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桂军民：就是一句话，万分地不舍，不到万不得已，就绝不想到这个办法。如果还有别的医疗方法，能挽救她的生命，那我一定会采取别的办法，不会选择这条路。我咨询过美国的专家阿伦·德雷克，他说这种病在美国也没有办法，也得去临终关怀。
澎湃新闻：有过心理斗争吗？
桂军民：没有什么心理斗争，就是一闪念而已，就想着她后续怎么处理。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个程序，她是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以后开始做的，我们觉得没问题。外界怎么说，怎么评论，和我没关系，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情，法律也没说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我们还能为家人和社会做一点点贡献，也符合她的愿望，所以没有纠结。既然她要离开我们已经改变不了，那么就接受！我们接受以后就要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大程度的实现她的愿望。
澎湃新闻：你的家人对这项计划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桂军民：他们没什么意见。除了最早的时候，她大妹子考虑世俗的压力，大部分人都觉得入土为安吧，人已经去了，再折腾她也没什么意义。她没有考虑过我们什么感受，总体来说我们沟通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没什么问题。
澎湃新闻：你的妻子呢？
桂军民：我妻子当时已经无法表达了，但是她能听得懂，我和她说：“要么，我给你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睡觉去，到了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再醒来，你愿意的话抓着我的手。”她抓着我的手。对我妻子来讲，她希望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更有质量，我们做这个决定也是帮她实现这个愿望。如果因为她能让我们活得更好，我觉得她比什么都高兴。
展文莲。 家属供图
“她跑得快，真自在，她跑了，把我们扔这了”
澎湃新闻：你和家人对这项计划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桂军民：人体低温的状态下是很脆弱的，一个很轻微的搬弄，人可能就碎了。他们提出了一些操作的方案，我感觉还是能接受的。
澎湃新闻：你和妻子告别，有说些什么吗？
桂军民：比较私密的话，我也不是很善于表达感情。就是一句话，表达的全是爱与不舍。
澎湃新闻：看到她被转运到液氮罐长久低温保存之前的状态，你心里怎么想？
桂军民：哎……多希望她能醒过来，但是再不舍也没办法。我们觉得还是很满意，至少她是安安静静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暂时告别了，她休息去了，终于把挑子全部扔给我了。原来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她操心，我在家里就是甩手掌柜。哎呀，她跑得快，真自在，她跑了，把我们扔这了。
澎湃新闻：你觉得你妻子生前是个怎样的人？
桂军民：我的妻子是一个善良、正直、有爱心的人。啥事没想过自己，凡事先想着单位、别人，活着累得很，不自我。她平常做义工，每年给农村孩子捐书，送文具，买好了就直接发到学校里，也不吭声。今年，她躺在病床上还在问，还在问东西买了吗？我说买了买了，都放那儿呢。以前，我们小区门口就一条公交线，公交车来得非常慢，有时候四十分钟也来不了一班。大家都在嚷嚷，她直接就打政务监督热线，让公交公司增加班次。一般情况下，她牵头的，肯定会做到底，没有什么事儿做一半儿不做了，就要盯到底，非得要个结果，要个说法。我总说她就是好管闲事。在单位里，她也是个劳模，凡事喜欢亲力亲为。单位有什么事儿吩咐她去，跑得飞快，谁也拉不住。
澎湃新闻：你与妻子离别的最后一刻，心里在想什么？
桂军民：我怎么都接受不了她会离开我。以前总开玩笑，谁提前跑，谁是当逃兵，她走了并不难受，难受的是我们这些人，我总说我要当那个逃兵，让她难受着。一次，在病床上，我问她，你能陪我多长时间。她说，一辈子。当时哪能知道一辈子这么短，就活了一半吧。
澎湃新闻：妻子离开以后，你是否有心结，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桂军民：有过，一开始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回忆所有和她有关的事情，不想去提起来，因为非常痛苦，毕竟她走的时间太短了。后来自己没事看看书，和孩子说说话，聊聊天，看看她生前的东西，还是选择接受，包括媒体采访，我也接受，即使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意，我们不强求别人理解。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有些同事朋友知道了以后也在嘟嘟囔囔，他们在嘟囔些什么？
桂军民：就说你穷折腾什么呀，人都没了你折腾她干嘛，让她安安静静的。
澎湃新闻：会不会感觉到压力？
桂军民：从我内心而言，刚开始还是有压力的，后来想明白了以后就没有压力了。刚开始会考虑到一些世俗的问题，比如说后事的处理，后来通过律师了解到，医疗团队会为我们提供完备的法律手续，就没有什么压力。我们没有做坏事，只是做了一个先行者而已。怎么向人家解释比较困扰我们。人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就没了，还要牵涉到她的朋友，怎么给人家送信，这也是有压力的，后来我们就发了朋友圈，买了墓地——衣冠冢，和父母葬在一起。其实，活着好好对她，走了没必要做给别人看，把自己日子过好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