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红：大家中午好。为了更好的服务理事们，发挥智库前瞻性研究和建言献策的职能，我们从今年开始准备定期举办CCG月度名家午餐会，邀请国内外政要名家与企业家与理事们共进午餐，围绕中国与全球化的大主题和大家进行探讨。今年第一期主要是聆听我们自己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务理事们对2015年的前瞻，以及中国如何抓住机遇、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
下面请CCG主任王辉耀介绍一下我们月度午餐会的一系列的安排。
王辉耀：谢谢。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龙部长，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5年开启的一个新活动，今后每个月我们都会和银泰联手打造一个名家午餐会。这个想法是源于我们智库在这几年给国家做了很多的建言献策，同时汇集我们的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和理事的一些观点，建言献策，想推动理事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发挥智库在这方面的优势。这些年新的政府上来以后对智库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多次讲到了智库的重要性，中央深化领导小组还召开了智库会议，中央还出台了这方面的文件，发挥我们国际人才、国际精英和在座的各位业界专家的一些优势，是我们智库的一个新的使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成立将近八年，我们有七年多的历史，目前也是国内比较活跃的国际化智库，最近我们在龙永图主席的指导下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去年我们在三亚举办了中国首届企业国际化论坛，参会700多人，我们专门制作了册子，今天第一次印出来给大家分享。
另外，我们的智库在刚刚国内的零点调查集团和国新办中国网联合做的智库调查里，中国全球化智库名列中国民间社会智库前三甲，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每年在社科院发布四到五本蓝皮书，在研究方面非常的活跃，我们主要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和中国人才国际化，以后会扩展到一些新的领域。本来我们请了银泰的尹总来讲，但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过来，不过今天有银泰代表在坐。银泰给我们的午餐会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它也是国内知名的综合性集团，也很关注中国智库的建设和思想。
今天主要的议题是2015年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想法、新展望或者对CCG智库有什么新的希望、要求包括指导，我们都非常欢迎。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大家可以展开说一说，所以，今天实际上是很好的形式，我们希望以后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定下来每个月都准备做这样一次活动，来扩大CCG智库的研究和交流，吸收大家的思想，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观点进行整理上报有关政府部门，同时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形成一个思想的园地。同时，给我们CCG的理事和朋友们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这是我们做这次活动一个主要的目的。
新年刚开始，相信大家都很忙，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首先用一会儿餐，之后请龙部长和各位嘉宾做精彩分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秘书长，我们既然是午餐会先开始午餐。午餐是我们今年的新常态。每个人都讲三到五分钟，先吃饭十五分钟，打个腹稿。有请CCG主席龙永图先生首先上台给我们讲一讲2015预测及中国融入世界大趋势的简单的一个演讲，有请。
龙永图：谢谢大家参与。我想讲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银泰这样一个平台，打造一个具有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目前，中国的智库很多，而最重要的是影响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因为我们主要在研究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怎样整合全球特别是国内的资源。
现在智库很多，研究的问题也很多，但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资源中理出头绪，这是我们战略制高点。现在王辉耀主任选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国际人才、人才国际化；另一个是企业国际化。
人才国际化经过他们多年的经验已经有一定基础，在国内既有整合全球研究人才国际化资源的能力和号召力，这一点是好的基础。在企业的国际化方面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研究企业国际化的机构、学院、人士和专家很多，怎样抓住一个龙头来整合这方面的资源。从咱们整个行政体系来讲，企业的国际化是由商务部分工来抓这块的，我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另外，中国政府在企业国际化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回避。所以，政府对整个企业国际化的问题怎么看，重点在哪儿，我们要搞清楚。不是说我们顺着政府的意图去做，但我们首先要为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服务，这才会具有影响力。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抓住两个主题，一个是人才国际化，一个是企业国际化，以这两个主题为背景研究我们整个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大的战略性问题。
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多元的，包括文化、经济、理论和价值观等方面，但我们始终关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大的构想。
一个智库成功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它怎样在国内形成一定的凝聚力。要有凝聚力就要有干货、有实质性的东西。现在我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怎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一方面涉及到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的问题。看看怎样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凝聚全国共识，形成全国共同追求的力量，这是第一件事，也就是形成凝聚力。
二是对外影响力。对外影响力是多层次的，比如对媒体影响力、对学术界的影响力、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中央决策部门和中央的影响力，这方面要很好的研究一下，我们要研究一下中央决策进程的渠道有哪些，我们能够掌握哪些渠道，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好的研究，这是对内的影响。还有对外的影响，我们怎样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些国际刊物和报纸、通过国际上知名人物，使我们的研究从他们口里把传递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这是中央目前非常看重的。
全国有那么多智库，真正能够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智库不会多于十到二十个。所以我们争取到成为这其中的一员，成为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智库，这一点是我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午餐会来把这些事做好。今天的午餐会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怎样把智库影响力建立起来，而且你要有智库影响力，必须抓住建言中央、触动老百姓神经的问题进行研究，真正能够为国家决策服务，为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服务。
主持人：多谢龙主席。社会上称龙主席为国际化先生，他来做我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主席是实至名归，我们也非常荣耀。
刘延宁：诸位朋友，中午好。
中国现在正在处于七个经济拐点。第一，从过去单一的制造业大国向研发业大国，它都是并举，而不是替代。第二，从过去单一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并举，这是国家形象。第三，从过去单一的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并举。第四，是从过去单一的工业强国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到非工业强国并举，这不是反对工业的意思，而是指国家软实力包括外交、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科技文化教育乃至于信仰导向、舆论导向和社会建设，其中包括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第五，从过去的只是单一的产品贸易，低端服务贸易到知识产权交易、技术交易乃至于35种艺术版权交易并举。第六，从过去以单一的GDP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数到与公众幸福指数并举。第七，为了完成上述六个目标，中国要把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软硬实力并举作为21世纪的时代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2014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放出八个信号，第三个信号中就提出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双支撑，也就是中国政府这次在2015年推广上海自贸区向四个特区进行推广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得制造业通过高端服务业双支撑不再是瘸腿经济，而是向高附加价值、创新型国家来发展。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整合在座所有朋友们在世界各国的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的自然资源、优势的文化资源、优势的制度资源，乃至于优势的社会资源等等，进行整合后为国家在21世纪走向创新型国家来进行的服务和二次升华。
当然并不是说我国没有缺陷，但中国毕竟是用着世界上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往往有一些愤青说中国这也没有完成，那也没有完成，国外这也完成了，那也完成了；中国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国外这也有那也有。我们怎么想这个问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革命的时间，中国作为整个国家规模的工业化才60多年，相比起来西方发达国家就像一个25岁的青壮年，中国就像是一个还未充分工业化的5岁不成熟的孩子，对于5岁孩子的不成熟，我们不应该打击它，谩骂它，攻击它乃至于贬低它，而是要帮助它支持它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这正是21世纪所有的中国人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华裔在21世纪的人生责任和时代责任。
段培君：我刚才讲了一个概念，企业的改革在搞混合所有制，在智库发展上也要有某种形式的混合，混合起来无论是官方的智库还是民间的智库，他们的互补发展会使得中国智库在力量上有一个提高和提升，这是中国软实力和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刚才龙永图主席讲到要使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成为国际说有影响力的智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而智库混合的概念就是想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有一个路径。
2014年，中央党校在智库建设和研究方面有一些项目，比如中央党校和中央军委战略库合作搞了几个很重要的内参，涉及到南海、涉及到中国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可以说对外以及对内的军队的一些情况、进展是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关的。 2015年，王辉耀主任邀请我来做CCG的首席战略专家，我就挂这个名，我们也邀请王辉耀主任作为中央党校战略学人才方面的特邀研究员，加强混合加强合作。今年，凡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能做的工作，比如在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方面的项目，我想中央党校将会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这个方面更多的加强一下合作，而不仅和官方智库进行合作。
2014年，中央党校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一起开了的战略会议，我们邀请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主任Kevin Hassett举办了一个战略的研讨会。今年，我们围绕战略重点进行一些更具体的合作。
借此机会，我把最近我们研究到的涉及到国家战略的两个重要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重要信息。
一是关于反腐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前段的反腐我们知道有一个战略思想，先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最近我们搞了一个研讨会，重点谈到这两者的关系，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或者用研究战略的人的话来讲，就是战术和战略的关系，怎么把两者统一起来。
特别是四中全会决定发布以后，中央政府关于法治有一个整体的部署，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反腐应该成为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两者，如果说全面的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战略，反腐是其中的一个战术，或者说与战略紧密相关的战术，这两者要统起来，要统一于依法治国的这样一个战略。
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下面的一些安排和动作上就要有一些变化，这是我们的一点看法。二是整个的法治建设，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个战略定位又是什么？这个定位，我们说四中全会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三个全面是大战略的思想，大战略的视野。
1929年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提出大战略之后，整个全球思想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大战略的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归根到底是服务服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展是重心、经济建设是重心，在这个重心下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根据这样的思想来确定下一步的战略部署，这是我们最近在2014年下半年所举办的研讨会的主题，也是中央党校战略研讨思想班40多位同志关注的问题，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分享一下，也作为这个午餐会的一项内容。
主持人：谢谢。中共中央党校也是中国思想战略的制高点，非常感谢他今天来分享来自党校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思想。
丁斗：很高兴，各位嘉宾中午好。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我叫丁斗。我今天想了一下题目，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全球化的新常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定位非常好，它抓住了中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机遇和动力，那就是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36年以来，第一是改革，第二是开放。
开放是对谁开放？主要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我们加入到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中。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的GDP位居全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有三点：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高速、经济结构在优化调整以及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大家看到，全球化的发展到现在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贫富悬殊比较严重、地缘政治的危险在大的上升，增长速度也在明确的下降。
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全球化获得它希望的利益，对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不满的声音。
另外，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未来要向低碳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全球经济的发展动力之前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引导全球化，现在大家对美国能不能担任领导的角色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金砖四国”发展非常快。
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常常使我想到毛泽东概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话，“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全球化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有人甚至怀疑全球化是不是需要停止下来了。
我想怎么用中国经济新常态来对接全球化的新常态，中国发展到现在进入到一个资本输出的时代，“一路一带”思想的提出很好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中国“一路一带”的思想，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一路一带”也能给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种新的动力。
主持人：丁教授要是有文章发到网上给大家发个链接，这个话题估计两个小时讲不完，开个头。
王建盛：我是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机会增进了解，以便今后更好的合作。
能源基金会是美国一家公益基金会，它做的公益是战略公益，这一点就跟我们讨论的智库是很有关系的，它拿着出资人的捐款不是做扶贫、慈善，而是去做一些政策的研究和推动。
能源基金会主要专注可持续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推动，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15年了，非常低调，但是做得还是挺有成效的。能源基金会在中国的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2014年12月份刚刚举行了15周年庆典活动，发改委对我们过去的工作非常认可。
我想王主任请我来，主要是因为基金会在平时工作中和各种各样的智库进行合作。我们给智库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在基金会关注的领域做相关政策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要是通过做独立的、科学的政策研究，给政府的决策部门建言献策。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到刚才龙主席把中国未来智库的发展前景给大家描述了一番，我非常赞同。
智库的发展关键是一定要有独立性，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解决资金的来源。在中国，大部分科研机构是和政府、大学有关的，真正独立的民间智库现在刚刚开始发展，还是处于初期阶段。
随着中国现在富人群体的增多，今后会有越来越多人对这种战略性公益事业感兴趣，这样就可以给独立的智库提供新的资金来源。当然，整个智库的运营、管理、治理结构，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享，谢谢。
主持人：我就听到一句，给其他智库提供资金来源。谢谢。
周成刚：各位老师好，我是新东方的，我们平时做实业做得比较多，跟王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智库，主题特别好，一个是人才国际化，二是企业国际化。
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交流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到了同一个世界舞台上来竞争，只有当我们的人才和企业国际化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和他们打一场真正的“国际比赛”。这场“国际比赛”只有参与了才有胜出的机会，而只有胜出了我们才有可持续发展。
当然，智库每年发布的蓝皮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蓝皮书是对在座的和其他的很多企业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所以，无论是留学生的蓝皮书还是企业国际化的蓝皮书，我们每年都是特别的关注，这是对企业的发展、未来的运营和战略有直接指导意义，这就是智库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
通过这个智库，我们希望通过智库这么多年权威的、一流的信息来指导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走向国际，使中国企业真正成为国际化的企业。这就满足了它的一个循环，让它有这么一个想法帮助企业真正落实到它的国际化，当企业和个人真正走进国际化的时候也反过来帮助了我们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真正具有竞争力，我相信这就是智库真正的存在的意义。
Michelle：大家中午好，我是银泰置业北京柏悦酒店的副总。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来的都是前辈和老师，刚才几轮聊下来，我觉得真的是拓宽了很多的知识面。
非常有幸柏悦酒店作为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众多的教授、专家、主席到这边来进行交流，这对我们本身包括对在座的各位都是很好的资源。因为我们银泰置业公司不光在北京有这样的项目，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我们希望银泰各个地方的项目能为智库今后的活动提供最大的支持，希望借此平台大家多多交流。
大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就像刚才龙主席说过的那样，我们如何扩大对外的影响力，其实这就是智库的初衷和最终的目的。我希望银泰也能够借此平台，与大家多多交流，以此扩大对外的影响力，更加国际化。
李曙光：我叫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目前也在最高人民法院挂职，在做司法改革一年多了。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今年我感觉是一个改革的操作年，落实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操作年的问题，我们三中全会提出四项改革分解成330多项改革，四中全会提出418项改革，现在落实到司法改革这块是中央政法委在协调，160项的具体改革措施，中国人民法院牵头29项，都是非常具体，中央下了很具体的改革清单，要求今年有具体的举措。我们可以说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改革现在都很细，都进入到技术层面。因为宏观的整体的顶层设计都已经完了，接下来就是操作。
操作上想一想，这么大的改革对我国，无论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层面的，还有我们四中全会法治层面的，牵动的是整个社会的神经，所以问题一定是非常多。我想智库应该在跟踪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基于改革带来的问题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第二，我感觉智库发展除了资金的约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公开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民间智库之所以很难发展起来，是因为它很难拿到信息。
我们现在的这些改革外面都不知道，司法改革碰到什么问题，障碍在什么地方，难题在什么地方外界根本不知道，民间智库很难介入这些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全球化智库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推开信息公开这个工作，让信息能够更多为智库所用。这一点是下一步智库发展的决定性问题，哪怕你钱少一点，但如果有信息，如果有足够的资料的话，像我们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度改革，包括遴选委员会，包括法官数量的核减，包括我们的经费管理，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要统管到省一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巡回法庭一月份就开始实施了，总书记就是要抓这块，马上要做。这个方案怎么做，实际上我们很多具体的操作部门没有准备好，在操作中会出现大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信息公开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希望我们的智库还是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中国的改革也好，下一步中国的发展也好，很重要的是过于强调中国国情。实际上法治改革也有一个国际标准，哪些确实属于中国现阶段条件不成熟的要按照中国国情来做，哪些是要融入到全球的治理体系当中的。我想特别是作为全球化智库，有这么多来自不同的领域的专家。我想能够推动一下，能够把智库的标准国际化。特别是在新的长远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实施和现实对策性政策的实施都要有这样一个国际标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智库有可能走弯路。
主持人：非常感谢，最一流的教授能够在五分钟内讲三点。
李雷：我想关于智库的发展，我们可能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的使命愿景，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有时间探讨。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我们智库的差异化，国际化刚才龙部长提到了，这是我们一个有竞争实力的领域，再就是智库的研究主要是预测未来，能够提醒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是谁，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情景，一旦发生了情景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也都熟悉了。
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有禁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话题，北京应该不应该迁都，基于北京的缺水情况、交通、战略位置等等，我是属于支持迁都的这一派，但很多领导上来就打断了，说你本不懂政治，我们党中央就在北京。毛主席当初革命长征中能够带着红军到延安，为什么党中央就不能迁都呢？这不是基于科学。
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高干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座的参会者都很愤怒。但是我想研究不要靠意气，要靠数据和靠科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遇到了很多社会不平等和腐败的现象，你要想一下社会为什么有人会呼应阶级斗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基于科学、数据才能够有权威性。
第三，我非常支持这样一个集思广益的机制。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来论证自己的看法。
徐洪才：我是徐洪才，是我们CCG研究经济问题的高级研究员，所以，我想在五分钟内把2014年的情况和2015年的状况做一点分享。
2014年的情况都公布了，现在就剩下GDP，明天应该公布，我估计在7.3-7.4之间，突破7.4不太可能，低于7.3也不太可能，因此目标7.5左右实现了。物价水平累积下来是2.0，最近两个月1.0和1.5，总体下跌，特别是PPI连续34个月下跌已经跌到-3.4、-3.5，说明通货紧缩的情况比较严重了，这个情况也需要辩证分析。
因为PPI下跌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因为石油价格下跌，由于输入型的通缩，这对我们是好事。二是由于我们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物流成本、中间环节减少了，老百姓获得了价廉物美的东西，这也是好事。三是所谓的产能过剩，这显然是结构性问题，不是货币问题，它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来解决。四是需求不足，现在大家感觉总体上需求还是下滑的，下一步我们货币政策应该要更加灵活适度，所以，我估计今年会宽松一些。今年的就业情况非常好，突破1300万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我预计2015年大概这几个数据，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预计GDP在7.1到7.2，投资增速是继续下滑，估计是14%左右，主要是我们制造业下滑太多，产能过剩。现在很多行业已经饱和了，投资主要是公共品的投资，公共品的投资民间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积极性不高，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PPP的形式，2015年可能是PPP实施的元年。消费我估计也是温和的，不可能有大的上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可能在12%左右。出口应该和2014年差不多，我估计出口大概增长6%，进口低一点，大概4-5%的水平。从政策上看，货币政策，去年广义M2增速偏低只有12.2，2015年应该在13到14之间，保持这样一个速度才是合适的。
第二，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2014年是9.78万亿，到2015年应该要增加到11万亿左右，另外是社会融资规模应该保持17万亿左右的水平才是合适的，才可以支持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就业应该保持1300万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老龄化社会来临以后，每年大概要自然退出工作岗位的有1000万，新增加的就业人口在减少，这也是人口结构性问题。当然我们结构在调整，就是说过去的一两年我们看到了结构在优化，一个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加，逐步超过投资，二是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支撑作用超过了第二产业，这都是一些好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消费热点，比如说像信息消费，新消费热点的形成，这都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总体上看，我非常同意刚才李曙光老师讲的，2015年是全面落实改革的一个年份，因为顶层设计虽然还有一些马上要公布，比如说“一路一带”战略规划，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估计在一季度马上要公布，2015年各项改革大家还是继续期待的，整个宏观经济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区间内运行没有问题，速度可能会微微下滑一点，但质量会提升，结构会优化，大家不用担心。
刚才讲到财政问题，估计2015年财政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我们整体上看也坏不到那里去，因为我估计2015年财政赤字会扩大一点，大概占GDP2.5-2.7，还没有超过3%的界限，支付规模在1.5万亿到1.7万亿左右，主要用于民生和结构性调整。
主持人：谢谢徐老师，比较宏观，大量的数据。
易 珉：我是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我们是一家跨国企业，英国的地上铁路、斯德哥尔摩、澳洲地铁、北京地铁四号线、现在正在投标16号线，北京的地铁很简单，它是唯一一个少有在轨道方面能够盈利的公司。
一年前李克强总理访问香港的时候指出中国如果能够用香港铁路的模式，轨道+物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非常好的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接着徐老师的话讲，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了公共服务向社会资本开放，现在很多人都在推，包括PPP模式。我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联系起来，我想我们智库，在座这么多专家，应该每个领域拿出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方案、建议或者想法，甚至有些前瞻性想法，这样对我们智库的发展非常好。
一个社会和一个改革从粗放性向品质性转移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是智库和一些思想。我们在过去的发展中有一些问题，只顾着发展的硬件，硬件很容易量化，但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是软件，软件很难量化。比如这个人的身高体重可以量化，但这个人有没有品质，这家公司有没有品质很难量化，我们在座的各位做的是品质。
所以，我希望有三个地方：一是多接地气，比如最近我们发生的一些情况，经济上的一些失速刚才徐老师也讲了，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现在挖一公里地铁10亿人民币，运行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地铁要100亿的成本，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如果在500亿的情况下，这是中国普遍城市的可支配收入，政府要拿出1-200亿投在地铁里，现在发改委批了37个城市修地铁，今后10-15年花在这方面的钱是42万亿，但这个窟窿中的一多半是没有办法融资的。
上周末，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关于怎样应对出租车司机罢工的事。现在有很多领域需要开放，企业自身有问题，政府有时候开放找不到一些依据，恰恰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衔接的。
林耀：我提一个建议，建议我们的智库能不能更多的关注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因为社会需求很广泛，各种各样的智库和问题都很多，但如果我们要真的实现成为一家有特色的国际知名智库，必须要抓住一些特别的议题。辉耀给了两大方向，一个是人才国际化，我们的智库具有天然优势，辉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有很多的政策建议已经被国家采纳实施了，这块是我们的亮点，应该要继续发扬光大。
第二，辉耀提出的关于企业国际化的问题，这一点我建议要偏重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么多年的国际化过程中，肯定是败仗大于胜仗。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有这种政治方面的压力，第二方面是国有企业的低效。而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很有资金实力，正在从事的国际化，其实他们是国际化的生力军，包括像温州以前的个体户，他们在全球各地建立中国城，这是中国国际化的一个先驱。
下一轮，很多民营企业将更加的国际化。中国的几千亿的外汇储备，不光有国有企业的参与，很多民营企业也要参与进去。我们如果给国有企业做智库的话，相信他们不缺智库，像我们这样的智库说了国有企业也不会听的。所以，更为有效的是，我希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更接地气，做点实事，为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多献计献策，搭建企业和政府、国际的桥梁作用。
主持人：民营企业国际化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周立群：我是来自国资委的中央企业中国诚通集团。诚通集团的前身就是物资部改制成企业，有造纸、物资储备、物流、投资贸易等项目。
非常高兴听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跻身于中国民间智库三甲，这里凝聚了辉耀团队的心血，也体现了我们龙主席和延宁主任和各位朋友的支持，非常的欣慰。
我作为智库的常务理事，在其位谋其政，我说说我们智库。前段时间我们选题了人才国际化，接下来我们又研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化，这非常好。企业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党十六大已经提出来这是国家战略，十八大再次提出，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走得更好，这是我们智库需要研究的问题。
作为中央企业，中国诚通是负责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实际上是一个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者。这些年来我们在澳大利亚、圭亚那、印尼、韩国和俄罗斯都做了很大的投资，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已经大于了外商对华投资，这是一个标志性。
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和企业如何走出去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从自身的感受来讲，我们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在政府层面还缺乏一个顶层设计，跨部委交流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也是迫切的当务之急。我们如何协调企业走出去的恶性竞争问题，如何引导企业制定出合理的政策，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样的支持，这是没有的。
比如说，国有企业走出去，在资金上是不成问题的，而民营企业走出去在资金和银行是很成问题的。再有，如何制定好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
这种顶层设计和跨部委之间的交流机制要建立，避免出现多头审批等问题。解决我们企业走出去自身的问题，我们缺乏人才，缺乏对投资国文化各方面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导致我们投资项目的失败，这是我们智库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科：我是刘科，我是通过千人计划回国，当时是帮国家办一个叫做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ICE），这个项目招了25个千人计划专家，65个海归。我作为智库常务理事，提两点建议。
一方面是我回来以后参加了国家工程院和国家能源战略的研究，一个是中国油气资源研究，一个是中国煤炭高效研究，还有中国能源金三角战略研究，这块我将来配合一下。包括最近我写一篇关于中国雾霾的核心问题，其实雾霾，核心就是中国18亿吨的煤是在71万台中小锅炉未经脱硫脱销烧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一直有这个愿望（Petition），我觉得智库应该帮中国呼吁建立现代中国工业研究体系。现在我们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一个软肋就是工业研究。其实你看国际上没有英特尔，没有微软，没有IBM、没有google就没有电脑业的今天；没有西门子、没有GE就没有发电业的今天。我们国家高端人才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中科院和大学系统，而中科院和大学系统的机械制造学院不可能做这种大工业技术研究，现在中国工业体系怎么建立，我和延宁部长也做了一些探讨，将来我们作为智库理事立个题目来做研究。
我本人现在出来是做合伙人，我自己也是一直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原来北约的总司令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将军是我们的合伙人，我一直给他建议，我说中美之间应该定位成双赢的竞争性关系，所以他非常认可这一点，因为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双输的关系。我说没有竞争了，对美国不好，你老大会衰落的，有竞争了双方在竞争中变得更好，这样做好了，今后五十年世界就平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我的一个愿望（Petition），我希望能够推动。现在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和中国打交道我就要促进。
另外一条线，我们和老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尼尔•布什有接触，尼尔每年来中国三到五次，我和尼尔一起去见刘晓灵会长，我觉得中美期间需要这么一批人，通过我们这些在座海归的各种渠道来促进中美双赢的竞争关系，这也许难，这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因为中国顶层中真正有这种国际视野的人才太少了，需要我们这一批海归。全球化智库主要是以海归为主的，我们向大家呼吁促进中美双赢的竞争关系，这样对国家是好事，对整个世界也是好事。
最后一点，真正实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我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最根本的阻力是人才，因为我在GE做高管，GE培养出来的前三百个人，随便在国际会议上站起来拿着话筒就可以讲问题。我在神华当时办研究院的时候，国企里面神华这么大的企业，前十几个人确实非常优秀，但第二梯队没有这样一批人，没有这批人走出去就会犯当时日本和别的国家的错误。
我们智库就要有这种人才，研究当时日本出去的经验，为中国国际化做一些建议，这是我们中国智库需要做的工作。
主持人：谢谢。
刘国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刘国福，很高兴参加名家午餐会。我研究的领域是移民法，人员的国际移动，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点未来的国际总结和展望。
我们谈国际化的时候有贸易的国际化和投资的国际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国际化，没有人的国际化很多事情做不好。
对于人的国际化，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乐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外国人入境中国的规模是在逐年下降的，尽管中国的经济是在逐年增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第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人数，增长也非常的微弱。按照人社部和外专局的统计有70万人在中国工作，每年增长两三万左右，这和中国的发展也不成正比。
第三、留学生的数字。尽管每年是创记录的，但实际上留学生基本上都没有留下来的，都是回到了原来的国籍国。北京也是这个问题，来北京的外国人也是下降的，从这个现状我们看起来不乐观。
中国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好像对人的国际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政府关于外国人的政策，现在也没有特别明确。
第四、政策框架没有变，法律上也没有变。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国际化，不管是激进的双重国籍还是温和的有弹性的双重国籍，目前都没有得到落实。外国人在中国的绿卡制度是2004年公安部和外交部联合颁布的行政规章，我们知道效果很差，每年有几百人获取，很多优秀的华人都不获取，这个草稿也讨论了很多次，里面有很多问题放宽，但实施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施。
包括外国人在华中国，一个是在华的专家，一个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这两个总是弄不清楚，他们的权利义务也弄不清楚，还有两个国家的副部级单位在管，这块准备的也不充分。
在改革开放初期，管外国人包括公安部、出境管理局、侨办等部门。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多龙治水，虽然成立了大外管的协调机制，但这只是一个联席会议，没有实际的执行力。所以，从政策上法治上我们也不是特别乐观。
我们目前是在起草一系列与国际移民有关的法律，修订国籍法，修订外国人在中国拥有拘留管理条例，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关系管理条例，还有在搞积分移民制等等。
我总体的感觉是一个是学界和政府界对这个不是特别关注。大家可以看看学术界和媒体对这块的呼吁和深入研究的人不是特别多。只有像王辉耀博士这样一直的呼吁，一直在弃而不舍的努力可能才会有一些结果。
未来几年这些在制定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些声音或者在座各位精英的思想，还是研究以前那个东西，人的国际化，可能还是要有更艰难更远的路要走，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多谢，这个领域是下一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话题。
赵柏松：我现在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霍普金斯研究院的院长。我和王辉耀这里的因缘主要是因为王会长对于国际人才的研究，对于海外人员的这种关注，特别是现在有一些海外的留学人员和回国人员，他们在许多方面希望得到好的保障。
我现在讲两点，一个是全球化智库的定位，肯定要以全球化为视角，这一点非常好。
第二，接地气。全球化智库要在这七个转变中根据各个行业的特点，能够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要有一些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小组，把这些专业的问题形成一些文字的东西，由我们这里作为一个窗口往上汇报和反应。特别是我们强调中国从制造到创造的过程中，对于研讨创新方面的主题。
我是搞生物医药的，医药产业里有很多大的问题，医药企业都想要好项目，都想明天就赚钱，但医药产业本身的特点，每个项目都是周期长的项目，这里涉及到行业引导问题和政策引导的问题，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今天希望能够在这里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能够在这方面给国家多提供一些好的意见。我们本身也是为中国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做贡献，把国内外的生物医药人才和国内的生物医药产业结合起来。
投资方感觉到医药项目的投资周期过长，同时也考虑到风险，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等于说把行业人才、技术项目相当于引进、转化孵化的形式，并且希望能够和中国的医药企业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做工作中一个大的方面，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来讲，资金倾斜和政策方面应该有所引导，特别是对于医药这样的项目。千人计划主要是鼓励某个人单团队单项目。而我们这种多团队多项目的机构，如果能够获得国家层面高度认可，那它创造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千人计划能够做得了的。
我和王辉耀是人社部留学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创业导师，共有50多位，我们在评项目也有碰到很多问题。作为智库来讲一定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给政府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不要受一些思维理念的限制。
智库如果光是站在国际化角度提意见的时候，就会出现不接地气、不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的问题。而CCG在领导民间智库的同时，也在和国家的智库进行结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这一点来讲，我想CCG里面今天评了民间智库我们排名第三，在我看来应该是第一名。这是站在国际的角度，我们有400万美国华人支持我们这个组织，这块和辉耀这里联系非常紧密，我们有信心，希望海外华人关注的第三视角，我希望中国能够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史震春：我是史震春，美国博地能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博地能源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煤炭公司，我是从事中美能源合作项目董事会主席，刚才我听到大家讲的格局非常大，我就说一点具体。
刚才也谈到咱们的智库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平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得到国际认可。将来如果国内公司特别是我们一家美国公司能够从智库方面得到一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同时如果可能，能够帮助企业在中国职能部门方面有一定的游说能力（lobby），起到这样的作用才能做到全球化，光有一个愿望还是不够的。另外，希望做这个平台的时候，不要光去跟随潮流（fashion）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真正的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上个礼拜，我和美国能源部、商务部和美国大使一起去山西和山西政府做了交流，谈双方能源合作的机会。山西刚好是雾霾，空气质量不是非常好。我就想将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如果对中国的能源革命及能源政策提供有意义的建议，让政府做出的决策更具可行性的话，这将会是比较有意义的。
中国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责怪煤炭很可能是引起污染的原因，实际上不是，美国也在大量的建煤炭电厂，也非常清洁，但到中国为什么这样？2014年，中国消耗40亿吨的煤炭，但大部分的煤炭是集中在老百姓做取暖，真正用来发电的占不到50%。而中国政府恰恰有一个限制，说煤炭发电要限制，方向恰恰错了，应该限制电厂排放达到高标准，而不是限制煤炭的发展，如果我们智库能够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能够为中国政府提供更有意义的建议，让做出的决策更具可行性和科学性的话，将会是非常有意义。
邹亨瑞：亨瑞集团在过去五年在美国进入了50多个房地产项目，包括和中国的绿地集团合作，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培养起一个美国本土的团队，我们通过美国投资型基金和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对这50个项目直接投资超过25亿美元，进行五年的监督管理。
刚才大家说了很多，有很好的愿景和政策建议，现在我介绍一些实际的东西。今年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高潮，2014年是元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014年房地产对外投资去年超过3.1亿元，比2013年增加1倍，真正民营和个人来说占的比重最大目前，国际化大部分来说是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和个人资产配置国际化（海外置业）。
亨瑞集团现在已经协助了国内十多个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我们的强项是有核心团队提供全方位咨询、保驾护航，主要是在房地产领域。
同时，我们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帮助很多国内的企业拿到美国的建筑贷款，包括绿地集团当时派到美国的国内团队，当时各方面经验不到位，我们协助他们拿到美国当地的一些融资贷款，同时结合美国特殊的投资型基金使他们能够顺利进行。
另外，万达在芝加哥准备投资10亿美元，经营了几个月也发现遇到一些困难。最近和我们谈，也希望我们能够获得帮助，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持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王伯庆：我是麦可思公司的，我们公司是基于大数据的一家公司，同时在高等教育上面也是扮演智库的角色。很多中央领导或体制内的部门用到我们的数据，大学生就业用到都是我们的数据，包括最近的OECD将在三月召开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教育报告的核心部分是用的麦可思的数据，他们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找到我们。
我想分享一下在智库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教育数据最应该是公开的，国家也正在逐步公开。目前很多数据库还躺在那儿，一般都不让你用，现在还不能用。我八年前回国，就开始我自己从头建立数据库，跟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是计划内招生有600万，我们一年差不多跟踪三分之一以上的毕业生，这是一个超大的样本统计量。
通过这个我们独立撰写以数据为基础的报告，从而建立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制定。因为我们不管是从高校一级一直到教育部和中央一级，对以后发展的教育的东西要有实证为依据。
另外它有很多改革措施。这就产生了两点。这些改革措施出台的怎么样，这就叫做具有可控性的政策效果。我们跟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但作为一个体制外民间的公司，大家是不是觉得做数据库很贵？其实不贵。因为如果按传统打电话或者纸质问卷调查的话，工作量很大而且回收质量很差。我们现在整个数据库做得很便宜，现在是国内除了人口普查之外最大的问卷调查，央视的调研现在和我们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了，四年前它和我们在一个级别上，而且我们的成本比较低。最近这两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问卷调查的主要群体，特别是青年人全部用的是智能手机，我们发现智能手机让答题质量和回收率都增加了。
与PC时代不同，因为智能手机用的是碎片化时间，主要是利用调查对象最不在乎的时间段，因此现在我们的答题质量迅速地提高了。
以后在CCG的建设中，我能够配合CCG，就是把CCG关注的这些人群和关注的问题，我们规范好问卷去做，因为这块我们规划问卷的技术在国内是最好的，到现在为止像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到我们这里做论文的时候，他们说麦可思应该讲一下问卷怎么设计。
我自己是常务理事，和辉耀合作比较早，今天也听到龙部长讲到，智库建设要和国家的各个层面结合，其实就是我们的客户做这种决策制定之前的数据收集，下一步我们可以在问卷设计、数据回收、数据库建设、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现在因为智能手机大家都愿意用，我们原来做数据的时候，数据进来以后三个月才出报告，现在我们已经做到给600多所高校，这边毕业生开始答题，这边他的智能手机上已经开始出现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完全是打通的。
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智能手机的出现会颠覆很多传统的研究方式，但是它整个基于数据的理念呈现，我们希望能够在我自己、在我的团队（我刚回来是一个人，现在是170人的团队），很多人质疑你做这个东西还需要这么多人吗？确实需要各种分工。
作为CCG常务理事，我会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事实上我们团队今天下午就会来到中心一起讨论怎么去建库，在数据挖掘上提供支撑。谢谢大家。
主持人：多谢王总，王总带来很多新的科技和新的思想。
陆兴东：谢谢各位理事，各位专家，我第一次参加会议，2015年不用怀疑的是文化行业的依然会很繁荣，恰恰我在这个行业干了二十年。我介绍一下自己，第一、国龙投资在三个板块投资，一个是影视内容，一年大概20个作品，现在我们正在和洛克菲勒家族联合成立中美电影合拍基金。第二，基于广电的云资源和云存储，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广电云系统，这个系统日渐庞大。第三，我们在建电影硅谷和电影乐园，在电影往下走的电影主题公园和游乐产品。
在全球化CCG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全球化文化智库的文化战略委员会。我们看韩国这二十年的发展，韩流是形成全球对它的民族、文化、科技的印象，尤其是年轻人很喜欢，现在女孩子都是看了韩国电视剧才会跑到韩国去整容。
现在政府正在进行中国文化和中国梦输出，但我们到世界各个国家去看看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中国假冒骗，中国的山寨产品，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地摊货。其实，中国的文化输出碰到很大的问题。
原来我们从中宣到文化所有的文化管理部门是对内管控，没有说文化如何输出，我们的文化如何呈现为全球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中外合拍电影基金，原因是我们和怎么印度合作，怎么和美国、韩国、欧美合作，让他们关心中国的题材和中国的话题，转化为全球化产品。
我们在好莱坞建立一个机构，把好莱坞最牛的27个制作人导演签到名下，让他们为中国生产我们的作品。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试图推进也非常艰难，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民间的公司要推动一些国家的文化战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寄希望智库能够和我们共同推动这样一个国家文化、战略跟民间公共外交与文化输出的这项事业。
何伟文：我没有料到能成为CCG的高级研究员了，非常容幸。 今天听到这么多高端的企业家和学者的朋友的思想，收获很大，我想简单说一点。
作为中国有影响的智库，今后我们怎样引领中国的全球化，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然中国现在全球化和中国新常态下全球发展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还要冷静思考一下问题，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对中国经济要既有远虑，又有近优，远虑是对经济的远虑，近忧是对企业的近忧。
远虑。最近几年的特点，投资在拉动GDP的作用越来越差，去年一到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当然这个不完全科学但可以参照，已经可以达到85.2%，快要拉齐了，但拉动GDP只增长3.07个百分点，同样的数字2005年这个比例只有48%，但拉动GDP4.4个点，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投资的作用越来越差，效益、回收和生产率越来越低。
美中贸委会说美国的跨国公司最担心的不是中国房地产崩盘，而是中国三四年后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投不下去了，没有回收，回收效益不值得再投资，经济从此徘徊。当然这个出路只有全球化，时间关系不展开了。
近忧。我们说中国经济亮点不错，很多人讲去年财富500强，中国已经100强了，中国大陆加台湾、加香港，美国128家，我们很快要超过美国了，世界前10名中国占了3家，一片欢腾，但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先把台湾的不算，大陆和香港一共95家，这95家无论是人均创造的收入还是人均创造的利润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得算起来它的利润率是5.24，全球500强是6.30，这包括中国在内，美国是9.33，所以我们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一个点，比美国低四个点。
同时，5.24还要分开看，四大银行工交建中占到我们整个利润率的43%，它们的利润率很高。今天不谈这个问题，拿掉以后，其他的91家平均利润率只有3.3%，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再拿掉6家银行，国开行、交行再拿掉，这样利润率只有2.45，只有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以这样的利润率，也就是利润率和生产率不能完全比，但它是一种指向，这样低的生产率我们怎么去竞争？我们的长远前途是什么？列宁说过新制度会代替旧制度的最重要一点是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将来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我们比较一下，同样的行业，航空航天制造，汽车制造、机电制造，我们比较一下中外有代表性的跨国公司，利润率明显我们低他们高，为什么？他们全球化程度极高，全球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可以在全球所有的地方寻找最好的设计研发技术，最廉价的资金，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原料，最低廉的能源，去寻找最好的市场，从而实现最大的利润率，这样就提出了全球化的目标。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智库作为在中国发挥影响，深层次的研究一下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力的长远意义，所以，促使中国接近在世界竞争力中的长远意义。
吴初默：北美信托银行是总行在美国芝加哥，主要是做投资管理、全球托管和财务管理。今天智库的一个议题是企业走出去，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业务就是帮助企业做海外投资，所以我们的客户像全国社保、人寿集团他们投海外二级市场投资的时候，都是同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
我今天想简单讲两个我们自己的体会。第一，我们觉得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因为国内人民币还是受管制的，除了“国家队”的外投、中投、社保之外，其他的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他们赴海外投资就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同时需要受限于外管局的外汇额度。
目前我们看到监管环境对赴海外投资还是非常严格的。当我们觉得海外市场马上开始走好以后，监管机构的却会因为经济刚刚走了一个下坡，通常会在遏制那个时期企业赴海外投资。往往等到海外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监管机构又开始意识到出海投资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开始允许投资了，通常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顶峰。
所以，我们觉得除了“国家队”的人员，再加上其充分了解海外市场之后，他们会在这个环节上占了先机。
第二，我们感觉国内企业对海外并不了解，往往聘选外资管理人的时候做了两三场报告后，他们就觉得懂了。一旦他们在海外投资受到一些损失，他们就怕了，不敢动了。我们需要等到他们下一波的人员调动后，才会有新一波的赴海外投资的想法。
所以，今天智库的议题走出去人才国际化非常重要，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和智库各位理事一起进行沟通，探讨怎么把这方面做得更好。
主持人：午餐会差不多了，今天刘延宁主任来的时候说我们的国际化将来不光是具体的，形式上也要国际化。午餐会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形式，它这也是一个舶来品。本次午餐会的交流非常有价值，今年我们也会形成一个智库的新常态，我们请王辉耀来做一个总结。
王辉耀：今天的午餐会交流很丰富，我们请了很多的理事、专家和客人。特别是龙部长做了非常好的高屋建瓴的指导。大家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个会议的内容我们会做很好的建言献策，同时我们会登在下一期我们的刊物上。
这个形式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每个月都会举办这么一场活动，我们也特别感谢银泰集团为我们这次午餐会提供支持，银泰集团也是一家具有前瞻和国际视野的企业，我们希望今后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下面还有时间我们大家可以自由交流，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些联系。今天也有中国网的张林主编在这里，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加强和他们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