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1月16日会见到访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双方讨论了李在明访问奈良及韩日首脑会晤成果。李在明再次感谢高市首相热情款待，并称此访巩固了“穿梭外交”。如果放在历史纵深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李在明的言与行反映了韩国对日本认知结构和韩日关系都在发生深层变化。

对韩国而言，日本从来不只是一个普通邻国。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如何对待日本”成为韩国国家认同与外交心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光复之后，“克日”即在关键指标上超过日本，逐渐演化为一种长期存在的韩国国家和民族夙愿。这既是一种对殖民历史的心理回应，也是一种对现代化成功的自我确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始终被韩国视为“先行者”，而韩国则是奋力追赶的一方。

正因如此，韩国对日外交长期带有某种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昂首反对日本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在现实政策中不得不低头学习日本。这种“心理仰视”与“政治对抗”并存的状态，深刻影响了韩日关系很长一段时间的走向。

实际上，“穿梭外交”的反复中断与重启，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心理矛盾。韩日穿梭外交始于2004年卢武铉政府时期，但次年即告中断；李明博政府上台后于2008年重启，3年后再次中断；直到2023年尹锡悦政府才又恢复，中间隔了12年。其间的反复，并非单纯的政策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对彼此地位认知不对称的结果。韩国希望以对等姿态处理双边关系，而日本却长期未真正将韩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象。李在明1月14日结束日本之行后，韩国总统府迫不及待地宣布，此次访问标志着韩日“穿梭外交”全面确立。这反映出韩国希望对外宣示：韩日关系正在从一种以历史与地位落差为底色的互动模式，转向更为并行、现实和制度化的关系形态。

韩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并非始于今天。如同“穿梭外交”的起步，早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便开始在历史与主权问题上“硬刚”日本，这在当时被外界不少人解读为“情绪化外交”，但从更长时段看，那恰恰是韩国自信心正在上升的一种外在表现。此后，李明博政府后期公开指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早已不如从前”，并要求日本天皇必须先谢罪才能访韩。文在寅政府则在日本实施出口管制后选择正面应对，而非一味退让。这些看似强硬的对日政策取向，背后一个共同的支撑点，是韩国社会对双方实力对比变化的判断。

二十多年前，三星品牌价值首次超过索尼，被视为影响韩国社会对日本认知的重要历史节点。此后，韩国人便开始不断盘算，下一个超越日本的指标会是什么？近年来，随着韩国在大众文化、制造业、数字产业、军事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等领域的持续提升，韩国社会对日本的看法终于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仰视”转向“平视”。尤其是在人均GDP等直观指标上连续两年实现对日反超之后，这种变化进一步被固化为一种社会共识。对韩国而言，这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追赶，更是心理层面的“翻页”。

这种对日认知变化，也正在被越来越多韩国政治人物和主流媒体公开表达。近日，一位国际问题学者出身的韩国国会议员直言，“韩国周边只有三强了，日本已经从四强中落榜”。韩国主流媒体也开始将韩日关系表述为“中等强国之间的关系”“韩日关系是对等关系”。这种话语变化，本身就说明，韩国社会正在逐步跨过日本这道长期存在的心理门槛。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在悄然调整。日本国内舆论对韩国人均GDP“追赶甚至反超”的感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构性变化。李在明访日期间，高市早苗多次极尽献殷勤，既有现实外交层面对韩国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对韩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重新评估。换言之，韩日关系的变化，并非单向心理调整，而是双方在力量结构变化背景下的相互适应。当然，从国家体量、人口规模和制度资源看，韩日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而日本仍然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总之，李在明近期访日，与其说是一次两国关系“改善”的信号，不如说是一次双边关系“重塑”的注脚。一个不再仰视日本、而是以平视姿态处理对日关系的韩国，正在成为东北亚政治中的现实变量。（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教授、国际组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