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线举办。本次研讨会聚焦“货币总量增长与居民存款行为分析”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宋科代表课题组发布主题报告。

对于“通过降低存款利率致存款流出从而刺激居民消费”的观点，报告认为，存款流出最终能不能流到消费上与消费决定因素、存款结构等密切相关。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存款和消费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报告指出，一方面，货币总量无法直接决定消费状况，还要看货币流通效率。比如。居民消费最终流到企业生产上，此过程中，货币总量没有改变，结构也未发生变化，但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居民消费到企业生产的循环，拉动了经济。另一方面，相比于存款总量，存款内部结构也很重要，因为存款在谁手里对消费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持有存款的大多为高收入阶层，消费总量有限，存款流出最终的去向也是购房和金融产品投资等，此时，存款流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相比之下，低收入阶层的存款流出更能有效带动消费。

报告强调，仅从持有存款的量来看，很难锁定来自哪一种收入阶层。高增长存款主要来自哪一群体缺乏数据支撑，只能通过间接线索测算新增存款可能的来源。

报告指出，区域角度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阶层人群比例较高，居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也会更高。所以，发达地区带来的“超额储蓄”往往意味着投资的下降。相反，经济落后地区的“超额储蓄”更多源于消费回落，这种情况下，引导存款流出的政策才有可能拉动消费。

报告进一步分析，当前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新增住户存款占比均值比2019-2021年明显提升的是浙江、江苏、上海等地，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河北，下降了将近1个百分点。新增住户存款比重提升的12个省份当中，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宁夏、贵州、西藏等经济落后地区提升比例较低，也就是说经济落后地区对“超额储蓄”的贡献相对较低，而且存款比重下降的14个省份大多数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从区域结构来看，大致可以看出，这两年的“超额储蓄”大多数可能来自于高收入阶层，且更多的是投资下降，并不是直接的消费下降。

报告指出，从不同类型银行角度看，也存在结构性问。一般情况下，高收入阶层会选择综合服务更强的全国性银行，中小银行用户多为本地低收入阶层。疫情后，六大行存款增量大幅度上升，而中小银行存款占比下降，这一趋势在2022年之后更加明显——2022年，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只占总量的34.4%，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新增存款占比增幅升至55.4%。所以，从不同类型银行新增存款情况来看，“超额储蓄”源自高收入阶层的概率较大。

报告认为，总体来看，“超额储蓄”更大可能源自高收入阶层，且购房以及金融产品、理财产品投资需求下降是主要原因。

消费倾向下降对7万亿“超额储蓄”的影响几何？报告首先测算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因素对“超额储蓄”的贡献率。报告假设2022年、2023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保持在2015-2019年均值水平，测算结果约为67.4%，与之对应的2022年、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3234元和34945元。而实际上这两年的相关数据分别是30391元和32994元。也即是说，城镇居民人均贡献的“超额储蓄”分别是2843元和1951元。

其次，报告根据人口数量和结构进一步测算：2022-2023年城镇总人口分别是9.2亿和9.3亿，以此计算，2022年和2023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贡献的“超额储蓄”分别是2.6万亿和1.8万亿。这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分别是65.22%和66.16%。假设非城镇人口人均消费倾向下降的贡献率和城镇居民一样（实际远低于城镇人口），测算可得，2022年和2023年由消费下降倾向贡献的“超额储蓄”分别为4万亿和2.7万亿，而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一年住户存款就多增了7.94万亿元。因此，“超额储蓄”更多源自高收入群体的投资下降。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