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倩倩

受访者简介：

刘遵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东亚经济。他于1966年建立了最早的中国计量经济模型。他著有《天塌不下来：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Are There Laws of Innovation?》《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奇迹还是泡沫？》等17部专著，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20多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中国发展出版社专访了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Lawrence Juen-Yee Lau)。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 摄影/杨智童

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强劲，“十五五”时期或将实现5%的增长

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国发展报告》以智库视角解读中国发展密码，记录了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您长期研究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于1966年建立了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1979年最早预测中国经济将实现年均8%的增长。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

刘遵义：我认为中国经济前景非常好。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来看，实际上非常强劲。中国储蓄率一直保持高位，因此能够为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仍然非常迅速，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从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热潮来看，追溯起来，其中大多数人才正是在1999年左右或者之后进入大学的那一批年轻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扩大了普通高校招生人数。

当然，我也想指出一个规律：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实际GDP增速会下降。美国如此，日本如此，欧盟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当前的人均GDP仍然相对较低，大约是1.4万美元，而美国大约是8.5万美元。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仍处在GDP增长6%的区间，而美国则可能处在GDP仅增长约3%的区间。所以，总的来说，我是相当乐观的。

中国发展出版社：那么，具体到“十五五”时期，您怎么看中国经济走势？

刘遵义：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5%—5%。我个人认为，中国实现5%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事实上，如果看未来10年，中国完全有潜力实现平均6%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可以顺利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AI的两个缺点：没有判断力，不能被完全依赖

中国发展出版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您认为中国应如何更好地处理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刘遵义：我认为，应当对人工智能保持谨慎。从智能体或者说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在很多事情上可能确实超越人类。它阅读得更快，记忆得更好，也能很快做出总结。

但人工智能有两个缺点。第一，它没有判断力。我说的不只是伦理判断，当然它也没有伦理判断；我的意思是，它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判断力。比如你走到一个街角，是该向右转，还是向左转？人工智能其实并不能真正替你判断。第二，不只是判断力的问题，而是你不能完全依赖它。当前，很多人遇到了智能体带来的问题。基本上，你需要对它施加约束。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授权自己的智能体处理事情，但它确实很有助益。它可以帮助你我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来要花三个小时做的事情，现在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当然很好。

我认为，人工智能距离完全取代人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它没有判断力，也没有创造力。你不能要求人工智能发明出一个它从来没有读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人类仍然有空间，但是确实很多重复性工作岗位将被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将来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基本收入”出现。也就是即使你完全不工作，仍然可以领取一笔基本津贴。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所预测的——“各取所需”。但更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我也希望如此，那就是“工作共享”——原本一项工作由一个人完成，今后可以由两个人来分担。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有更多闲暇时间，大家也会更幸福。

非洲的机遇：看哪些产业在中国已变“贵”

中国发展出版社：《全球发展报告2025》认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报告强调要深化全球南方发展合作。您曾预测亚洲将在未来10到15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您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哪些新的发展空间？

刘遵义：我想谈两点。如果你观察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最早是从日本开始的，后来日本廉价劳动力不足了，美国又开始限制其出口，于是产业就转移到了中国香港，这就是最早一批纺织厂转移到了中国香港的原因。但中国香港很小，大量纺织企业又转移到了中国台湾地区，再到韩国，之后又到了东南亚，比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再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又转移到了中国。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最先发生转移的，往往是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那一部分。即使是今天，如果你看服装制造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转移到越南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较发达的经济体希望产业继续升级，会放弃低附加值产业。这就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非洲国家就应当去看，哪些东西在中国生产已经变得“太贵”，甚至在越南生产也开始变贵，这些产业往往就是非洲国家能够承接的产业。

向非洲国家说明中国是如何做到的，会对他们很有助益

我还想讲第二点，那就是中国非常了不起，中国基本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让所有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正是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向非洲国家说明中国是怎么做到的，这并不容易，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需要告诉非洲国家提高储蓄率。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放缓人口增长。如果非洲国家人口还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那么消费就会占去大部分资源。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关键点是，中国并没有走进口替代的路子。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思路就是：必须进口机器、技术，而且要为此付费。怎么付费？靠出口，最初基本上是靠出口低成本商品。所以我常说，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不要轻易搞进口替代。你造不出真正有竞争力的汽车，你应该继续生产衬衫，然后进口汽车或者飞机。今天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飞机了，但三十年前还做不到。

所以，我认为，帮助非洲国家的关键是告诉它们中国是如何做的，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另外，我们在扫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汉字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国发展出版社：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向世界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

刘遵义：这个故事必须放在完整的历史过程当中来讲。

人民币兑美元曾经有过一次幅度很大的贬值。几十年前，大约是1美元兑1.5元人民币。后来经过一系列贬值，到1994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时，大约变成了1美元兑8.7元人民币。这些都是一些国家需要学习的事情。

储蓄也非常重要。看拉美国家的历史，它们往往会在若干年内发展得不错，但之后就难以持续。它们也是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只要有投资，是可以获得成功、可以赚钱的。但它们的储蓄率不够高，所以投资往往依赖于向海外借款。过了几年，借款方要把钱收回去，资本就又流出去了。所以，我认为提高本国储蓄率非常重要。东亚经济体也许不都是一开始就如此，但最终它们都形成了很高的储蓄率。

中国发展出版社：您如何评价《中国发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

刘遵义：我认为这两个报告很好，而且会很有帮助。（作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融合传播部副主任，杨智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