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了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也就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的开放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是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也需要我们持续关注。

开放单独二胎是人口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首先在人口政策本身的层面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对于人口的过度控制使得出生率急剧下降，并始终处于低增长率的阶段，至2013年劳动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将会出现负增长。

其次是对基本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政策性因素，使得全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情感获得了满足，不失为一种巨大的进步。

再次是对整个人口政策调整起着前哨站的作用。单独二胎的放开，也可以作为检验生育愿望，试探人口增长情况的前哨站，如果在公众的出生愿望不强，像有的试点地方那样，即便全面放开也不会导致增长的话，那么就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的放开，最终实现生育自由的格局。

最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个人的生育愿望将会趋势，同时离婚率的居高不下，男女比例的失衡，养育成本的增涨，社会保障的完善，都可能影响到实际的生育情况。现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啻为未雨绸缪之举。

此外，放开二胎将使“失独家庭”的机率变得更小，既顾及了亲情伦理，又纾解了社会隐忧。【详细】

要千方百计确保政策落实到基层

在计生问题上，历来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甚至是列为一票否决的指标，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人口计生政策的实施造成影响。不少地方基层把人口超生当成大忌，把人口降生当成政绩。每年开门总把人口降生指标明确列为官员奖惩的重要考核指标。一旦人口被检查发现超标，就得向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问责，轻者扣罚全年的奖金，重则挪位子。因此，每年各地都会派出强大的力量去抓计生。这种情结不能不对“单独二胎”政策落实产生影响。“单独二胎”决不是仅仅顺应公众诉求，而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千秋大业。在这个问题上，准确地说，不要设全国统一时间表，但也要出台一个最迟时间表，要千方百计确保此项政策及早落实到基层。【详细】

跟进公共服务，助力“单独二胎”放开

首先，要做好优生保健准备。当前的独生子女当中，有些接近或达到高龄产妇的年龄，对于她们来说，生育会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做好胎儿出生缺陷防范。当前孕前优生检查补助只限于农村地区，从施行3年的结果来看，这一举措对减少农村地区婴儿出生缺陷的作用明显。当前生育政策出现一定程度调整，孕前优生检查的政策也需相应“扩容”，使“单独二胎”家庭也享受到这一普惠政策，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其次，“单独二胎”开放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造成压力，因此，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特别是在一些人口基数不大的小城市或县城，公共资源保障的弹性很小，再加上资源原本不足，出生人口哪怕增加不多，幼托、幼保、幼教机构等公共服务也会增大压力。这就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情况提前研判，使公共服务随之跟进。

此外，一些与计生相关的地方性政策也应适时调整。比如过去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主要针对一孩，那么，“单独二胎”放开了，这些家庭应该纳入奖励扶助对象范围。且每个月5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等奖励也应提高，以鼓励少生家庭。【详细】

将生育政策的改革进行到底

单独二胎的改革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有破冰、试水、过渡的性质，但改革远没有完成任务，而是处在初始阶段。单独二胎是部分还权于民，即便对受益的那个群体来说，也没有做到完全自由、自主的生育，而生育权是天赋人权早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普世价值，此其一。

其二，这项改革的受众面有限，只是惠及了单独家庭，属于“一小步改革”。毫无疑问，非独家庭同样需要规避独生子女带来的诸多风险，而非独家庭的母亲多是70后，她们的岁数不饶人了，处在34-43岁的年龄段，已经逼近甚至突破了适龄生育的上限年龄（一般优生学认为是35岁）。所以，75后母亲想生育第二胎的愿望更强烈，事实上她们的生育机会也更少，更值得关怀。这项改革是单项改革，没有一揽子解决问题。

其三，改革的红利大小取决于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改革红利的逻辑是这样的：不改革，没红利；小改革，小红利；大改革，大红利。可以想见，这项初始改革所取得的改革红利相当有限。备受诟病的强制计生，是最需要及早改革、全面改革、深度改革的领域。如果单独二胎政策之后持久没有新的改革措施的跟进，那就可能丧失改革时机以及连续性的改革可能收获的更大“改革红利”。【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