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近来，美国频频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胁迫”，威吓盟友。这实际是美国对华开展舆论战的手段之一，也是为联合盟友遏制打压中国找借口。

5月以来，美国总统拜登、财政部长耶伦等政府高官频频发声，谴责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在G7广岛峰会上，美国又引领各方共同应对“经济胁迫”，目标直指中国；仅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相继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侵略和掠夺”。美国以“中国操纵贸易、援助和商业投资，通过强加经济成本影响他国决策，进而实现自身战略意图”，企图给中国扣“经济胁迫”的帽子。

美国热炒所谓中国“经济胁迫”有其深意。政治上，美国通过制造靶子，激发国内危机感，驱动中美竞争。美国认为“经济胁迫”是“中国威胁论”的现实反映，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美国可成功在国内推动“对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出境委员会”建立，促使《外国公司问责法》《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法》落地，吸引私募和风险投资基金回流。

外交上，美国通过公开谴责所谓中国“经济胁迫”，提升其国际领导力，促使西方“团结”。美国热炒“民主人权”“强迫劳动”等议题，仅能推动部分西方国家在单一领域与美国“一致对华”，美国以报复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为由，则可以联合他国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加征关税、进出口限令、经济制裁等共同行动。

经济上，美国通过所谓“经济胁迫论”代替“疫情中断论”，继续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疫情结束后，美国急需其他理由使其供应链“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合理化。美国通过诋毁中国形象，“揭露中国经济和商业生态系统不稳定”，说服其他国家将产业迁出中国。通过孤立“受损国”减少“向中国让步”，协助“受损国”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助其更快对华“脱钩”。

本质上，美国惧怕中国疫情重新开放后，重新激活经济实力，建立系列法律和法规，在国内合理使用市场准入、数据监管、技术标准、政府采购和反垄断，塑造美国企业行为。美国更惧怕的是，中国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和贸易影响力，改变美国盟友决策，最终形成可与“美式制裁”相匹敌的国家经济安全工具。

综合看，美国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总体认知和集中反制带有战略性色彩，反映其对华竞争的政策总基调，很可能对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造成重大挑战。

一是美国炒作所谓“经济胁迫”可能引发全球反华情绪。在当前欧洲、拉美国家民粹思潮持续上升态势下，美国“诋毁”“抹黑”举动极易触动这些国家敏感神经，引发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论”盛行。如果中国相关贸易和投资项目因管理不善造成不良影响，上述态势更易全面发酵，中国面临的舆论风险将大增，给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成冲击。

二是美国炒作所谓“经济胁迫”可能对中国产业布局造成显著挑战。美国通过构陷所谓中国“经济胁迫”，增加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对供应链风险和脆弱性认知，进而构建排华供应链。这将抬高中国制造业成本，刺激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跳过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扰乱中国国内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总体萎缩的背景下，对中国不利影响可能加深。同时，美国建立的经济盟友网络既包括新技术产品协调分配，又包含涉及生产、设备及材料的全产业链及投资管制，对华形成围堵，可能迫使外国企业重新评估在华现有业务，需新投资维持现有业务的部分外企项目会因不确定性而暂停或放弃。

三是美国炒作所谓“经济胁迫”可能令中国承受体系性遏制压力。继《反经济胁迫法案》主张构建反制中国经济反击的“盟友圈”后，美国两党相继又在国会发起《确保透明操作以防止中国滥用国际融资法案》，建议削弱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对“丝绸之路”说不法案》考虑在主权数字货币领域对华出招。

预计，未来美国排华之举将不仅限于产业链领域，而是将构建全面遏制和打压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态系统。同时，美国借所谓“经济威胁论”与盟友合作或从双边扩展至灵活多边，可能由此推动不同联盟进行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还可能将该合作延伸至国际机构中，拓展其合作空间，给中国造成更大压力。

编审：郭素萍 高霈宁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