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家：储殷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者按：从2020年初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疫情让本就呈下行趋势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虽然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各项经济指标也逐渐恢复正增长，但在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两方面的严重冲击下，要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辛努力。中国网《见智》栏目推出“中国经济洞察”特别策划，见证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挑战，拨云见日。
《见智》：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如何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储殷：这一战略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决策的产生有三大背景因素。
第一，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寒流，其不确定性正逐步增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盛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经济安全，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体量巨大，经济发展不能完全寄托在外向型经济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从外向型经济开始，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完全依赖出口，而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自我循环能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安全，不会因外部的激烈振荡和波动而导致重大消极影响。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角度，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第二，中国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释放内需、挖掘内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这种发展并不平衡，内部消费能力不足。出口产品要保证价格优势，人力成本就不会太高，从而导致中国人的购买力不高。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富裕起来，中国人购买力不断增强，大量本来以出口为导向的产品完全可以内销，满足中国国内的需要，这也是中国经济到了小康水平以后的正常现象。大国一旦实现了小康，它的内循环都会做大做强，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经济以向英国出口原材料为主，而随着美国工业化后变得富裕，就逐渐成为全球消费市场。
第三，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早期以出口产品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富裕，中国国内市场具有了国际化视野。比如网络购物节期间，购物平台上推出的海外产品每年增加四到六千个，这意味着人口基数十几亿的国家富起来以后，内循环和外循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中国的内生型市场成为一个国际市场的转变。
《见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储殷：这一决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两个基本影响。
首先，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领域，国家的扶持力度会增加，不能像以前那样相信全世界各国的最优配置，美国芯片制裁启示我们要时刻准备“替代方案”，所以战略性领域会获得一定的支持和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也叫做补短板。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中国经济的一次再出发。以前，中国经济是通过价格比较优势向外扩展，“国内大循环”的提出意味劳动者的收入、劳动者的民生状况要受到高度重视、持续改善。在内生型市场的要求下，劳动者待遇的提高是一个大趋势。
《见智》：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储殷：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要从量变到质变，一定要有驱动力，而科技创新显然非常关键。高精尖技术领域要尽快补短板。
第二，民生水平。如果民生水平不达到一定标准，就无法释放内需。实现“国内大循环”，老百姓得有购买力，所以民生水平要提高。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新时期的基建。比如说5G网络、电商平台、智慧城市、新的物流网络，尤其是区域性物流网络，因为中国社会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个不平衡会影响内循环、会影响内需的充分挖掘。因此通过大幅度的推进新基建来改变地区不平衡发展非常重要。
《见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储殷：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
第一，新发展格局决策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某些开全球化“倒车”的国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方案，这对于肆无忌惮“退群”的国家形成牵制。中国搞“内、外双循环”是拒绝讹诈，而在谈判中说“不”的实力和说“不”的勇气，是达成谈判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底牌、没有筹码，那就会任人宰割，当我们提出“内、外循环”的时候，在国际博弈过程中我们就有自己的应对方法，这会更有利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
第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可能会在2035年，或者2045年左右，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现在“内、外双循环”的提出，可能会更快的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要求充分释放国内购买力，意味着会对大量的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形成强大吸引力，像日本、韩国以后可能逐渐由向美国出口为主变成向中国出口为主。所以说这实际上为全球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和另一个可能。
责编：蒋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