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编者按：最近关于日本失去30年的讨论盛行，针对日本到底有没有失去30年？造成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众说纷纭。2023年6月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在上海做了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如何错过摩尔定律驱动时代的繁荣，全新论述让人耳目一新。在讲演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带来的危害。

1.宏观想象力的重要性

22年前我做了一个预测，也是一个呼吁，呼吁中国要搞城市化，搞大城市化，搞大城市群化。2001年9月3号，就在今天会场旁边的上海香格里拉酒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发展司、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中国日报社、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举办开了一个名为 “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国际研讨会 。这个会从南京，开到北京，又开到上海，9月7号移师再开到广州。当时还是“小城镇大战略”的时代，谈城市化都是个禁忌，我们这个讲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系列会议却云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于光远、任仲夷、陈锦华、陶斯亮、朱英璜、林树森、黎子流、杨朝光、杜平……，

媒体也给予了高度支持。9月3号当天《中国日报》发了一整版我对大城市群的论述。预热期间《经济日报》也发表了接近一整版我的长篇文章《要小城镇，也要大城市圈》。会后《人民日报》以《大都市群：中国的机遇和挑战》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整版篇幅的报道。特别是在广东，当地媒体更是给予了高度的热情。一下子全国的媒体都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大城市群是什么？为什么要搞大城群？这次会议为城市化、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炸开”了一个豁口。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宏观想象力的起爆，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其实我们是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做了多年调研的基础上才提出这个预测和一系列政策建议的。2001年我们预言，中国未来将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型产业集聚和大城群，这三个城市群将支撑中国的未来。

2001年是一个切换历史的转换门。这一年还发生了两桩大事，一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二是中国加入WTO。这两个件事无疑大大地加速了大城市群预言，今天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

为什么我们当年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其实底层的逻辑与托夫勒的预言是一样的，都是摩尔定律。我是工科出身，又长期研究产业集聚，当时确信供应链的全球化将会快速实现。由此推断这将引发全球性的工业再布局，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将是最好的选择。而大集聚背后一定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群化。

就是说，摩尔定律不光可以带来微观想象力，还可以带来宏观想象力。而宏观想象力往往能够激发起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

2.日本也曾有过宏大的想象力

在上述的中国城市化论坛其间，我邀请了许多日本著名学者前来参与讨论，其中有法政大学校长清成忠男，日本产业政策的领军人物；日本经济企划厅原事务次官星野进保，长期主持日本国土规划的制定；早稻田大学教授伊藤滋，日本国土规划审议会的牵头人；东京大学教授增田祐司，日本信息产业政策的智囊；大阪产业大学教授今野修平，主持过东京湾综合开发计划制定的国土规划专家……，都是日本国土规划的核心人物。

以《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著称的国土规划是日本最上位的国家规划。以这些人物为代表的，负责国土规划的专家和官员们曾经给日本提供过许多非常宏大的想象力。例如新干线，今天高铁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节奏，其实高铁是日本创造的概念，新干线这个高速客运专用线概念就是日本在国土规划中提出并付诸实施。早在1960年代日本在国土规划就提出了信息化和高速化的概念，规划用新干线和高速公路重新组织日本的国土利用。

临海工业地带也是日本国土规划力推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战后日本为了利用好世界和平的红利，国土规划提倡在临海地区兴建新型工业基地，形成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利用廉价的世界资源和巨大的国际市场，大搞大进大出，结果成就了日本作为工业出口大国的崛起，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

日本的国土规划，不仅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増計画、日本列岛改造论等政策口号，还提出了新产业城市、流域圈、东亚一日交流圈等崭新的空间概念，倡导了广域生活圈、田园都市国家、多极分散型国土等未来国土形态构想，为日本的战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国土规划宏大的叙事中可以看出，日本不是没有宏观想象力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今天却严重缺失了这种宏观想象力呢？这是另一个毒素，一个政治改革滋生出来的毒素作祟造成的。

3.小选区扼杀宏观想象力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进步的，都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改革的结果是更糟糕，是恶改。1990年代的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改案例。

日本以前是中选区，选区比较大，可以同时选出几个议员出来，选举的竞争也不是那么残酷，在野党的生存空间比较大，结果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人治”政治格局。1993年，以小泽一郎为首的一批自民党少壮派不满元老们的人治，造反出来跟在野党合手建立一个政权，就是细川护熙政权。1994年，这帮人趁着新政权当时旺盛的人气， 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把选区制度从中选区改成了小选区。

后来发现小选区的弊病非常多，一个是使竞争变得非常残酷。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个议员，一个微小的选票动荡就可能改变政治家的命运。所有议员都没有了安全感，必须去倾力经营自己的选区。

试想当议员们心心念念的只有选区的时候，这个国家还会有什么宏观想象力？

小选区把拜票变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把每天坚持站街变成了美德。现在的首相岸田文雄曾经做过日本历史上最长的外相，当时作为一个外相不是特别积极出国访问，而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他的选区广岛去拜票。等做了首相以后，头等大事就是把G7峰会搬到广岛去开。

小选区制度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把政治资金的分配权集中到政党的党本部，强化了政党政治的力度。这一举措不仅削弱了政党内部派阀的力量，同时也遏制了议员个性的彰显，进一步扼杀了宏观想象力。

4.小选区破坏社会纠错机制

更严重的是，20多年来小选区制度下的政党政治的强化不仅侵蚀了政党内部的权益和个性，同时这种侵蚀还扩展到了在野党、行政、媒体、学术等领域。

小选区制度下党派的人气很大程度上决定当落选的概率，选举的结果有点像五子棋，要么是全盘皆白，要么全盘皆黑。大选之后的政治格局往往变得一边倒，在野党的势力锐减，失去对政权的制衡能力。

过去为了保证行政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政治是不能干预行政官员人事任免的。而今天，大家都知道日本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出自首相官邸的意志。政治对官员人事的介入，使得整个行政领域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的损害。

权力对媒体的侵蚀也变得非常露骨，例如现如今政府对NHK的会长任命已经毫不掩饰背后的政治意图。今天日本媒体对政治的批判能力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学术界也不例外。2020年11月21日，在纪念东京经济大学12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我还邀请曾经担任过日本学术会议会长的大西隆教授和环境省中井德太郎事务次官进行了一场对话，席间大西教授对来自最高权力对学术界人事的干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就是在不久前，当时的菅义伟首相在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任命了6名学术会议提名的会员，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

这种政党政治侵蚀能量的外溢不仅更进一步扼杀了宏观想象力，同时也使日本社会的纠错机制遭受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倍政权接连两次提高消费税率都没有像过去那样引起能够威胁到政权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