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论员 邢砚薷
近日，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十年内将迎来第七位首相。从卡梅伦到斯塔默，英国政坛陷入一场频繁换相的怪圈。这已不是单纯的脱欧后遗症或领导人失职所能解释的。这个曾经缔造过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究竟怎么了？
脱欧只是导火索，绝非动荡的根源
斯塔默的辞职，恰逢英国脱欧十周年。舆论常将脱欧公投与英国政局的持续动荡相提并论，但脱欧更像是引爆其结构性矛盾的导火索，而非动荡的根源。甚至可以说，脱欧本身就是英国政治制度失灵的结果。
2016年的脱欧公投，是将一个事关英国长期路线的宪政大事，硬生生塞进了政党博弈的短视框架中。时任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在回忆录中直言，卡梅伦承诺公投是为了管理分裂的政党。卡梅伦的政治考量很精密——举行脱欧公投，对内可以安抚党内异见者、巩固党首地位，对外可以借此向欧盟施压、使之在英国关切的问题上让步。
作为首相的卡梅伦能够进行这种机会主义冒险，本就暴露出英国政治制度聚焦眼下选举、忽视长远影响的问题。
舆论生态异化，执政容错空间压缩
曾经的撒切尔夫人能拿出清晰的战略蓝图，扮演着建筑师角色；而十年来的六任首相，也曾被期待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救世主，但无一例外地都沦为了衰退时代勉力支撑的裱糊匠。
卡梅伦自信能将脱欧公投操作为谋取政治筹码的工具，然棋差一着，公投意外通过后旋即辞职，缺乏收拾残局的担当；特蕾莎•梅执政三年，始终以“软脱欧”为己任，却未能凝聚党内与议会共识；约翰逊靠脱欧大旗上任并在执政三年中推动了“硬脱欧”，却因“派对门”等丑闻失去信誉；特拉斯推出激进的“迷你预算”经济方案，却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仅执政45天即下台；苏纳克在其不到两年的任期内开始收拾乱局，却无法挽回选民对其所在保守党的失望；斯塔默近两年在工党左右派系拉扯中政策频繁急转弯，耗尽政治公信力，且未能满足民众对大变革的期望。
回顾这六任首相的执政经历，或因缺少定力而被洪流裹挟，或因缺少能力而冒进遭反噬，或因缺少魄力而令选民失望，无一不陷入执政困境。
不过，将英国的政局动荡简单归因于领导人能力下滑并不公平。当代英国的首相面临的约束条件较以往更为严苛，尤其体现在舆论环境的碎片化与非理性化，以及经济政策空间的显著收窄等方面。
撒切尔夫人时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政客尚能包装与推行政策。撒切尔强制关闭煤矿，引发16万煤矿工人大罢工。然而，BBC等媒体不断播出矿工向警察扔石头的画面，使她成功将示威的矿工定义成无视法治的“暴徒”，从而成功压制反对力量、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然而，当前的舆论生态显著压缩了执政的容错空间，首相的任何政策偏差或言行失误，均会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加以审视与放大。约翰逊的“派对门”正因此从一次违规聚会演变为大规模的信任崩塌。此外，社交媒体的回声室效应使极端情绪与负面叙事泛滥。言辞温和则易被支持者视为软弱；言论激进则易因无法兑现承诺而让选民感到被欺骗。这种舆论生态挤占了理性思考与长期规划的空间，首相被迫不断缝补舆论漏洞，直至精疲力竭。
经济增长乏力，改革空间持续收窄
舆论场之外，经济增长乏力进一步加剧了执政的脆弱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已从增量扩张转为存量博弈。当年撒切尔夫人面对经济困局，尚可通过金融与信息技术“做大蛋糕”；而今，技术红利已基本耗尽，留给政府的问题成了如何“切割蛋糕”，而“分配蛋糕”必然损害某些人的利益，造成选票流失。
此外，长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英国过早去工业化，缺少实体产业缓冲，高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这不仅让英国在面对脱欧、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冲击时缺乏韧性，也使国家失去了干预资本的基础。过去十年，英国通胀率屡破两位数，劳动生产率却已降至每年0.6%。
更棘手的是，英国的财政政策已被套上枷锁。若想增发福利、改善民生，就会导致英镑贬值，加剧通胀；若想对富人增税、规范垄断，就会引发资本外流，重创经济。近十年间，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都只能在资本划出的框架内小幅微调，民生问题始终无从解决。
制度周期错配，西式民主治理效能遭遇内生瓶颈
究其根本，问题出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
任何国家要应对产业更新、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挑战，都需要以10年乃至50年为尺度的长远规划。然而，西方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生态周期严重错配。英国大选最长间隔为5年，且执政党可在任期内随时罢免党首另立新相，政策轨道频繁切换，所谓长远规划几近空谈。
西方的民主选举天然倾向于短期刺激，政客与政党很可能为赢得下一场选举而透支未来，卡梅伦举行脱欧公投便是这种短视心态的体现。这一导火索引爆了此前积累的矛盾，使问题越来越难解决，政府越来越遭受质疑，酿成了政局不稳的困境。
英国十年七相的政坛闹剧并非孤例，它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必然危机。从斯塔默政策的反复无常，到韩国总统的不支持率反超；从德国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到特朗普民粹政治的渐失人心……相似的剧情正在不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中以各种形态上演。
在此背景下，左右翼执政者各自面临不同的窘境：由于经济与舆论上的容错空间缩减，左翼政客只能推行温和改良以便维持稳定、不在改革中被掀翻，结果就是即使没出大错，选票也会缓慢地流失，因为选民的高期待并未得到满足；右翼政党则将一切归咎于“欧盟抢了我们的主权”“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等外部原因，以简单粗暴的逻辑赢得广泛认同，在多国呈崛起之势。不过这种归因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右翼政党在执政后难以保持长期稳定。
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更新和变革，拿一把自冷战时就没改过的尺子来衡量今天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终结论”式的傲慢。西方政客若认为西方模式就是治理的终极形态，丧失对其他文明治理经验的好奇与学习能力，只会加速自身制度的僵化失灵。
如果一种制度无法转化为民生福祉，那么再悠久的民主传统也终将在民怨中摇摆不定。当拉里猫都比英国首相更具备“公众急需的连续性”时，英国民众该拷问的不是某位政客的能力或懊悔当初不该脱欧，而是其政治体系如今还能否承载一个国家的未来。（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
编审：蒋新宇 张艳玲 蔡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