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人民友好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文交流是中非世代友好的动力源泉。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迎来70周年之际，以人民性、交融性、共享性为导向，着眼文化、科技、民生、绿色发展等各领域交流，汇聚青年、妇女、媒体等各方面力量，推动中非对话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环球南方对话”系列的第五期，我们邀请多位中非专家学者，围绕“推动中非文明对话，构建‘全球南方叙事’”展开讨论。
用中非实践成果对冲西方“普适”叙事
戈伊托姆·塔特克（埃塞俄比亚总统外交与国际关系特别助理）：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现实，将由54个多元国家构成的非洲大陆，压缩为一个被“贫困、冲突与疾病”三重危机所永久定义的整体。更有甚者，它常常运作于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权式范式之中，将非洲描绘为西方援助的被动接受者，或人道主义干预的“舞台”，而非自身未来的积极塑造者。这些扭曲并非只是认知层面的误读，它们深刻影响着全球政策取向、投资者认知，甚至塑造着非洲社会内部对自身发展可能性的想象。
构建“南方叙事网络”并非以一种宣传体系取代另一种，而是要打造一个多元、开放、以平台为基础的叙事生态，使双方能够平等、自主地讲述自身故事。其中的基石，是更加公平、深入的媒体合作机制。这意味着超越简单的内容互换，转向纪录片、调查性新闻与文化节目的联合制作，真实呈现中非合作的完整面貌，既呈现成就，也不回避挑战。联合培训、共同举办电影与文学节，以及多语种新闻合作社的建设，可以使这一共同声音制度化、机制化。
莫妮卡·切鲁（津巴布韦“今日津巴”新闻网主编）：在西方叙事中，非洲的发展不足常被简单归因于民主薄弱与腐败问题，仿佛贫困是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才出现的。这种叙事刻意回避了更为深层的历史与结构性因素，包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持续性资源掠夺，以及由外部强加的经济与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在客观上压制了非洲的价值链延伸能力与长期增长空间。
这一叙事同样忽视了独立后长期存在的“血钻”问题、矿产非法外流以及资本持续外逃的现实：非洲资源被开采后，主要在西方市场和全球金融与贸易枢纽中被消费，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相反，亲西方的媒体叙事却倾向于将非洲面临的困境描述为“自我造成”的结果，或者归咎于中国因素的“人为制造”。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双重标准。长期在非洲运营的西方矿业企业，几乎从未在公共舆论中被要求承担修建道路、学校、医院或电力基础设施的责任；而中国企业却往往被置于持续的道德与发展责任审视之下。
另外，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几乎只针对中国投资展开，这种做法有意制造了一种缺乏事实支撑的虚假叙事。事实上，在2010年中国加大与非洲合作之前的40-50年间，非洲国家主要依赖成本高昂的西方贷款，但发展成效有限。同时，大规模援助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依附结构，而非真正消除贫困。相比之下，尽管并非所有项目都取得了完全成功，但中国资金在多数情况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例如，与中国相关的约40亿美元融资，对应一系列正在运转的实体资产，包括万基电站7、8号机组扩建项目（新增装机容量600兆瓦），卡里巴南岸扩建项目（新增300兆瓦），以及主要机场升级、道路和工业项目等。
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报道的非洲呈现高度的选择性与单一性，导致全球对非洲大陆形成了严重偏离事实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了公众对非洲的认知，而且塑造了国际发展的话语权格局。所谓“选择性”是指西方的运镜是有强烈价值偏好的，所谓“单一性”是指西方媒体往往将非洲呈现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整体，即西方援助的对象。综合而言，西方主流媒体的“非洲叙事” 蕴含着明显的选择性偏差和系统性缺失，而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非洲无法为自己“正名”，导致国际公众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的非洲。
“南方叙事网络”本质上是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重塑话语权、知识生产权与议程设置权的制度性工程。中国与非洲共建这一网络，既是对长期“西方中心叙事”的结构性回应，也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互信、发展经验与制度路径上的共振高度契合。
一是战略定位上，从“讲好各自故事”到共建“共同叙事基础”。共建“南方叙事网络”，目标不应局限于宣传和塑造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形象，而应立足于中非合作的坚实基础，打破由西方主导的理论、指标与评估体系，提升全球南方对发展、治理、现代化等议题的定义权。二是在操作层面，建立中非媒体合作的常态化机制、打造跨语种叙事能力。围绕发展治理、减贫、基础设施、城市化、数字经济等共同关切议题开展协同报道，同时强调本地化叙事，系统推进中文、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等多语种协作。三是在全球治理层面，中非应携手共建国际议程联盟，从“发声”到“塑造议题”。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形成叙事协同，将中非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议题，对气候正义、发展融资、公平转型提出统一叙事。同时将减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化路径上升为可复制的“南方发展方案”，用实践成果对冲“西方普适主义”叙事。
阿拉维·塞曼达（中国-乌干达研究中心创始人）：西方思想与理论长期服务并强化了单一文明——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再美也会令人感到单调。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其他文明，都是人类进步的共同成果。这正是我们应当共同弘扬的理念。
2026年，中国—非洲人文交流年将正式启动。中国外交部宣布，着眼教育、文化、旅游、出版、体育、科技、民生、绿色发展等各领域交流，汇聚青年、妇女、媒体、智库等各方面力量，调动民间、地方等各层面资源开展交流合作，力求实现多领域覆盖、多群体参与、多层级联动。这一规划，为未来的人文交流与相互学习注入了希望与活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重要契机，塑造中非合作的公共叙事。
通过跨平台联动形成“南方青年话语圈”
莫妮卡·切鲁：媒体需要主动进入青年活跃的空间，包括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文化圈层。围绕创新、气候解决方案、音乐、体育、时尚和创业等议题，开展跨洲流行文化挑战，有助于青年通过自身经验讲述真实故事。相比抽象的概念，一位埃塞俄比亚软件开发者与一位中国硬件创新者的合作案例，往往更具说服力和传播力。媒体机构可以通过推动青年创作者交流这一进程，支持以好奇心、幽默感和日常生活为根基的联合创作内容。
宋微：在社交媒体时代，应该充分发挥中非青年的主体作用，让青年成为叙事的生产者、连接者与议程推动者，才能提升中非共建“全球南方叙事”的效果和影响力。
在理念上，要把中非青年作为叙事主体。“全球南方叙事”不能忽视南方青年关注的就业、创业、城市生活、文化消费、技术应用等话题，同时可通过短视频、播客、图文故事、纪录短片等多样化形式，重视互动性与跨国讨论，通过跨平台联动形成“南方青年话语圈”。
在路径上，鼓励青年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南方故事”。就业与创业、数字经济与平台机会、城市化与住房、气候变化对青年生活的影响等话题，更能促进中非青年进行深度交流，以融合激发“共鸣”。
在能力建设上，让青年“能说、会说、敢说”。中国应为中非双方青年提供数字叙事与媒介素养培训，内容包括视觉叙事与短视频逻辑、跨文化表达、算法机制与传播策略以及虚假信息识别与伦理边界等，同时也应注重为青年提供创作基金以及内容孵化支持等。总之，青年是全球南方的未来，只有增加中非青年的交流机会，为南方青年国际宣传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孵化，才能构建一个强劲有力的“南方叙事”。
阿拉维·塞曼达：时尚与设计是中非人文交流的又一重要领域。非洲拥有全球最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之一，风格与服饰极其丰富，同时青年人口规模庞大，对时尚和自我表达充满热情，这为纺织产业投资提供了巨大空间。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非洲设计师正在参加中国的时装周，尤其是上海时装周。中国设计师和品牌也开始主动解读非洲美学，将非洲元素融入设计之中，创造出具有非洲印花和审美特色的纺织品。来自肯尼亚的KikoRomeo等非洲品牌，已成功在中国开设精品店；加纳的纺织生产商也与中国设计师合作，在现代生产中保护和延续传统织造工艺。
戈伊托姆·塔特克：在数字时代，调动并吸引中非青年参与共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TikTok以及非洲本土数字平台，已经成为认知竞争与叙事塑造的“前沿阵地”。相关举措可以包括围绕不同主题，发起的短视频传播活动、虚拟现实交流项目，以及“网红”合作机制。通过支持青年主导的数字内容工作室，为中非音乐、游戏、网络漫画等跨文化合作提供平台，从而孕育一种更具生命力、更真实、由同龄人驱动、并具备全球传播力的叙事形态。
共同书写一个由人民所拥有的全球南方故事
宋微：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就是加强中非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信。
一是通过积极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宣传，展示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与实际成就，以扭转西方媒体的负面舆论，增强双方民众对合作的认同感和支持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同时，加强与非洲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增强双方民众对合作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二是强化中非通信技术合作，提升非洲互联网接入水平。坚持推进“数字创新工程”，中方通过这一方式继续与非方分享数字技术成果，促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鼓励中方企业与非方合作参与光纤骨干网、跨境互联互通、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等数字基建；助力非洲偏远地区网络普及，打通信息联通“最后一公里”。只有非洲国家互联网接入率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中非媒体交流、信息交换才能正常化。
戈伊托姆·塔特克：中非合作的深化还应延伸至21世纪信息格局中的关键战略领域。认知安全——即保护国家的思想主权与历史叙事不受外部操纵性影响——是中非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围绕针对中非的虚假信息与认知操纵活动，开展联合研究与识别分析至关重要。这也自然引向协同推进虚假信息治理，包括构建预警机制、共享事实核查的最佳实践，同时坚决反对以“互联网自由”为名，对全球信息流动实施新的霸权控制。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治理领域的合作同样关键。随着中国和非洲国家不断建设自身的数字生态系统与卫星网络，双方有条件在平台设计与算法机制中，主动提升全球南方内容的可见度，避免延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偏向。
归根结底，这一努力的目标不是筑起新的壁垒，而是打开更多窗口，确保中非合作的故事、非洲创新的实践以及双方共享的愿景，能够以应有的细腻度、尊重度和传播强度呈现在世界面前。通过制度化的媒体协作、草根化的数字共创以及在认知安全领域的战略性伙伴关系，中国与非洲完全有能力推动全球信息秩序的转型，从被叙事的对象，转变为叙事的作者，共同书写一个真正多维、真实、并由人民所拥有的全球南方故事。
莫妮卡·切鲁：在公共讨论平台上将立场分化、观点对立的声音纳入同一对话框架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多元视角的充分交锋，有助于推动基于证据的讨论，强化公共问责，压缩简单化叙事与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
此外，非洲自身也需要建设更具自主性的高质量讨论平台，而非仅在他人主导的议程下被动参与。中非合作应优先支持那些能够持续鼓励辩论、核查与问责的机制建设，以增强平衡性、证据性与主体性。
阿拉维·塞曼达：引入中国的支付系统，可以令非洲民众实现使用本币购买中国商品与服务。类似尝试曾于2018年启动，当时肯尼亚的区域性金融机构Equity Bank与新加坡在线支付公司Red Dot Payment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引入东非市场。我们完全可以重启并扩大这一构想，在数字与金融层面更紧密地连接中非民众。
我们还应大力支持文学作品的双向翻译。中国经典作品正被译介为多种非洲语言；同时，契努阿·阿契贝、恩古吉·瓦·提安哥等非洲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也已被译成中文。这种文学的交融，使中国读者得以理解非洲关于殖民、发展与现代性的视角，也帮助非洲读者加深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
我坚信，只要中非学者、研究人员、媒体与智库持续投入，并在《环球时报》等媒体机构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开启的事业必将不断壮大，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坚实的文明与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