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其实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可以就是一部思想的历史，我们人类的大量的制度规则其实都是某一种思想创造出来的。当然了，未来我们人类走出的路也依赖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

但是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理念、思想、信念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当然你可能感到奇怪，因为经济学家讲人是理性的，并且其他的科学家对经济学家的最大批评就是人是理性的。我要说，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是一种过分狭义的理性，用我们叫工具理性。其实我们真正的理性不仅仅是工具的理性，我们目的的理性、价值的理性。所谓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是会思考的，每个人干事都是有目的的，而且我们在干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这件事对还是不对，是善的还是恶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思而后行。我这样说不是说否定利益本身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人对利益的理解其实都是通过理念进行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理念，你就可能理解为自己有什么样的利益。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是，思想市场不仅为我们人类未来的变革带来思想的火种，而且可以使我们人类避免灾难性的错误。我们中国在近代史发生了很多灾难性的错误，其中一个是我们知道的“大跃进”，由大跃进导致的后来无数的人饿死，那么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比较少有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思想有思想市场，普通的人曲解，甚至普通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可以发表观点，大跃进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愚蠢到那种程度，看到大量人饿死的时候还要继续推行这种制度。但是非常可惜，在那个时代，消极的思想市场没有人可以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所以一个错误可以延续多年，最后导致了那样大的不幸。我要说未来我们中国如何避免类似的一些灾难，也呼唤着一个思想市场，也就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详细]

当一个国家一切都是以GDP，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可以剥夺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力的时候，这个GDP就是鸡的屁，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屁。如果GDP前提是保障人类的自由、尊严的话，鸡的屁就是好的屁。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抢别人的女朋友，但是如果说你不惜一切代价，不管对方是谁，都把女朋友抢过来，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道德理念的问题。

比如我班一个男同学我至今都不怎么理财她们，因为大学的时候两个男生特别好，好到可以在一个被窝睡觉。但是其中有一个男生找到了女朋友，他们三个人一起玩儿，后来玩儿着玩儿着，这个同学就把人家的女朋友就抢走了。我觉得这个就构成了我不可以接受的行为，原因很简单，既然我们是好哥们儿，朋友之妻不可欺，你可以抢不认识人的女朋友，这就是理念和利益。好色也是一种利益嘛。所以关键要看，有没有一个标准，做事情一定要有某个标准。现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有一个问题，在座的都算年轻人，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好处，确实比我们这一代人会更加自私，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信息通达，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人性的发展，也更加关注自我的成长，这是好的。

所以最后总结很简单，我个人一直认为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你想最大范围得到自己的自由、尊严、权力，就必须以尊重其他所有人的同增的自由、尊严和权力为前提，任何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的安全，倒过来是必须以尊重这个国家的国民任何一个人的尊严、自由、安全为前提，并且这个国家的一切法律和一切行政、政策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人的权力、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之上来制定。这也是我一直呼吁的，所以我曾经说过，中国这个社会要想长久发展，最重要的是被一切的安全感，这个安感是叫做保护人的尊严为前提的安全感，当然也是合法的安全感，这个就是包括政治人物的安全感，就是官员们，包括中国企业家的安全感，也包括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如果给这三个层次的人以安全感，中国社会就是正常的、循序渐进、可以长治久安的社会。[详细]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张东荪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专制者不仅在于政客贪赃枉法，肆意妄为，而在于人民多恐惧之心，伪诈卑贱之习。”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第一，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而无底线；第二，有权的没权都不看长线，只看今天，仿佛没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关心结果，而不论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第五，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第六，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如果这是对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刻画的话，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一本书，那是一个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斯·汉密尔顿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事物变成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东西。”这种对心智的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情感的珍视，我们曾经并不陌生。[详细]

从1992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张维迎老师是樊纲组织的改革精英会的活动，那个时候我见到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坚持市场经济派。那么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改革精英会的最大赞助者？就是因为我们不懂经济。我认为我这个初中生很难学懂经济学，所以我希望我们出钱，请改革精英会的人组织经济学家做一些经济上的研究，为我们中国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1992年的时候没有南巡讲话，刚刚开始，还没有提出十四大建立经济框架等等一系列东西。而我们投入的基金恰恰希望经济学家们能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潮流。后来，三中全会提了60多大项，300多个小项的改革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张老师的书里头提前就已经讨论到。为什么我们三中全会才开始提出？恰恰是因为在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让我们不得不在不断的冲突之中，在两种力量的不断博弈之中，才可能形成，变成党的文件。

现实生活中，其实有些事就是存在着。无非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用什么样的理念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就是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一种就最终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种就是用改革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问题，最终都一定会集合到我们思想找到一个共同点上。

所以，理念就是社会的共同价值问题，只是大家不敢说，不敢想，最后没办法了，就换了词了，把它用了理念就出版了。如果不用理念这个词，可能出版不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