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李江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区域经济教研室主任、经济学博士，兼任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节能中心专家等多项社会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产业和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研究。 [进入人物库]
精彩瞬间
舆论坐标
以论对策
后GDP时代，经济降速是必然趋势
#经济降速# 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入中高速增长时期。2020年之后，能否换一种提法——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要合理把控进入中速经济时期的具体时间和增长率，这一进程的提前或者是延后，关键是不能进一步损害能源资源环境。 [详细]
发达地区应适度让渡发展成果
#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大家都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情况下，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政策的非均衡推动，即产业政策往往快于转移支付政策，必然对一部分地区形成限制，进而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水平。 [详细]
不唯GDP，但不能放弃经济增长
#地方GDP考核# 淡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地方考核GDP涉及的是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定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要以我国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规划为出发点。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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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地方两会全面落幕,普遍调低GDP增长预期成为本年度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共同特点；而在去年年末，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核心就是政绩考核要去GDP化。
从1985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一直以来，GDP就成为衡量经济建设成果、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不二选择。
如今，延续多年的“唯GDP”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李江涛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解读。
中国网：如今在政绩考核的调整当中，提到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但GDP的高增长率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一定要降低GDP？
李江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等的权重。通俗地讲，就是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这是一个好事情。但由此对GDP指标的贡献一概抹杀，把GDP开始变成一个反面数据，也是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还是GDP的高增长。GDP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的最主要数据，它就是一个工具，本身没有好坏。各国在比较经济发展最终成果的时候，通常最主要的还是要以GDP来进行比较。而且，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经历过GDP高增长过程。
当然，发达国家的GDP高增长时期，是一个世界上的少量地区、少量人口所实现的较高GDP增长率时期，而且，那个时期全球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容量相对较大，即承载力比较强。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GDP长期高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一定损害，也不是十分明显。
中国则不同，它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对能源资源环境产生一定消耗和损害的基础上，进入工业化进程和GDP高增长时期的。同时，人口总量过于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带来一个能源资源消耗的新高峰和环境损害的新时期。甚至可以说，如果进行阶段性评估的话，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失败的，因为在我国新型工业化最重要的两大抓手——资源和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此，彻底改观过去的GDP高增长，以及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比重过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网：如今，在政绩考核方面不再以GDP增长论英雄，那么GDP在地方的政绩考核中应该占多大比重？
李江涛：地方考核GDP，涉及的是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定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要以我国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规划为出发点。
对于禁止开发区，毫无疑问，应该取消对GDP的考核。各省重点开发区以外的限制开发区，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要大幅度降低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至于降低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各省的实际情况。对于优化开发区，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应该是低于重点开发区和高于限制开发区。对于重点开发区，要加大GDP增长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比重，因为它是为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而在未来7年内保持7%这一年均经济增长率底限的最重要抓手。
中国网：如何挤干一些地方GDP当中的“水分”？
李江涛：一般地，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的GDP数据，确实能够最客观、真实的反映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产出和活动。地方上报GDP加总数据超过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数据的部分被视为是水分。
地方政府统计上报的GDP加总和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的GDP数据，长期以来都有一定的误差，总体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原因在于现阶段的政绩考核体系中，GDP长期构成了最主要的指标，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为了让GDP指标更好看，或者能体现自己的政绩，通常努力拔高相关数据。特别是区域间巨大竞争压力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从上至下，逐级拔高其GDP预期增长率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夸大的情况更加严重。当然，也存在区域之间重复计算等原因。而对于国家统计局，就要根据历史数据，采用一定的合理化方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报数据进行修正。这样就出现了数据打架的现象。
要地方GDP当中的“水分”，首先要彻底改变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而推动的一些不合理经济活动。例如，对于钢铁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河北省，本身具有较好的发展钢铁工业的基础条件。在十年前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由于重化工业能够在最短时期内带动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因此，河北省具有选择发展钢铁工业的巨大内在冲动力。但最终导致了能源、资源的过大消耗和环境的过度损害，以及严重的产能过剩。对于这样的不合理经济活动，要坚决予以剔除。其次，要加强统计监督，加大统计执法力度，坚决遏制地方政府统计造假问题。另外，要提高统计工作质量，比如，对于一些跨区域的经济活动重复统计问题，必须依靠提高统计质量，特别是基层统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来解决了。
中国网：GDP固然是要走下神坛的，但是走下神坛之后，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规律才是健康的？
李江涛：保持GDP的一定增长速度是建设世界强国和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在将来，我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GDP总量国家。但究竟到达多大规模，才算适宜，这要结合人均GDP这一指标来考核。
我认为，中国可以追求GDP世界总量第一，但绝对不能追求人均GDP世界第一。因为资源环境的限制和人口规模过于庞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人均GDP世界第一，如果人均GDP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反到可能是一种巨大灾难。
让GDP走下神坛，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为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未来7年内经济增长率的底线是7%。在2020年之后，是不是要进一步降低GDP增长速度的心理承受底限，比如说降低到6%，或是更低，5%。
目前，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入中高速增长时期。以后，特别是2020年之后，能否换一种提法——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从全球看，经济增长逐步放低是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后，经济增长率必然会降低。要合理把控进入中速经济时期的具体时间和增长率，这一进程的提前或者是延后，关键是不能进一步损害能源资源环境。
第二，生态文明问题。作为“五位一体”重要组成部门的生态文明，其建设关键是靠制度。生态文明制度是改变以GDP论英雄现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有了生态文明制度，地方政府对于GDP增长的追求就多了一个重大约束因素。客观地讲，现阶段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只能说刚刚有了概念性的认识，刚刚进入探索阶段。要加快制度建设，不能因为存在某些阻力，就滞步不前。
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GDP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工业的高增长。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对环境损害较大的重化工业必须进行淘汰。同时，应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接续或替代产业。从各产业内部来讲，必须加快纵深化发展的进程，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迫使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地方政府的内生理念。
第四，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市场化意义上来讲，工业的高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滞后，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在大家都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情况下，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政策的非均衡推动，即产业政策往往快于转移支付政策，必然对一部分地区形成限制，进而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水平。这从社会、区域和国民的发展权来讲，这是不公平的。怎么样弥补差距？首先要靠转移支付，包括纵向的转移支付和横向的转移支付。限制发展区在能源资源环境方面，为重点开发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重点开发区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必须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发展成果，转移给限制发展区和禁止发展区，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必须要建立转移支付规模增长速度和全国GDP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协调、适应机制。其次，要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实现更多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不同区域之间的人民在更多公共服务领域进入一个大致合理均等空间。
中国网：如果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不愿意让出自身利益，怎么办？
李江涛：靠强制性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启动横向转移支付的初期，可能能够保证一定的利益均衡，但是下一步还有增长问题，因为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就会出现新一轮转移支付水平差距的扩大，决不能允许转移支付增长率长期低于差距扩大的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