盟工业化，而是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和“欧洲优先”的色彩，明确对外商投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等中欧合作较密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限制性要求，并在公共采购和获得支持性政策中设置排他条款，其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
其三，滥用贸易政策，打压中欧正常经贸合作。近两年，欧盟对华滥用贸易政策的频率和意愿明显上升。其行业覆盖之广，手段之严厉，令人咋舌，导致中欧贸易纠纷显著增多。5月19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钢铁产业保护方案，将钢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并将免税配额削减47%，中国钢铁产业预计将受到较大影响。
欧盟的深度焦虑和认知偏差
欧盟频频对华挑起贸易争端，折射出大变局下欧盟的深度焦虑与认知偏差。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当前欧盟对自身工业衰退、制造业竞争力滑坡的焦虑正在不断加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本土工厂生产缩减态势明显，工业产值持续多年下滑，制造业出现萎缩苗头，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连续多年低于荣枯线（50），直至近半年才稍有起色。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改革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欧洲正重蹈美国“去工业化”覆辙。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实力稳步提升，在诸多欧洲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带动全球产业链格局持续优化重塑，也令欧洲各界对本土工业发展前景心生顾虑。汽车行业表现尤为突出，依托技术迭代与规模化生产形成的竞争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中欧及第三方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对此，部分欧洲造车强国心生担忧，当地也出现不少呼吁出台针对性应对举措的声音。这类看法带有片面保守倾向，一味将发展竞争视作对立博弈，未能客观看待产业发展自身面临的深层问题。
第二，欧盟在多重危机交织之下，对“经济安全”的理解更为极端、泛化，强势推行经济“去风险”战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欧盟对产业链全球分工产生较为负面的认知。欧盟继2023年提出“去风险”战略和推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后，各类经济“去风险”措施相继出台。中国因与欧洲存在广泛经贸合作，成为“去风险”战略的主要针对对象。
在欧盟抛出“去风险”概念和《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后，中国一直在不同场合表达对于“经济风险”和“经济安全”的不同看法，并指出“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然而，今年以来，欧盟明显加速的对华强硬举措表明，欧盟仍未改变其偏颇的“经济安全观”。
第三，欧盟在对华认知上仍存在价值观偏见。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欧盟就曾抛出对华关系的“三重定位”，并在部分领域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中，部分欧盟政客不怀好意地炮制“中俄一体论”等具有冷战色彩的论调，导致经贸问题政治化。受此影响，欧盟部分政客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对华关系。
对华经贸摩擦是代价高昂的战略误判
中欧经贸关系高度互补、互利，中欧合作不仅不是造成欧洲困局的原因，反而是欧洲脱困的有力抓手。欧盟认为对华强硬可以扭转工业颓势、维系其全球地位，但这完全是一个代价极其高昂的战略误判，最终受伤者将是欧盟。
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与美国积极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对欧洲更是一直呼吁坚持伙伴定位。反观欧盟，不仅与俄罗斯的对立关系日渐固化，与美国的距离也渐行渐远，还执意对中国不断出台各种强硬措施。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注定无法帮助欧盟摆脱困局，反而使其陷入更深的泥潭。（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
编审：高霈宁 张晓雯 蒋新宇 张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