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延安时期美术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走向人民生活”的生动实践以及大众化、简约化的探索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延安美术创作中的“人民”精神、中国精神新的文化内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延安美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仅引领美术创作形式语言风格的变革,而且也为中国的民族美术事业开辟一条崭新的文艺创作道路,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延安美术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参照和发展路径,必将对中国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人民性;大众性;简约性;延安解放区美术;当代价值研究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心,也是中国革命文艺建设发展壮大和传播的中心,其文艺作品成为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继续战斗的精神武器。在1938年至1945年间,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经历了从开创到鼎盛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阐明了在当时中国革命中文化战线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还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阐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了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紧紧围绕“延座讲话”的文艺方针和路线,深入基层,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构建具有延安精神的美术创作实践与理论体系。

一、人民性--是延安解放区美术创作的价值灵魂

“人民性”首先缘起于新闻事业。主要指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人民性”一词最早出现在19 世纪初,俄国的维亚捷姆斯基提出这一概念。马克思曾在著述中写到:“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马克思还对报刊提出了“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的人民性思想。列宁也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因此,人民性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核心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1944年“人民性”的革命理念传入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实践的出发点、立足点。

毛泽东同志在《延座讲话》中明确指出,“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根本问题是‘为人民的’,文艺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经典论断,把“人民”与“人民生活”在文艺创作中摆在了核心位置。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紧紧围绕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展开,不仅在延安时期产生主要的影响,为中国的艺术创作指明了航向,而且还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贡献了中国力量。

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延安美术家找到了所应有的艺术定位、艺术身份和精神归属。譬如以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为代表的延安木刻美术家,他们走进社会生活,深入到工厂和农村的田间地头,冒着炮火上前线,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以及当地的民间剪纸艺术吸收民间美的元素,将创作与研究、技术制作、革命实践三者相结合,创造性的形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新的艺术表现语言和具有代表图式的美术作品。

走向延安人民生活的美术创作实践,通过在美术作品反映出来。当然这一时期主要以木刻作品为主。代表作品有古元在碾庄时期木刻创作的“农村小景”系列、《选民登记》、《结婚登记》、《离婚诉》;另外还有张望《乡村干部会议》,王式廓《改造二流子》,马达《汲水抗旱》、《民间艺人》,石鲁《群英会》、《妯娌俩》等等,都是充分利用木刻艺术的表现语言,作品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浓郁,是美术家深入人民生活并把艺术创作语言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反映出延安工农兵日常社会生活,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美术作品。

总之,发现和走进人民、反映人民生活,延安美术家自觉地深入农村、扎根基层,从工农兵的实际生活的源泉中吸取灵感,创作和表现人民,这是前无古人所开创的美术现象,她不仅赋予其艺术创作的时代意义,而且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影响深远。

二、大众化--是延安解放区美术创作的价值基础

大众化是指普及的、非常普遍的现象或者事物。它与广泛性的范围广的意思相近,但是含义不同,不同语境反映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大众化强调人员数量多、受众范围广,强调人人可以参,而普及化强调范围广,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参与。文化的大众化就是强调人人参与,人人都可以感受火热的社会生活,享受其中的乐趣。艺术是文化其中内容的表达形式之一,把艺术融入大众生活,反映大众最真实、最真切的社会生活状态,创作出深受广大人们群众欢迎或喜爱的艺术作品。

毛泽东同志在《延座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不言而喻,美术作品大众化的本质就是要求美术家必须面向大众,学习大众的语言,与大众打成一片,创作出符合大众的优秀作品,使美术作品为大众所理解、掌握和接受并运用于社会生活。

“人民生活”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艺术创作探索提出了新的命题。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美术创作也是从人民生活中来,创作的作品然后又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因此,“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是延安美术创作的大众化探索切实地体现,通过清新明快、形式活泼,说理透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拘一格以及蕴含哲理的表现风格的美术作品来摆事实、讲道理,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生动的可读性,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延安美术创作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过程,其实就是美术作品在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在尊重大众的生活及欣赏习惯基础上,采用民间的、传统的、旧的艺术表现语言进行艺术创作,作品既具有大众的思想观点,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特别是在木刻艺术创作中得到了新的探索和发展。例如,江丰的《保卫家乡》、沃渣的《五谷丰登》等年画作品,开创了延安木刻新年画创作的潮流。古元的《结婚登记》、《离婚诉》、《区政府办公室》、《减租会》、《马锡五调节婚姻诉讼》等系列作品,采取阳刻技法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石鲁借鉴延安民间流行的连环画“拉洋片”的表现形式,应用“新洋片”表现群众生产生活的探索,赢得了群众的欢迎。

延安美术作品的大众化,不仅是来自于人民社会生活的文化,而且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创造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这种民间文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发的、土生土长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是地地道道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所生产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播的启蒙性和独创性。当然,延安美术作品的大众化形成,一方面是通过在语言风格层面的探索,完成了艺术语言风格的转变,形成了大众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延安美术创作走向人民群众,开创了一条走向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的美术创作民族化的发展道路,彰显了延安美术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

三、简约性--是延安解放区美术创作的价值路径

简约是指简略、不详细、简省等含义。简约起源于现代派的极简主义,是德国包豪斯学校的第三任校长米斯·凡德罗,他提倡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做到最大程度的简洁。简言之,简约风格就是简单而有品位,是设计学科的时尚词汇,要求在设计上精益求精。在文艺创作中就是力求表现语言风格简洁洗练、单纯明快、简明扼要。当然,简约不是简单摹写、简陋肤浅的对待事物,而是经过加工提炼形成的精约简省,并且向单纯、逻辑选择的去物质化发展。简约性绘画主要特征是指整个画面平坦简单,讲求精确的硬边轮廓突出,经常在不施底色的画布上刷染未经调和对比鲜明的颜色,画面效果简单明快,一目了然。

在图像学来看,延安的美术家与所处的时代是研究绘画图像形成的起始点,因而在文字之外寻找一种图像能够更直观、更简洁地传达思想和情感,试图通过图像语言表达的角度看待形象而探讨形象的本质,塑造一种思想形象。因而,在延安当时特定的环境中,以“为人民的”文艺创作导向,艺术除了与文学相关联以外,还与政治、哲学、科学等社会生活紧密关联,艺术作品的形式必须与内容相统一。因此,它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承载着视觉意义的对象,而且还是为了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象征意义,揭示图像的形成、变化及其所表现或暗示出来的思想观念。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一段条件艰苦的特殊时期,但仍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其中美术工作者多达百人之众,他们不辞路途遥远和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实现革命理想而展开工作,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美术创作的活动中心。由于当时的延安物资困难,绘画材料极其缺乏,他们充分利用当地出产的草纸、染布的颜料和红土代替绘画颜料就地取材搞创作;在美术创作形式上主要以木刻、漫画、宣传画为主;表现的题材以塑造着工农兵形象、反映着革命斗争内容为主;在表现语言上开始借鉴老百姓的语言,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样式,反映出在深入工农兵美术创作当中,表现的内容在变、表现的形式在变、审美方式在变,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美术样式。

从历代的木版书籍插图、民间木版年画以及陕北民间流行的剪纸、皮影、灶马、门神等艺术样式中寻找契机,是延安美术家们创作美术作品的必修课。譬如沃渣的《春耕图》,就是用民间木版形式刻出一幅单线条人物,画面大胆取舍繁琐背景与人物的阴影部分,使主题突出、画面简洁、气氛清新,表现了一个扛着犁、牵着牛的边区农民形象。还有江丰的《保家卫国》、《读书好》、古元的《讲究卫生》与《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力群的《丰衣足食》、戚单的《学习文化》、彦涵的《军民合作》与 《织布》、马达的《拾粪》、叔亮的《全家福》与《春耕图》等等,受时代环境影响,作品在语言风格上明朗简洁,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

另外,胡一川和木刻工作团在前线利用民间水印套色木刻年画和陕北民间剪纸形式进行研究,通过在具体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在画面表现方式上采用了中国年画中人物面部的画法,减少了画面黑的成分,人物的面部用阳线刻法的套色木刻。从而使木刻创作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囿于僵化的西方美术理论及形式的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历来不习惯的阴影与复杂背景的审美习惯,形成了简练明快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民族美术作品,构建了具有延安地域的美术特色。

在传播方式上,受印刷条件的限制,美术家经常亲手拓印原版,印制街头画报、流动画展在街道、村头或群众住所张贴、散发等方式与群众见面;木刻成了延安整个美术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简洁灵活的传播方式,使木刻的创作队伍茁壮成长,有力地推动着美术活动。

从艺术形式本质来看,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和普及教育大众化的指导方针,使得美术创作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表现形式,在美术创作本体语言的探索上以直观、简约的现实主义观照和借鉴、融合的民间艺术语言探索来呈现的艺术表达方式,建构了让广大民众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得见、看得懂、影响深可视化读图实践体系。可见,外来的艺术语言和风格样式不仅逐渐地民族化、地域化、现代化,而且还探索出具有地域性民族特色的美术创作特点,激发了延安美术创作旺盛的生命力。

综述所述,延安美术在“走向人民生活”的生动实践以及大众化、简约化的不断探索研究中,深刻揭示了“人民”精神、中国精神新的文化内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延安美术在探索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所引发美术创作形式语言风格的变革,逐渐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从而也为中国的民族美术事业开辟一条崭新的文艺创作道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延安美术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参照和发展路径,同时也必将对中国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金 晖 金天石）

(金晖,湖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金天石,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