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塔大厦遭遇恐怖袭击以来，9月11日就被赋予了特殊涵义，既深刻地塑造了21世纪美国的国土安全战略，也深刻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实际上，9月11日还有另外一个值得纪念的涵义，即新自由主义“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被推倒的日子。

1973年9月11日，施政举措被认为“侵犯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倒在右翼军官发动政变的血泊中。右翼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后，对智利乃至拉美左翼进步人士发动残酷的迫害与清洗，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隔着大西洋遥相呼应，就此开启了美西方国家一直津津乐道的20世纪70年代全球民主化“第三波”浪潮。而这一政治海啸的余波到了21世纪，更是以“颜色革命”的面貌肆虐全球，给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苦难。

巧合的是，今年也是美国提出“门罗主义”200周年。自1823年“门罗主义”出台，以及美国人炮制出“天定命运”的国家神话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悄然变异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对于这一点，玻利维亚前外长瓦纳库尼曾经讽刺地指出，200年来，美国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家“后院”，视为与“大英帝国皇冠宝珠”印度一样的“西印度”，在自己羽翼尚未丰满时就大肆推行霸权主义政治，频繁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使其陷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的发展陷阱。

回顾20世纪的美国政治史，其政治传统的理想主义那张皮总归是为其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从一战期间的海地，到50年代初的危地马拉，再到80年代对巴拿马悍然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尼加拉瓜内战的资助、对古巴旷日持久的封锁等等，无一不是美全球资本扩张的地缘政治策略产物——为了集中力量“摆平”“内新月边缘地带”的反对势力，拉美这个“后院”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在智利发生政变之前，美国曾经使用经济民生、选举政治、舆论宣传和特务暗杀等多种手段，对付以阿连德为代表的智利左翼政治力量，但都没有奏效。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帮助发动政变”是最后的“一锤定音”。作为对阿连德政权失败教训的反思，巴西作家卡斯特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对于拉丁美洲来讲，不幸的是除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西方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注定无法完成其独立自主民主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1971年，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撰写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这本被誉为“70年代反帝小册子”的著作，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呼应，作者以沉重悲凉的语态回顾这片大陆被掠夺、伤害的五个世纪——“美洲就是美国，我们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个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陆，一个二等美洲的居民。”

对于美国这种动辄以渗透、颠覆手段推翻主权民族国家政权，实现地缘政治战略目标、服务于本国资本扩张、积累、增殖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曾在《“海盗美国”的生死思维》一文中指出，这其实是将马基雅维利主义毫不掩饰地用于国际政治的恶劣表现。通过研究，她发现，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英国“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私掠的基因还流淌在美海军高级将领的血液中。此外，她还不无讽刺地指出，美国历史文化的底色其实就是海盗文化，其内核是输赢观主导一切，为了获胜可以不择手段。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美国树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塑造民族国家、在北美大陆攫取和占领领土、谋求区域乃至全球霸权三者几乎同步进行的榜样”，可谓是巧取豪夺式国家行为的极致。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刘小枫曾在《美国行为的根源》一文中指出，“美国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其植根于近代欧洲文明成长所产生的内在创伤”，因而其国家伦理存在严重的先天缺陷。美国显然就是一家“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公司”，其类型学上的前身恰恰是东印度公司那样的殖民贸易公司。即便是跟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相比，美国国家行为的“牛仔”作风也更加野蛮、粗鲁——英国等欧洲老牌帝国主义至少还通过鼓励加强“理藩”型学术研究来深入了解、渗透目标国家，至于美国，则是简单粗暴、强横跋扈，根本不屑对目标国有任何了解与共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手上沾的何止是智利人、拉美人的血，更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善良人们的血。

编审：唐华 高霈宁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