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徐琴
近期，印度政府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今年3月，印度政府批准修改针对陆路邻国的投资政策，允许中资持股比例不超过10%的公司通过自动审批通道进入印度；印度还授权部分国有企业从中国采购关键设备。7月，印度媒体披露已有4家中国企业获准参与印度电力项目政府招标。8月初，《印度教徒报》披露，印度财政部驳回的反倾销税建议明显上升，比例从2024—2025财年的6.1%升至2025—2026财年的41.5%，其中驳回的大部分案例涉及中国商品。
鉴于2020年以来印度一度推动对华经贸“脱钩”、产业替代，近期的一系列“松绑”举措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印度经济的“内忧”与“外患”
从内部看，印度经济面临产业跛脚、投资疲软等深层困境。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来便提出“印度制造”倡议，但由于诸多结构性障碍，印度制造仅在手机、制药等行业取得点状突破，整体发展效果不如人意。这意味着，印度仍将困于“有增长无就业、有大国雄心无产业根基”的困境。
与此同时，印度也面临着外资持续撤离的窘境。据彭博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1日，外国组合投资（FPI）对印度股票的累计净投资额已降至7.3万亿卢比，为10年来最低水平。印度的净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大幅下降，甚至在2025年8月至2026年1月间连续为负。尽管中国不是印度FDI的主要来源国，但是中国投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基础设施、电力设备和初创科技领域，对印度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从外部看，印度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美以伊冲突双重冲击。自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印围绕关税、签证等摩擦增多。尽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推翻，但美国“补位”的关税工具可谓层出不穷。在美国以“产能过剩”“强迫劳动”为由发起的301调查名单上，印度也赫然在列。特朗普冲击显然打乱了印度此前借中美博弈“红利”，承接“中国+1”产业链转移的设想。出口受阻、外资撤离、竞争力下降等压力，推动印度务实调整对华政策以对冲风险。
此外，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原油价格飙升，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印度造成严重冲击。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在5月中旬跌破96.96的历史低点。世界银行预测，若能源供应中断持续至年底，印度2026—2027财年增长率将降至6.6%。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分析认为，印度对华政策转向，先是为了应对美国高关税，后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所引发的黯淡经济前景。
印度对华“越脱钩、越依赖”
印度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中印经济“脱钩”不现实。在2020年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出台限制中国投资、打压中资企业、封禁中国应用、替代中国制造等“脱钩”举措。但与政策层面的“冷遇”不同，中印双边贸易依然“火热”，甚至屡创新高。数据显示，中印双边贸易额从2020—2021财年的867亿美元，升至2025—2026财年的1511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也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可见，印度对华陷入“越脱钩、越依赖”的怪圈。
印度对华进口商品的结构则揭示了这一悖论背后的原因。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GTRI）今年4月的报告显示，印度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工业品占98.5%，非工业品或消费品仅占1.5%。其中，约66%集中在电子产品、机械、计算机和有机化学品领域。该智库创始人阿杰•斯里瓦斯塔瓦坦言，“这些并非可有可无的采购，而是直接流入印度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投入”，强调“即使印度努力扩大出口，其供应链仍然与中国紧密相连”。
面对产业链对华高度依赖的现实，印度国内近年也不乏反思。业界承认盲目对华“脱钩”反会制约“印度制造”的发展、伤及印度经济利益，呼吁放宽对华经贸政策的呼声增多。印度政府也愈发意识到，加快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特别是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将促进制造业发展，提升国内产能，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印度《2023—2024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便呼吁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助力印度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印度《经济时报》近期亦援引有关官员的表述承认，印度工业增长离不开中国商品和技术的投入，对华脱钩“十分困难”。
中国企业仍持谨慎观望态度
在中印关系回暖向好背景下，印度放松对华经贸限制也被视为对华释放善意、稳定中印关系的举措，展示了中印务实合作的积极趋势。但同时也需看到，印度对华经贸限制只是“局部松绑”而非“全面放开”。
一方面，印度发展本土制造、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战略目标没有变，降低对华结构性依赖的长期方向也没有变。正如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会长R•穆昆丹所言，“印度产业应寻求减少对华进口依赖，并在国内生产商品”。GTRI创始人斯里瓦斯塔瓦也指出，中印贸易问题是“生产依赖性问题”，建议将关键领域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度控制在30%以下。
另一方面，印度政策松动的程度有限，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倾向。新规仅允许中国持股10%以下的非控股投资走自动审批通道，且被投资企业多数股权须由印方持有；放宽限制的行业高度集中于印度本土产能明显不足的领域，而对其他行业仍维持严格政府审批；政府采购也仅限于特定的国有企业和关键设备品类，并且部分豁免具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可见，中国企业进入印度的制度性壁垒仍然存在。
中国企业承认印度存在巨大市场潜力，也乐见印度政府释放的积极信号，但整体上仍持谨慎观望态度。这背后，一方面是清醒认识到此轮调整的力度有限，另一方面是对此前印度打压中国企业的历史心有余悸。中印经贸关系的稳定向好发展，需要印度出台更多务实的、可落地的举措，如切实降低投资准入壁垒，保障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等，让政策具有可预期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增强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确定性信心，让中印经贸合作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