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狂怒”的大规模空袭，中东局势迅速升级。此次行动不仅冲击伊朗最高权力结构，也在波斯湾地区引发连锁反应。面对突发局势，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从最初的震惊观望、强调中立，逐步转向外交妥协与有限介入。这一态势变化，既折射出欧洲在美国强势施压与中东能源危机背景下进退两难的外交困境，也暴露出其战略自主能力方面的核心短板。

空袭初期：谨慎与观望背后的原则与困境

空袭发生后，欧洲主要国家普遍摆出谨慎观望态度。英、法、德三国发声，强调事前不知情、未参与行动，意在避免卷入冲突，同时维持欧洲作为中东事务“外交调解者”形象。对欧盟而言，美以单方面对伊朗动武不仅冲击国际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欧洲多年来推动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美以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讨论迅速升温。西班牙、挪威等国从国际法视角出发，公开质疑美以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情况下实施空袭的合法性，认为其严重违背国际准则，并试图通过国际舆论施压，约束美以双方的相关行动。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非友即敌”的强硬逻辑面前，这一以规范为主导的谨慎立场显得软弱无力。随着冲突的迅速升级，欧洲原本试图坚守的谨慎中立态度，逐渐在现实压力下难以为继。

三重压力，倒逼欧洲立场转变

在伊朗开始反击并波及海合会国家之后，欧洲立场开始明显倾向于“有限介入”。

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源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压力。美国对伊朗的突袭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动，这让早已在格陵兰相关外交风波和北约军费争议中疲于应对的欧洲意识到，公开唱反调可能导致跨大西洋关系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被问到为何不反对美国打击伊朗时，德国总理默茨“现在不是对盟友说教的时候”的辩解，精准地勾勒出欧洲部分国家的现实主义转向：与其坚守原则，不如通过与美国步调一致来进行一场政治投机，以避免联盟裂痕扩大。

另外，伊朗局势直接冲击着欧洲能源与经济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骤然升温，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对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和海上贸易的欧洲而言，这直接冲击其经济稳定性。当伊朗的反击目标扩大到港口和能源设施时，欧洲部分国家的外交辞令也逐渐从最初的“呼吁各方克制”转向对“伊朗鲁莽行为”的严厉谴责。这种话语权的转换，实质上是为欧洲随后部署防御性军事力量、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进行舆论铺垫。

还有，欧洲对潜在的大规模难民潮风险的担忧，推动其主动介入局势管控，避免危机外溢。欧盟庇护署方面警告，伊朗局势难以预测，有可能出现“规模空前”的难民潮，对欧洲的边境管控造成巨大压力。这使欧洲意识到，唯有积极介入局势并试图在伊朗推动某种形式的“过渡秩序”，才能从源头上减轻难民危机对欧洲本土安全与稳定的冲击。

防御性介入：折中背后的战略迷失

总体来看，欧洲国家对美以行动的支持呈现“外围防御与外交协同”的折中策略，而非直接参与进攻性打击。以英、法、德三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军事行动上保持克制，拒绝直接加入联合空袭，但在防御性任务中对美以提供实质性支持。英国于当地时间3月1日已允许美国使用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导弹发射设施进行所谓“防御性”打击；欧盟此前已宣布延长“阿斯皮德斯”（ASPIDES）红海护航行动的期限，法国更是于3月3日宣布“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将紧急调往地中海东部，实质上强化了红海和地中海海军部署，以防御性护航为名提升了地区军事存在。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欧洲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已在外交与安全战略上与美以行动深度捆绑，偏离了曾经中立观望的立场。

在“防御型参与”中东局势的同时，欧洲在中东的战略逻辑也正发生重要转变：欧洲与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从“贸易优先”转向“防务捆绑”。通过构建“地区防御联盟”，欧洲试图在美以主导的军事框架边缘，利用自身在防卫技术和海上安全方面的存量资源，换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一席之地。欧盟“外长”卡拉斯对海合会国家的密集访问，不仅带去了关于反导情报共享与海上基础设施保护的承诺，更通过“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对接，实质性地为沙特、阿联酋等国提供多元化安全选项。这种转变不仅是为了对冲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带来的能源供应中断风险，更标志着欧洲长期以来的“外交调解者”身份发生根本性转变，转而以“防御性参与者”的姿态，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深度嵌入波斯湾的安全架构之中。

另外，在伊朗国内局势问题上，欧洲的表态也出现微妙变化。在美以发动突袭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公开表示“事态令人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但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后，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欧盟领导层又迅速调整话语体系，表示“坚决支持”伊朗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这种外交辞令的转换，不仅成功将原本带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军事打击美化重塑为一种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叙事，更为欧洲在未来地区秩序重建中预留了政治空间。通过这种“防务介入”与“道义重构”的双重路径，欧洲在短短数日内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利益相关方的转变。

综上所述，部分欧洲国家在此次危机中的立场转变，是其在外交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后的现实选择。在美以联军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前，欧洲赫然发现自己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既无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这种典型的“被动式介入”，不仅未能提升欧洲对美国单边行动的制衡能力，反而让欧洲在安全事务上更加依赖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当地区安全与能源利益受到冲击时，欧洲第一时间想到的，依然是通过妥协维系跨大西洋联盟，而非通过外交捍卫自身的原则与利益。由此可见，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仍道阻且长。（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朗加泽仁）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