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摔倒的老人变成“危险人物”

自七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开始，摔倒在路边的老人似乎就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危险分子”，不少人都害怕被讹诈而不敢贸然搀扶。每当谈及类似的“老人诈摔”纠纷，舆论都惯于从社会信任和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探讨，但最终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反倒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毫无顾忌地去帮助他人。从这一点来看，达州警方在法律框架内处置纠纷并惩治“诈摔”者，开了一个不错的先例。

3名涉事小孩已在目击者的证词中洗清嫌疑，但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的老太对处置结果存有异议。公共事件无惧争议，但要化解这种双方各执一词的纠纷，拿全家性命“赌咒”是行不通的，归根结底还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回顾“诈摔”事件始末，涉事小孩之所以没成“达川版彭宇”，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家长通过举牌寻找证人、向派出所报案等行为，还原了事实真相，依法认定了责任归属。在出现新证据之前，当地警方的处置结果都是站得住脚的。那老太如果真想翻案，应同样选择法律途径。[详细]

老太不能举证被撞，孩子家长无需赔偿

单从法律角度看，廓清双方责任未必复杂。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更对这一举证责任原则作了更详细的诠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也就是说，若老太一方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孩子是撞人者，孩子家长就无需承担相关责任。

这起普通民事纠纷，本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可是，老太家人却将其滞留小孩家中，并“扬言不赔医药费老人就不走”，让事件性质发生改变。它或将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寻衅滋事行为，甚至是敲诈勒索行为。而三位家长被迫作出的同意部分赔偿许诺，也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案例中，有些老人假装摔倒，借机碰瓷，且赔偿要求远超出合理范围，也可能触及刑律，涉嫌敲诈勒索罪。[详细]

还应该有一则“好心人免责条款”

面对这样的案例，我们更应该着力于在法律制度的根源上予以对好心人的“关照”。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许多欧美国家都明确立法的“好心人免则条款”。所谓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在某种意义上讲，这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避免好心人被坏人讹上的尴尬。

保护施救者的权利不受伤害，是唤回公德的前提。公德的回归，自然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还与司法公正紧密相关。比起道德评判，一个能保证好人不受伤害的法律制度，更加可靠。对于其他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避免施救者被讹，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施救者的后顾之忧，显然是需要立法解决的急迫问题。 [详细]

法律做土，才能让道德开花

一起不公正的待遇，有可能用十起公正的事例也难以挽回损失。“见扶不扶”的道德纠结背后，更多的是对后果的担忧以及风险的恐惧。但问题在于，就个案来说，究竟是诬陷或者讹诈，还是逃避或者撒谎，确实是个很难“自证其清”的事情。抛开道德本身来说，老人受伤已经涉及到法律界定的范畴，需要法律的介入厘情真相。

现实中，确实不乏恶老太式的诬陷或者讹诈，并对社会信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 “不是坏人变老了，就是老人变坏了”的感叹下，很多人都会将爱心与善举埋下心中，并视明哲保身为最现实的哲学。于是道德饥渴之下，难免会对每一起诬陷或者讹诈事件，给予全民道德的审判，“人人声讨”之下，会不会“情绪审判”不得而知，但在众声共调之下，老人的泪水与赌咒，同样是一种值得倾听的声音，同样是一种需要正视的权利。

但是处理的分歧，法律的争议，不应用道德的标准去审判，这可能会影响事态的走向和事实的公正，不利于对个人最基本权利的保护。若是连基本的法律底线都无法坚守，道德保卫就会成为最大的道德破坏。[详细]

别指望一起案件就看透人间善恶

在中国傲然的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国民道德标杆却尴尬的定义在敢不敢扶老人的水平上。我们还是能在很多场合、很多画面中，看到听到对于本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乐观认可。这就造成了两种平行线的错觉，到底是视听上的丰满，还是现实中的骨感？

也许两者都不是，在不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国人还是很乐意的伸出帮助之援手，比如公交车上让让座，给陌生人指指路，甚至也有最美妈妈、最美保安等敢于伸出生命之手来接住从空中坠落的生命。然而吊诡的是，但凡在马路边上出现的各种状况，就成了国人不敢轻易动作的场所。除了各种碰瓷的蝇营狗苟之外，也有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的深刻“启蒙”。[详细]

别指望在一起“儿童扶老人案”中，看透所有的人间善恶。在已有法律裁决的前提下，将媒体的聚光灯持久聚焦于个案，并将其夸大成对群体的批判，不仅会给当事人构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造成超出必要程度的伤害，对整个社会也无甚裨益。法律要罚当其罪，舆论也该止于当止。[详细]

（编辑：杨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