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至今长达80年的“长和平”正在面临走向终结的危险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小詹姆斯·温尼费尔德不久前在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联合撰文，表达这样的担忧。这篇题为《最长和平的终结？》的文章提到，过去80年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最长时期，同时援引亨利·基辛格生前的提醒，即大国和平不太可能持续整整一个世纪。放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中看，战后80年总体和平的确非同寻常，至少冷战时期，很多人想不到和平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如今，基辛格和艾利森们对世界和平脆弱性的警示，不能被认为是杞人忧天，生活在和平环境的人们需要居安思危，更要思考战后世界和平的支柱何在以及如何得以维持。

对于战后以来“长和平”可能终结的原因，艾利森和温尼费尔德提出五个突出因素。其中两个与美国内政外交现状直接相关，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严重，尤其在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全球秩序问题上摇摆不定；二是在军事上过度扩张，21世纪伊始美军就接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即是典型例证。另外两个因素则是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眼中的“竞争对手”使其在战后尤其冷战结束以来的绝对优势地位遭到一定“挑战”；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趋同导致美国经济优势相对削弱，在世界多极化大势下，美国约束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能力下降。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健忘症，因为经历过大国战争的人们大都逐渐逝去，长期生活在和平世界的人们对防范残酷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失去敏感性。归纳起来，以上五个因素直接或间接都与美国霸权衰落有关。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何在？两位作者提出，“为了延续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无大国战争时期的特殊局面，如今需要美国再次迸发出类似的战略想象力和国家决心”。换而言之，只有重振美国的霸权地位，“最长和平”才能延续。

其实，美国冷战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在1987年出版的《长和平》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问题，即二战后国际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一战和平协议长了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19世纪国际体系。且与先前体系不同的是，当时它在已经历40多年之后，依然没有显现行将瓦解的明显征兆。彼时冷战还未终结，加迪斯主要总结了在美苏阵营对抗形势下维持“长和平”的因素：尊重对方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等等。彼时，美苏之间“冷战”成了防范大国之间直接热战的主要机制。

现在，冷战结束30多年后，世界总体和平依然得以延续，这比当时加迪斯等战略界人士预估的时间还要长。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再次思考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包括冷战时期在内已经80年的“长和平”。

一是核武器及其威慑效应成为阻断大国战争的主要机制之一。核武器发明出来之后，短短3天内使用了两次，自那以后再也没被使用过。作为“绝对武器”，核武器已经侵蚀到了人类的存续。核武器出现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越来越成为双方乃至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就此而言，二战后的和平一定程度上也是“核武和平”，即核武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2022年初，五个核大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是大国和平或者“无大战的世界和平”的基础。

二是二战终结了帝国时代，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行为主体，数量从50多个增加到近200个。与此同时，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呈现几何指数级的增长。冷战期间，美苏各自构建同盟体系，但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广阔“中间地带”，主权国家数量增加意味着霸权国的主导能力下降，因为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不会形成一战之前那样刚性的同盟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一度试图整合其他国家形成联盟，但随后俄乌冲突没有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重大安全事件，而是依然表现为区域化或局部性。集体行动困境阻断了一场地区性危机螺旋上升为世界性大战的机制，尤其是大国政治越来越区域化，美国以“西半球优先”则会下放或转移在其他地区的同盟义务，避免“同盟牵连”风险。

三是冷战期间形成两个相互平行的市场体系，但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延展，基于国际分工合作的市场体系随之不断壮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澎湃动能。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深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才能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而要促进发展，就需要有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这就使得“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论断引发广泛共鸣。

四是技术和产业的加速迭代大大提升了国家、企业、个体之间互动的能力与需求，世界互联互通的网络越织越密，推动平等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更显重要，这一趋势改变了传统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对于合作共赢网络的构建和维护成为大国综合实力和号召力的重要表征，国家间关系从要素性依赖演变为过程性依存，比如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产供链方面的紧密联系。

五是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即时的信息场域，虽然暂时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伦理规范，但道义伦理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类对和平、繁荣、公平等的普遍向往对冲突或战争构成软性约束。换言之，将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作为解决矛盾分歧或某种治国方略是受到道义伦理批判的做法。冷战期间，美苏都采取了诸多举措“争夺人心”，说明即便超级大国也要关注颜面和荣誉。

美国向着孤立主义回摆并在全球层面表现出战略收缩迹象，确实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影响，包括导致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下降。就此而言，艾利森们对于“长和平”能否延续下去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要回到霸权的故纸堆里翻找，试图从中找到维系当前“长和平”的答案，恐怕也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徒劳求索。就此而言，对于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于已然变化的世界与依然僵化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前述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说过，历史不会容忍那些过于自信地试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人。当今世界要想维护总体上的持久和平，就需努力维持和夯实和平支柱，管控和消弭威胁和平的因素。

国际安全体系有赖于大国协调和共识，大国关系构成国际政治的“四梁八柱”。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将会引发连锁反应。最近两年，美国战略界一些人重提“势力范围”学说，鼓噪大国应该重建“势力范围”，这种思维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显然难以相融。当前，美国仍然依赖冷战时代留下的同盟体系，这一同盟体系庞大且沉重，相关调适与转型本身已对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带来影响。

经济发展与平等互利是世界和平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在分配环节没能足够公平有效，这带来了以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为特征的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需要在国家内部治理层面推动分配等环节更加合理，简单化地诉诸限制移民或施加关税等手段难以奏效。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重塑人类生存状态。某种程度上说，两次世界大战都与人类没有意识和能力驾驭第二次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有关。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开发等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和发展。那么，主要源自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能够驾驭新的力量吗？基辛格去世前一直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忧心忡忡，毕竟，从国际关系史来看，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与颠覆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有关。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打破思维禁锢，深刻认知和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着力破解安全、发展、文明等方面难题，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才能巩固世界和平。回归或者谋求霸权，无疑是刻舟求剑之举。（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