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二级教师
回民工作委员会很快在西北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了回民学院，杨富魁当了总务处干部，主管整个回民学院的基建工作。虽然脱离教学，但他晋升二级教师，每个月拿76块钱的工资。
最让杨富魁骄傲的是，他主持建了回民学院的一栋教学楼。“那可是整个牛街第一栋小楼，很惹眼呢。”每天上课，琅琅的读书声传到整个牛街。
这个时候，杨立也在回民学院附属小学读书。
1959年后，整个国家都处于困难时期。
让杨富魁深感骄傲的是，家里的四个孩子，虽然生活有些困难，但都热爱学习，成绩优异。
“就拿我来说吧，学习成绩特别好，还在班里担任干部，初中升高中还是保送的呢。”想起读书时光，杨立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杨立记得，父亲在学校基建工作上大展手脚，几年时间就牵头负责修建了回民学院好几栋教学楼。
“那时候很忙，每天很晚回家，就在饭桌上跟家人讲讲学校的情况。”杨富魁指着不远处伊斯兰经学院的绿色屋顶说，那就是他牵头修建的房子，直到现在都是宣武区的一个地标建筑。
时光滑到杨立的高三，他面临一个重要抉择——考大学还是工作。作为家庭的长子，他最终放弃大学梦，决定工作。
“要么参军或进工厂，要么当老师。”杨立说。
儿子的教学成就
杨立跟父亲说出自己想当老师时，是在一顿晚饭的桌上。杨富魁听完，不假思索地点点头，连说“挺好，挺好”。
事隔两年，杨立才体会到当时父亲对自己的支持和子承父业的骄傲，其实是藏在这种淡然的表情里。因为杨立的大妹也要工作，说想当电影演员。杨富魁想了几分钟，大手一挥微微皱眉“不行啊，这是不务正业”，一句话，让杨立的大妹改了志愿，进了工厂。
1963年9月，杨立和其他19名同学被挑选为教师，历经半个月的培训后，被分配在宣武区各个小学。与此同时，13名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老师离开学校，转业或者参加培训，以达到中师水平。
正式上岗前，杨富魁帮儿子分析了小学各个年级的状态，建议他挑一个中年级的班开始教课，比如三四年级。杨立果然在挑班级时说出三四年级，他也被如愿分配到宣武区中恒街小学四年级，教语文课。
课本上开始有了毛泽东诗词，学校开始号召学生们向刘文学、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杨立记得那次少先队观摩会，就在他的班上举行，有区里不少的教育领导参观。黑板立在前排，上面有醒目的大字“纪念刘文学”，旁边还有他的头像和事迹。
几年下来，杨立从模仿老教师讲课，已经学会自己摸索教学。“我教的班成了红领巾班，特别有成就感。”杨立说。
此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37块钱，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学校大发展
“文革”期间，教学工作曾经停滞了两年。
复课后，杨立重新回到讲台。虽然工资没变，父亲也还在湖北农村下放，但杨立还是重新燃起了对工作的热情。
“我发现自己的教学激情一点也没退减，因为一直相信教育本身的力量，也坚信国家一定会再重视教育。”
1971年，杨立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出生，他们搬到输入胡同的一所平房里。
拨乱反正后，杨富魁从湖北回到北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国家给杨富魁分了一套楼房。他闲暇时，还是喜欢到学校转转，也曾跟经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出国，到西亚参加朝拜。“我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因为此时，教师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上又开始敬重老师。
杨立的工资一下子涨到四十多，没过一年又涨到六十多。“有天听说工资可能涨到一百块，真不敢相信。”
后来不但工资涨到一百，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飞速进步。
第一台电脑进学校时，杨立觉得很新奇。“我还记得，那是几台苹果电脑。老师们都围着看，高兴得很。我回到家后，也情不自禁地告诉了妻子和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