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拜登上台后，中美还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4月6日，CCG创始人王辉耀教授对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对话聚焦“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大国竞争、如何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路径建议、安克雷奇会谈后的中美关系、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等话题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参与研讨。本次对话由中国网与全球化智库联合推出。
中美有能力制衡双方的冲突和对抗
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一旦发生核战争，两国都将不复存在，基本上没有人类可以在激烈的热战中幸存，我们必须通过合作来避免一系列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事件。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怎么能成为美国的对手呢？记忆中的中国只是一个弱小、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中国人也在审视中美安克雷奇会谈。如果浏览中国舆论和社评，就会发现中国媒体对美国也有所不满——中国可以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应该更自信。两国政府有能力把握、制衡双方的冲突和对抗。
王辉耀：如果用KPI衡量中国国内表现，正如邓小平曾讲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描述对于中美竞争的解决同样适用。两国需要避免互相挑对方的“毛病”，应真正着手解决问题。双方应该更高、更快、更强地解决各自内部问题，这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体现。
您在《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畅销书中提出了如何避免中美战争的12个建议，我认为您的一些建议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接下来想与您探讨这12个观点。
首先，您谈到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帮助国家不经战争就解决国际冲突与对抗；其次，您提到国家可以将其嵌入至国际上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中，从而限制历史上所谓更耗损实力的“速战”行为，对于全球局势也是如此，当今世界已经拥有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来约束国家行为，格局的扩大使得个体行为受限，国家因而可以保持克制的态度；第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以必要性作为决策标准来区分需求和欲望；第四，时机也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全球发展的关键时刻，当前时机对于未来7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第五，文化上的共性可以帮助防止冲突的出现。第六点，您认为在阳光下除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新事物，即“相互保证毁灭”。第七点，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合理选择。第八点，超级大国领导人必须对无法取胜的战争的风险作出充分准备，世界需要国际协调机制来防止热战发生。第九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增加了战争成本，从而降低战争的可能性。第十点，结盟有致命吸引力。第十一，国内治理表现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内问题应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它是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中国使8亿人摆脱贫困，这或许是中国人权发展最大的成就。除了这些，两位教授是否还有持有其他建议呢？
李晨：艾利森教授提到了两国领导人的作用，他们有决心稳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艾利森教授还不确定国内民众是否认同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或遵从上层领导者的意图。冷战能够提供一个相对正面的教训。，冷战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一个是双方的动员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对于武力抱有希望，并希望压力能起到作用。而后来，双方认识到压力和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不再寄望于此，并且意识到国家稳定发展在竞争中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转换过程中，危机管控非常关键，不仅防止了危机升级和失控，而且促使决策者、民众和舆论冷静下来，总结上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各方意识到有效地沟通对话，互相了解，以及合作的重要性，并且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只是维持和平。
艾利森教授还提到第三方的重要性。在大国竞争的状态下，依然需要互相合作，并与第三方合作、建立能够包容各方利益的安全秩序与机制。上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通过美苏和其他各方的努力，建立了安全秩序，因此冷战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
美苏都对二战感到疲惫，沟通与对话非常关键
格雷厄姆•艾利森：冷战的开始起因于两大彼此对立的制度体系，但无法兼容就要互相摧毁吗？这将导致战争与毁灭。虽然当前中美竞争与上世纪的冷战截然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冷战中汲取经验，例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战时期，我们双方也热衷于深度沟通，所以里根总统经常因与苏联领导人沟通而遭受指责，但他认为沟通与对话非常关键，因为核战争从来没有赢家。
里根总统对与苏联协商非常热衷，以至于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美方放弃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苏联为此付出去做美方希望苏方做的事。在每一个事件中，都有信任的问题。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稳定双方关系，而且可以避免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的潜在危机。在中美竞争中，两国没有理由不从过去的教训中汲取经验，需要在深度沟通、危机管理流程，甚至危机防范等不同层面上以史为鉴。这是我对中美合作提出了12条建议的补充，避免掉落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战争的发生。
王辉耀：感谢格雷厄姆教授的回答。您提到了冷战时期美苏虽然竞争激烈，但仍然保持了对话机制，比如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在冷战中有一个著名的“厨房辩论”。回到前述话题，此前我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话时他说过，中国有自己的奥林匹克竞赛计划，希望世界能和平竞争。此外，我也非常认同您对中美面对全球的共同压力而合作的必要性的观点，例如疫情问题，我们必须并肩作战。拜登总统一周前宣布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中国在基建方面经验十分丰富，中国已经发起了有103个国家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我们需要建议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中国能否与美国在亚投行的基础上合作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找到中美之间的全球利益共通点，把蛋糕做大，使得中美之间利益大于分歧。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您谈及欧盟。如果把欧盟当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过去75年都保持着增长态势。欧盟和美国之间好像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欧盟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第三方，欧盟可以从中调和中美关系，欧洲在价值观上和美国靠近，在经贸上和中国靠近，中美欧或许可以建立一个三方会谈机制，而欧盟可以成为中美之间很好的中间人，帮助中美避免冲突和矛盾。
另一个我能想到的事情是，我最近读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发表在3月23日《外交》杂志上的文章，他写道，全球多边主义体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两百年的西方主导模式或将终结。西方主导的模式不仅会在实际行动中消减，同时也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减退。他谈到了19世纪欧洲协调机制，认为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协调机制，并提议建立一个六方机制，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他认为这个新的六方协调机制不应该过度关注意识形态和价值方面的差异，六方需要坐下来互相探讨确定全球发展共识，为联合国带来新的支撑等。这些也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还注意到您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在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提到，“中美之间，或者是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最终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实现相互理解。如果不能实现的话，那世界就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状态。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如果我们失去控制，那我们可能就会自我毁灭。” 我想听听您对哈斯和基辛格观点的看法，您觉得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呢？或者说如何让西方接受中国。因为我发现尽管中国做的很多事都是正确的，但却仍然不被接受。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同时为世界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增长，去年疫情期间中国贡献了世界50%的GDP增长，但却仍不被西方国家看好，我们应该如何来思考这些问题？
格雷厄姆•艾利森：基础设施方面，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说，“这就好像是美国版的‘中国制造2025’”。关于修昔底德陷阱，我在TED的演讲上发过一个中美基础设施的对比图，非常清晰。我当时还建议说，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教美国很多。我对比了两座桥，一座是我哈佛大学办公室外面那座桥，在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之间，横跨查尔斯河。另一座桥在北京，也是要翻修的，交通比美国这座繁忙很多倍。但你肯定想不到翻修它们在两国到底花了多长时间，中国在几十个小时就完成了。美国修了一条从洛杉矶到加州首府的高铁，花了850亿美元，然后就放弃继续修建了。但中国已经修了12000英里的高铁了。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国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您关于中美欧三方协商机制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关于理查德提出的新机制，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情况和19世纪的欧洲协调做对比。但是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的差异要比相似处大。所以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一定特别有帮助。关于基辛格提到的，他也提到很多次了，如果中美无休止竞争，导致一些关乎生存领域的必要合作被扼制，那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同意他所说的。我认为“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疯狂的，对中美都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找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去寻找，从冷战中吸取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所有的可能中寻找出路。幸运的是，习近平主席对此有着透彻的见解，他提出我们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囿于旧的模式中，他是因时而动的。拜登总统在这方面也有着很深入的理解。他担心两国会陷于无休止的竞争，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我们是对各种观点敞开大门的。我认为中国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可能有些过于含蓄了，所以他们没有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希望您的智库可以收集更多的观点，因为很多像我一样的美国人只能读懂英文的材料，我不懂中文，所以我希望您们可以成为我们的牵线人。
王辉耀：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也尽己所能收集更多的观点，来寻找调和中美关系以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它的前身。CPTPP在很多方面有着比WTO更高的标准，包括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利保护等。CPTPP就好像是21世纪的一个小WTO，而这个机制是美国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最先创立的。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表示中国有兴趣加入CPTPP，有兴趣提升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美可以共同对话的领域。我们还可以把CPTPP当作WTO改革的试验场，同时化解双边矛盾，推动多边关系发展。另外一件我非常看好的事是，拜登总统已经邀请习主席出席4月22日举办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离现在只有三周了。40个国家的首脑将受邀出席此次峰会，不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真的是双方关系破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建立一个国际气候变化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对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格雷厄姆•艾利森：拜登总统邀请习主席参加气候变化峰会，同时两国都同意担任G20气候变化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这些意味着他们必定会在今年10月的G20峰会上提出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切实可行的提案。这也意味着他们都是支持这种既有矛盾的又有合作关系的，那就是在某些领域两国要合作，而同时又要承认他们关系的竞争性。所以我认为这些想法都不寻常。
需要找出更多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后果的证据
王辉耀：现在中美处于一种“竞争伙伴关系”中，既要竞争，又要合作。现在中美半导体行业协会已经建立了双方工作组，这很好，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讨论。也许我们可以恢复在休斯顿和成都被关闭的领事馆。两国之间建立互信，我同意你所说的两国之间释放信任信号可以相向而行。和平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与此同时，合作中也存在竞争。例如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员之间是一种和平的竞争。李晨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李晨：我认为为了避免深陷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可能更应该思考修昔底德陷阱所带来的后果。我想这可能是冷战时期决策者的优势，也是老一代人的优势，因为他们直接经历的二战的经历非常熟悉，甚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记忆犹新，而且他们也对核战争的后果也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明白大国竞争失控的后果。但而且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在和平中生活了太久。也许很多人对我们的进步感到兴奋，然而并没有对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认为就认知而言，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历史上大国竞争失控的后果，因此更加努力避免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点是，格雷厄姆刚才提到，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更多。但我的观点是，美国同样有大量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我将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解释说明。在20世纪早期，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生产力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在这方面学到很多。第一是企业要追求专业主义，第二点是改善社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从美国企业界和政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认为对对方经验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王辉耀：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有冲突也有很多共同利益，所以这与之前的一战、二战、冷战的时代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真正共同繁荣的世界。我们地球人也许应该和未来火星人和太空人竞争，而不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将人类送入太空，也许作为地球人，生活在地球村，我们真的需要结伴同行。
责任编辑：蒋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