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事故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之一，包括妥善管理和处置超大量核污染水在内的事故善后处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挑战。

梳理十余年间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对核污染水的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民主党政权时期任由企业独撑危局的“无政府状态”，还是朝野更替后自民党安倍晋三内阁高调宣布“国家介入”，相关责任方“少快好省”“一排了之”的基本思路始终未变。

福岛核电厂污水存放处。（路透社）

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处理后的污染水排海。日本在其核污染水对策尚未解决根本问题的状况下，选择“半途而废”式的排海方式，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日本政府执意做出“将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的决定，既与其一贯坚持的立场主张不符，也有悖于时代发展大势。这种矛盾性、冲突性与一些深层次因素具有结构性关联。

首先，核事故处理战略规划与现实存在“不适配”问题。日本当局在核污染水处理和处置问题上的做法之所以饱受争议，最大症结在于其一直没有坦诚面对福岛核事故史无前例的特殊严重性。继应急阶段后，无论是有关部门制定的事故后恢复战略规划还是核污染水对策方针，选取的参照标准竟然是正常役满核电站或正常工况核电站。比如，“核污染水排海”决定主张“世界上所有核设施均日常性地排放氚”，这是有意混淆核电站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与事故处理后污染水的本质区别。这种堪称“事故核电站正常化”的新神话及其滋生的各种衍生态，在客观上限制了日本的政策选项空间。

日本各界人士通过演讲、集会抗议等形式反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其次，为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政治考量。为了主办一场“安全、安心”的奥运会，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粉饰太平的形象工程，通过加强信息发布和宣传，防止风评受损。东京奥运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的思想包袱，越想塑造良好形象，就越发刻意压制不利信息，让所谓“迅速、准确、开放、易懂地向国内外提供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成为空话。

再次，重启核电、重返核电的经济产业政策考量。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把控核电的各大电力公司处境已日益艰难，福岛核事故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窘境。十余年来，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治理核污染水方面并未投入太多资源，也没有真正想下大力气从根本上解除环境安全威胁。为维护核产业、落实气候变化政策等绿色发展需求，日本政府首要的是保住东京电力公司这一行业巨头，既要保住其拥有先进的核事故处理能力的形象，又不能让事故处理的负担过于沉重，因此利用ALPS等净化程序走个过场，然后把核污染水一排了之成为日本当局的“最优选项”。

最后，日美借核事故危机稳固深化西方联盟的“新冷战”战略。2011年福岛核事故爆发时，正是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日美关系陷入动荡之际。事故爆发后，日美双方均把“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事故作为战略机遇，快速稳固推进双边同盟。日本当局通过接受和感谢美国对核事故处理的援助，修复了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任内一度受损的日美外交关系，既借助美国力量在国际舆论场为“核污染水排海”决定获得支持，又通过挑拨加剧大国间的竞争关系，将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转化为阵营对抗问题，以西方联盟的“新冷战”“阵营化”对抗为掩护逃避自身应尽的国际责任。而美国方面则借机维护了其在日本的军事霸权，确认日本与美国一起针对共同的战略对象，增加了对日控制手段。其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变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出现寻求与美国建立“核共享”机制的言论，日美全方位深化安全合作、打造亚太版“北约”的动向日趋鲜明。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其肇始或许就深藏在12年前的那场福岛核事故中。

妥善处置福岛核污水，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啊不可回避的共同任务。日本需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民众的严重关切，最大限度地使用安全处置手段，奔着对全球公共利益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同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确定妥善的处置方案。

金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人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