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义桅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美国学者爱默生在南北战争前夕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同胞：“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学习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数百万计的青年正冲向生活，他们不能总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羹来获得营养”，还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学者谈智库，往往以美国为参照系，急于汲取美国智库模式、经验，其实就是爱默生要告诫美国之于欧洲的。

美国是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国家。美国智库无法抹去其底色。中国智库不能学也学不了美国智库模式。

按照美国参照系，中国智库就陷入三大悖论：

其一，独立性与影响力悖论：如果也像美国智库那样标榜独立（其实是表面上独立于政府，无法独立于资本），那就不知情，缺乏政治影响力——不光是西方，发展中国家更是看重中国智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如果不强调独立，依附于政府，则往往成为政府应声虫。

其二，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悖论：文化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智库往往相反，越是中国的，可能越不认为是世界的。世界的，又无法中国化。

其三，政策的还是学术的？换言之，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尽管兰德公司也标榜是科学分析，但世界普遍认为兰德公司是智库，不是科研机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长期致力于把中国智慧带入西方、把西方智慧带入中国，融合中国-西方推进全球化事业，彰显全球化的中国自信与中国自觉，坚定中国的全球化自信与全球化自觉，是克服中国智库三大悖论的典范，这从《大国智库2.0》新书中可见一斑：

第一，超越中国，关注全球化，关注人类。海德格尔说，光从东方来。中国是唯一的作为世界民族而存在的。中国是一文明，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第二，超越分的逻辑，侧重和合文化。西方智库背景是利益分化的党争，服务于竞选。中国是合的哲学而非分的理念。中国智库的智是智慧而不是智谋，不会出像兰德公司那样的拱火俄乌冲突，搞乱欧洲，削弱俄罗斯的一套的智库报告。

第三，超越库而着眼于协商。西方智库为政治的旋转门、政党轮流执政储备人才、献计献策、影响舆论，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多党轮流执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过程智库，为人民服务的智库。

总之，新时代中国式智库超越了美国智库分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竞争的罗辑，强调和合共生，强调人的价值，强调协商，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老师，而不是所谓的塑造舆论，制造事端。

中国智库不能以美国智库作为参照系，也不能与欧日韩等美国的联盟智库为参照系——那是体制内的国家，中国是独立自主于美国体制的。新时代中国式智库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融合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要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迎来中国式智库新时代，应研究中国问题，开创中国气派、具备中国风格，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新型智库集群。

——中国问题，孕育着世界学术前沿。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所解决的“中国问题”，早已不是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写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而是“中国的问题”（“Problems in China”），即发生在中国而不限于中国的问题——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已经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改革是人类最大创新；中国医改，是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性难题。

——中国气派，是中国学者应有的风骨。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人类的现代化之问、确立好的现代化指明方向。中国新型政党文明和文明型政党创立了 “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中国智库应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立功立德立言。

——中国风格，是智库建设的当然要求。中华文明从未间断，即便国家被西方殖民，文明依然自强自立，现在更处于蓬勃复兴之势。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提出超越西方、超越现代化又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是中国新型智库应该呈现的中国风格。

把中国问题研究透，自然就是国际一流。中国是被迫开启现代化历程的，却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强调中国式或中国特色，就是超越对西学的路径依赖，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近代情结，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中国特色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自于近代以来所开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实践，契合于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笔者十年前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彻底改变 “不智”、“不库”局面。

所谓的“智”，上“知”下“日”，就是天天生产知识。现在我们是照搬西方的知识，那是不够的，应该天天生产新知识，就是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我觉得这要以整体中国科学、知识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前提。学术强，则智库强；学术不独立，则智库不独立；学术胜于西方，则智库胜于西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呼吁我们尽早走出170年以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纠结。

如何理解中国智库2.0时代？

智库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如何研究？谁来研究？为谁研究？怎么评价？这些根本的问题，现在要做一些反思了。因为我们今天遇到这百年未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交织；国内也提出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最近结合重温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我琢磨：是不是也要改造我们的智库？

从研究中国问题，到研究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到研究世界性问题一一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到越来越多的研究人类问题本身，这是智库研究的跨越。我们研究的方法、思路相应的是否也要调整？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世人宣告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智库2.0时代，有四点值得注意的：

一、我们过去的成功，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过去是在全球化顺风顺水时期，改革开放乃顺势而为、引滦入津，盯着西方，赶超先进。我们今天还是按照过去的思路，可能适得其反：一，西方先进吗？二，先进就好吗？三，能先进吗？智库的调研、专家的思维方式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中国和美西方进入同质性的竞争阶段。他们现在也在学习中国产业政策，推出产业战略，学习举国体制搞新曼哈顿工程，学习一带一路，师华长技以制华，而我们分不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真正长处，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反而一门心思在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因为美国的激烈反对，西方的污蔑，我们可能放弃自己的一些优势，令人担心。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目标，也是过程，科技创新过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要指望完全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相互依存、命运与共。

三，科学乃分科之学，局限性日益显现。中国人对科学有崇拜，这是对历史的误读，校往过正。今天，我们智库的建设、专家思维，甚至基础教育，需要庄子（futurist）和墨子（architects）。智库思维不能太有限理性，多次博弈产生区域性、领域共同体，也要艺术性的思维，倡导大科学系统性思维，无限博弈结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颠覆性技术与颠覆性思维，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每步都对，结果错，因为系统变了。

四，我们是世俗文明，祸兮，福兮？一方面因此发展的很快，支持过去的创新，数据广泛使用，但是缺少宗教般的情怀，难以支撑原创，追求绝对真理，甚至难以产生日本家族企业的精致技术。这个成为一个大的麻烦，难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欧要搞世界数字组织（WDO），包含隐私权的新世界人权宣言。中华文明、中国体制如何适应一个数字文明时代的来临？这成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交织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们还要激励各种文明都应该适应数字化文明的来临，迭代的创新，而不再是一个线性进化的逻辑。否则，人类不可能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全面的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还有非常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五个新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引领人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五，人类智库如何应对AI时代的挑战？以ChatGPT各种语言搜索“中国”“台湾”，只有简体中文、阿拉伯文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此以讹传讹如何不误导智库研究？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时代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数字文明则取代了工业文明时代重复性脑力劳动。生态文明呢？现代化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智库如何面对AI时代人定义机器还是机器定义人的悖论？如何探讨“后真相”，避免专业地制造“虚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