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 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国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

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韩国外长朴振共聚韩国釜山，在后疫情时代重启中日韩外长会。中日韩外长会始于2004年，迄今已举行十次，是中日韩三国合作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会议的主要议题也离不开“合作”这一主题。正如王毅所言，“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切实服务了三国发展，造福了地区人民。”既然合作给三国都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那么，中日韩外长会议为何在2019年之后迟迟没能举行呢？

疫情给国际交流造成的负面影响自然是首当其冲，然而，日韩两国自身的诸多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在参加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的与会者中，除王毅是连续四次参会的“常客”外，上川阳子和朴振都是首次以外长身份与会——上川阳子更是今年9月才刚刚接任日本外相。与会人员变动的背后是日韩两国领导人的更迭。2019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易首相，韩国也经历了从前总统文在寅到尹锡悦的政府更替。日韩政局的变化势必投射到政策层面，影响到两国对东亚合作的参与。

实际上，文在寅政府末期，日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以当时的两国关系来说，希冀双方搁置争议切实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日韩两国的外交政策同样受制于美国。在美国大搞对华“脱钩”政策阶段，日韩两国一旦在中日韩合作上有所动作，必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而这种来自美国的外压又是根基不稳的日韩两国领导人所难以承受的。

中日韩外长会议在2023年11月得以召开的理由，亦可从相同的几方面加以考虑。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既然“进展”“合作”“稳定关系”成为中美关系最新的高频词汇，那么受限于中美关系的中日韩合作自然可以更进一步。其实，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也举行了三边会谈，其间势必涉及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与中美关系。因此，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进展联系在一起，绝非凭空想象。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中日韩外长会议也是日韩两国的刚需使然。缓和韩日关系是尹锡悦政府的招牌政策之一，仅仅今年一年，尹锡悦就已经和岸田文雄举行了七次首脑会谈。与之前相比，两国关系确实得到极大改善。但是，韩日关系的改善并未改变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各自在国内面临的窘境，二人至今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尹锡悦向美日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没有给本国带来实惠。申办2030年世博会的韩国釜山，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29票，即是“价值观外交”失败的最新例证。

岸田政权在日本一样风雨飘摇。与执政的自民党同属保守系光谱的读卖新闻社，在11月17-19日实施的民调结果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24%，不支持率则高达62%。按照自民党元老青木干雄提出的政治定律“内阁支持率与执政联盟中第一大党支持率之和不能低于50%”，岸田内阁已经命悬一线。作为日本外相两度参加中日韩外长会的岸田文雄，原本被外界认为是外交强于内政，但其上任后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外交并没有给岸田政府加分。无论是对于尹锡悦还是岸田政府来说，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都是摆脱眼下困境最现实的道路。

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下，中日韩外长会通常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前奏。作为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共识的“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日韩+X’合作，造福更多国家和地区”，便源自2019年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推进‘中日韩+X’合作，共同制定计划，采取联合行动，拓展与其他国家合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因此，本次外长会的重要成果，还包括“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显然，中日韩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最终需要由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划定蓝图。

从地缘上看，中日韩是东北亚地区搬不走的邻居。过去的历史多次证明，域外国家的插足从来不能给东北亚地区带来真正的安全。只有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才能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中国是一贯主张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尽管在种种因素作用下，中日韩合作在过去4年一度放缓，但一时之缓未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经验。相信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将成为三国合作的新起点。

编审：高霈宁 唐华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