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华盛顿一直以重新吸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G7）为诱饵，试图推动俄美关系缓和、为“美国再次伟大”重构战略进程。然而，莫斯科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G7的“主要发达国家俱乐部”称谓已名不符实。G7所对应的现实是：在上世纪70年代，G7的经济总量曾占全球GDP约70%，如今在全球占比已跌破30%。与俄罗斯不再看重G7相比，当前美国政府对二十国集团（G20）的态度，同样令人大跌眼镜。在不久前举行的G20南非峰会上，美国领导人不仅破天荒地没有参会，连参加交接仪式的美国官员也非正牌大使而只是代办。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G20已进入其周期的尾声。这些所折射的正是时代特征和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
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危机
从以往来看，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与两个关键因素关系密切：一是有没有主要大国积极参与，二是有没有国际代表性。无论是G20还是G7，美国都曾经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大国也身在其中，就大国参与来说是足够的。就代表性来说，G7从其成立伊始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话事台”，并不代表全球大多数。但由于当时其经济总量庞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强，有能力将少数者的意愿强推成国际规则；G20则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商平台，连接了全球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因而相比G7大大提升了代表性。
G7和G20在当前遇到的尴尬及挑战，其实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在当下处境的缩影，它们或者不为全球南方国家所喜，或者被主要大国厌弃，所折射的是三个事实和问题：一是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想针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协调行动难上加难；二是全球治理已出现领导者缺乏，主要大国对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热情消减甚至成为其反对者；三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间不同意愿的隔阂加深，G20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的舞台，它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一个由不同类型国家共在的治理平台如何发挥有效作用。
传统国际组织和机制存在的困境，还表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在强化。以往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大都是在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权力格局中产生，其在提供一个共同的全球生活框架的同时，又区分了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这使战后国际秩序既有一定张力又内含了对立。借助国际组织和机制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来巩固权力优势，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所求，这对支配性大国更是如此；当国际组织和机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时，中心国家根据自己的权力逻辑对其做出舍弃。对于处在相对边缘位置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合法性在于提升其代表性，当这一诉求无法推进时，旧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吸引力自然也会下降。
国际社会呈现“区域化”趋势
当华盛顿对在非洲主办的G20置之不理、G7如同鸡肋之时，国际社会的区域化正在成为新的现实。在19世纪到来之前，全球多种经济、政治体系林立，无所谓国际社会的存在；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的全球殖民世界形成，全球被编织进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共同经济、政治网络，但欧洲之外的世界丧失了主体性和主动性，当时的国际社会其实是“欧洲国际社会”。二战结束之后，由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战后国际组织及机制的建立，在它们被大国主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缘地带国家的意愿，全球性的国际社会逐渐产生，但它的全球性在冷战时期并不显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将世界不同区域更加紧密拉拢在一起，国际社会的全球性在一段时间格外突出，全球治理概念也应运而生，并体现在了一些具体行动上。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化退潮，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壁垒重新强化，国际社会的区域化特征重新显现。但与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构筑的全球中心-边缘体系有所不同，当代国际社会的区域化在全球层面是去中心化的。
国际社会的区域化，较为直观的表现是在经济层面。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词汇频繁被谈起时，经济生活的区域化已在取代以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一些大国在调整自身的对外政策时，对周边国家的关注度已普遍高于距离较远的国家。地缘经济的变化与地缘政治的变化又同步而生。相比过往，当前美国政府对美洲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往届美国政府，这种被称之为“战略收缩”的举动，弱化的是大国的全球参与，带来的是国际体系的碎片化。以往所说“国际秩序”的基础已被撼动。
全球南方成更活跃的“创建者”
在国际社会迈向区域化时，全球注定迎来的是失控和混乱吗？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区域性秩序的形成，既可能推高全球性风险，也可能给全球性的秩序塑造创造条件。如果G20等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未来出现没落，可能也是新的治理平台大量出现、新的秩序建构力量出现的必然结果。
与过去发达国家是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主要创建者不同，新世纪以来的这些年间，全球南方国家已是更为活跃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创建者。这些新兴国际组织和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调解院等。新兴国际组织大量创设并开始拥有高曝光度，凸显全球南方国家自主行动能力的质变，而其背后则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G7曾经呼风唤雨，其前提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了全球大部分比重；然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2023年已经超过G7。是金砖国家还是G7更加代表国际社会？答案不言自明。
不久前，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谋求共同发展成为主要议题，这突破了上合组织以安全问题而起的初始框架，显示了区域层面安全与经济议题的相互渗透及对构建更有张力的区域秩序的努力。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同样关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表明了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国际组织的开放性。与上合组织的功能拓展类似，当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时，他们关注的也已不仅是这些国家的自身问题，而开始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做出商讨、提供方案。不知不觉，为全球治理而谋的主体，已由传统的发达国家转为新兴经济体，世界并不缺乏“补天裂”的力量和意愿。
国际组织、机制及其影响力变化，是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全球权力关系变化的“晴雨表”。代表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组织（如G7），因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已沦为少数国家的情绪发泄舞台，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主建立的一些新兴国际机制如金砖国家，因其代表了全球大多数，正在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而且，随着金砖国家近年来的扩容，其推动建立本币结算、设立新开发银行等举动被认为正在构建G7的平行体系。如今，全球南方不再以客体的身份等待西方国家邀请加入其俱乐部，而是主动搭建舞台、自我主导议程和推动国际秩序优化。与G7等传统国际组织和机制相比，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际组织和机制已进入重构国际规则的进行时，它虽然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即将产生，却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想象空间和现实依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