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向东看”说明了什么
朱帅
当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成为8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在任首相,国际媒体开始热议自去年底开始延续到现在的一个备受世界关注的外交动向。继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去年年底访华之后,加拿大、爱尔兰、芬兰、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相继来访。与此同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多边场合,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公开表达了希望加强对华沟通、深化合作的意愿。
如果将这些动向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观察,不难发现,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背景下,对自身外交和经济布局作出的现实调整。“向东看”,正在成为一种审慎而务实的政策取向,其背后折射的,是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从欧洲自身情况看,对华接触的升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重现实压力的叠加。近年来,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的问题日益凸显。能源成本长期处于高位,产业链外迁趋势加快,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承压。同时,人口老龄化、财政空间收紧等结构性问题,使欧洲各国在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面临更大约束。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对外部市场和稳定合作伙伴的依赖必然上升。
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美欧在产业补贴、贸易规则、监管标准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步显现,欧洲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内外夹击”。一方面,需要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传统盟友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这种复杂局面,使欧洲越来越难以通过单一方向的对外依附来化解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欧洲开始更加重视与中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中国不仅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更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对欧洲而言,主动访华、深化对话,并非价值立场的变化,而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一次务实校准。
从近期各国访华议程和表态看,中国对欧洲的吸引力,并不体现在短期政策刺激上,而更多源于结构性优势。
第一,是超大规模市场所带来的长期确定性。在全球需求整体偏弱、市场碎片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仍然是少数能够提供持续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对欧洲企业而言,中国市场不仅意味着销量,更意味着规模效应和长期布局的可能性。无论是高端制造、绿色技术,还是医药健康、现代服务业,中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第二,是高度完整且具备韧性的产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覆盖面广、配套能力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转化。这种体系性优势,使中欧合作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商品贸易,而可以向联合研发、技术应用、产业协同等更高层次延伸。对正处于产业转型期的欧洲而言,这种合作模式具有现实吸引力。
第三,是政策连续性与合作环境的可预期性。在全球政策频繁调整、规则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欧洲企业来说,能够在一个政策预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规划长期投资,是极具吸引力的因素。
正因如此,欧洲“向东看”并非源于对抗情绪的变化,而更多是一种理性判断: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与中国保持合作,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调整并不局限于个别欧洲国家。从英国、加拿大到部分亚太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定位。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原有联盟体系,而是在现有框架内,寻求更具弹性的外交与经济空间。
这一趋势的共同特征,是“分领域处理”和“风险分散”。在安全和政治议题上,相关国家仍保持原有立场;但在经贸、产业、气候变化等领域,则更加注重务实合作。这种做法,本质上反映了各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对“单一选项风险”的警惕。
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正在推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更加多中心、更具缓冲空间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间关系不再简单沿着阵营对立展开,而是呈现出多层次、多方向互动的特征。
因此,“多中心缓冲期”正成为全球格局的一种过渡形态。所谓“多中心缓冲期”,并不是某种正式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现实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各主要经济体和区域力量通过多边互动、交叉合作,为自身发展争取回旋空间,从而降低被单一风险源冲击的概率。
欧洲对华政策的调整,正是这种格局变化的具体体现。通过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欧洲在全球经济和产业体系中的选择空间得以扩大,也为自身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留出更多余地。这种趋势并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但却会逐步改变各国的行为方式,使国际关系更加注重灵活性和务实性。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的务实调整,也对中国工业体系产生了现实性影响。一方面,对外合作环境的相对改善,有助于稳定中国制造业的外部需求预期。欧洲在新能源装备、高端制造、医药和环保技术等领域,与中国形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的延续,有助于中国工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这种互动也推动中国工业向更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随着欧洲企业更加重视在华研发、本地化生产和技术协同,中国制造业在质量、标准和创新能力方面面临更高要求。这种“倒逼效应”,有助于中国工业体系加快升级步伐。
当然,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约束消失。规则要求、竞争压力仍将长期存在。但在一个更加多元、具备缓冲空间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工业体系有条件通过自身调整,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身处正在变化的世界之中,该如何应对?对中国而言,面对欧洲国家“向东看”的趋势,既不宜过度解读,也无需将其视为某种“胜负变化”。关键在于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开放姿态,通过稳定预期、深化合作,不断增强自身的长期吸引力。
国际格局的演变往往是渐进的。当前出现的变化,更像是全球体系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一次自我调适。一个更加多中心、更具缓冲空间的世界正在形成,这既带来挑战,也为理性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主动、稳住节奏,将考验各方的战略定力与智慧。(作者是国际问题研究学者)
美国视欧洲为随时可抛弃的“仆人”
【西】 乔尔豪·阿古德罗
古希腊经典中蕴藏着流传千古的人生哲理,如同拍打着比雷埃夫斯港战船的海浪,潮起潮落,亘古未变。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写下《独目巨人》,剧中波吕斐摩斯嘲笑着希腊英雄们,扬言要将他们吞噬殆尽,全然无视诸神的律法。在我看来,这与美国践踏国际法,掠夺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如今又将目光投向欧洲领土(即格陵兰岛)的野蛮行径如出一辙。
许多欧洲人心中存在的疑问并非美国是否会占有格陵兰岛,而是其将如何得手。有人警告我们,美国此番行事必会“软硬兼施”,言下之意便是:我们要么浴血抵抗,付出惨痛代价;要么屈辱地签署领土开采协议,为了利益出卖尊严。这个自诩为欧洲盟友的超级大国,其行为实在令人心寒。
格陵兰岛气候极端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因此人口不足6万,且多为因纽特人后裔,聚居在少冰的地带。1953年,丹麦经过3个世纪的持续管辖,最终将格陵兰岛正式纳入版图。格陵兰岛据称可能坐拥全球储量四分之一的稀土资源,其地理位置更是扼守北极航道的战略要冲。叠加全球变暖带来的冰川消融效应,控制这些矿藏将极大缓解美国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而掌控新兴航道则可强化美国在北极的军事存在——美方认为图勒军事基地已不足以对抗“中俄在北极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虽丹麦系欧盟成员国,格陵兰却仅保持联系地位(1985年因渔业纠纷退出当时的欧共体)。
若美国真的悍然入侵格陵兰岛,北约是否会就此瓦解?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美国是北约的缔造者与核心经济支柱,它完全有权单方面终止这一联盟。从法理上讲,北约本应挺身而出,捍卫丹麦的领土完整。但北约从未成为一个奉行平等民主价值观的组织,如今也不会例外——联盟内部的每一个成员都心知肚明,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欧盟方面同样没有发表任何强硬声明。回顾事件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月中旬宣称,欧盟拒绝启用《里斯本条约》第42.7条集体防御条款,但随后却表示格陵兰民众可获得布鲁塞尔在政治、经济和金融层面的支持。敏锐的观察人士已注意到,她始终未提及“军事支持”这4个字。
这番表态恰恰暴露了欧盟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窘境——面对与超级大国的正面交锋,欧盟只能避其锋芒。作为一名南欧人,这种姿态虽令我深感不安,却无从苛责——我们根本缺乏支撑强硬立场的实质筹码。加之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这让我愈发坚信:近年来,我们正是在美国的蓄意唆使下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而其目的就是让两大阵营相互消耗、两败俱伤。
此外,所谓的“政治援助”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欧洲民众早已听腻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谴责声明,再也不会当真。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20世纪末巴尔干地区的版图分崩离析,这段经历让我对欧盟的能力始终抱有怀疑。尽管欧盟防务委员安德里乌斯·库比柳斯不久前在瑞典强调,欧盟需增强对美国的军事自主性,但要替代部署在欧洲的10万美军,所需的后勤投入对欧盟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期德国的例子便是实证:根据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德国《兵役制度现代化法》,今后德国招兵仍以志愿兵为主,而一旦国防安全遭受威胁,或自愿报名参军人数未达目标,政府可向联邦议院申请实施“需求征兵制”,以弥补兵源不足。这遭到国内青年的强烈反对,街头抗议声此起彼伏,民众高呼“绝不”。
事实上,德国的态度堪称欧盟军事立场的“风向标”。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在欧洲独立防务领域却毫无建树,这也让它每次试图发表强硬言论时,都难免面露窘色。
至于经济与金融援助,目睹德国今冬的能源困境后,我难以想象欧盟能为格陵兰岛凝聚起实质性的团结力量。今年1月初,柏林在零度以下气温中持续5天的停电,已然表明欧洲应对逆境的能力远比预期更脆弱。这样的欧盟未来真能阻挡美国在格陵兰岛的脚步吗?不少欧洲民众深表怀疑,正如美国宣称欧洲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毫无影响”时所持的笃定态度。
格陵兰岛对于欧盟而言,如果后者要想获取这里的自然资源,就必须完成一项艰巨任务:钻透数百米厚的永久冻土层,将大批工人派往这片年平均气温低至零下19.3摄氏度的土地;在这个面积4倍于法国、却仅有150公里公路的地方,修建并维护运输线路。
正因如此,尽管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储量可观,其经济效益却更偏向长远,而非短期见效——这与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急切心态形成鲜明反差。然而北极航道的商业价值却在加速显现:2025年10月13日晚,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首艘货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程仅用20天时间。这条全新的商业航道穿越白令海峡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航程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分别缩短22天和32天,极大节省了燃油成本与运输时间。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心意——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北约,也要把北极航道的控制权握在自己手里。
许多欧洲人都在反思:我们当初选择信任这样一个盟友,是否明智?它将我们视作一群随时可以抛弃的“仆人”。在我看来,欧盟应当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的“东风”彰显自身立场——经过25年的漫长谈判,1月17日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终于在巴拉圭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建立全球最大自贸区之一迈出关键一步。
必须承认,欧洲的军事实力已经落伍,更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军事上,欧洲无力与美国抗衡;外交上,我们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就好比大夏天开暖气,毫无用处。眼下,我们仅剩的博弈筹码,便是发挥欧盟作为庞大市场的优势。
中国一位外交官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也掌握着切实的解决方案。”将这一思路用于欧盟当下的处境,我的建议是:加强与中国的纽带——这是一个始终以实际行动展现愿与全人类共享未来世界的伙伴。(作者是西班牙作家,本文由刘梅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