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年长农民工会返乡就业。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一个解释是沿海地区生活成本日益提高，尤其是居住成本提高很快，即使沿海地区收入高但去除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后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并不高。第二个解释是远离家乡亲人对于需要照顾的年长农民工不利，到了一定年龄即需要返乡和亲人团聚。当然，落后地区追赶效应明显使得返乡寻找工作机会难度不至于太高，比如富士康等从深圳迁移到河南重庆等使得在原人口输出地区寻找工作变得比以前简单。这些解释当然都有道理，但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户籍制度。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仍然不能获得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户籍，也就不能在年长后在当地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目前实行的农村医疗保险是以户籍地医院挂钩的定点医疗和住院报销制度，在当地县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大，超出县级以外则报销比例很小，这使得异地就业的年长农民工需要较多医疗服务时会倾向于返回家乡。类似的，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对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没有户籍的农民工仍然是排斥的。即使在城市生活十几年，仍然被视为外地人，这在大城市更加明显。户籍仍然附带着权利福利，这些福利并不以居住地为原则，使得农民工年长后几乎返乡几乎是唯一的途径。用一位网友的话说，现行户籍制度就好像是北京城里人在说“你们都来把北京建设好了，我好享受，然后你们都回家吧。”大家共同建设城市，只因为先来后到不同，后来的就被赶走，这种不公平对待显然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这种状态与国家大政策方向有关。从1998年的《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开始，国家对户籍制度开放的大方向原则基本确定，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在2014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这使得各省的大城市有充分理由制定排外的歧视农民工政策。由于越是大的城市，集聚效应越强，个人产值和收入越高，因此吸引的流动人口越多。而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越多，受到歧视的群体越大，社会就越不公平。随着老龄化加剧，以后这么大一部分人群年长后返乡，户籍制度可能推动中国的逆城市化过程，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各种社会保障中央将责任主要交给地方，形成地区分割，也是抑制区域间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原因。
按照现有的户籍制度，即使是大力改革后的积分制，由于户籍开放多半附带着歧视性的要求，比如对学历、购房、投资、人才引进等条件给更多积分，这无疑对有钱或高学历人才有利，而农民工基本看不到太大希望。目前很多城市的住房、汽车等限购措施使得未获得户籍人口受到进一步歧视性对待，也断绝了农民工的长久居住念头。无数证据表明，城市并不应该只是对高素质人才开放，也不是只需要高素质人才。城市生活多样，各行各业各种单位都是即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低端配套人员，尤其是建筑业、部分生活服务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歧视性的对待外来人口，既损害外来人口利益，也会最终损害城市自己。需要说明的是，年长人口离开城市去生活成本低的地区居住，有其经济合理性的一面。比如在美国，同样存在退休后卖掉市区住房搬到郊区以降低生活成本的做法，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规律。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这个市场规律上加入了一种扭曲。不只是农民工要被迫返乡，城市老年人也不能像美国老年人那样自由流动到低生活成本地区，因为医疗养老等保障都在城市当地。这种扭曲无疑影响了各种人的福利。
这几年，重庆进行了在特大城市中相对更大力度的户籍改革，使得本地城乡尽可能实现了户籍平等转换。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这种大力度改革推广到全国特别是东部大城市。这是由于相比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同样作为特大城市的重庆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包括住房价格不高、人口流出比流入多、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人均GDP不高等，这些因素使得重庆可以较大程度放开户籍限制，而没有过多人口流入的担忧。但是，反观北上广深，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具备。这些地区吸引全国流动人口量极高，没有本地户籍人口比例很大，最高的深圳接近70%外地人口没有本地户籍，其他特大城市也达到40%左右。有理由相信，户籍彻底开放和全国社会保障可流转还将花费很多时间。而在这漫长等待中，类似农民工返乡的现象还将持续，其造成的反向压迫当然会推进进一步户改，但这过程中社会成本不可小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