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日本现役自卫队军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事件，引发国际舆论震惊。这一事件在战后日本前所未见，揭开了长期被掩盖在日本“和平国家”表象下的重重暗流。这种现役军人针对特定国家外交机构的暴力行径，不仅暴露出日本自卫队内部的体制性痼疾，也反映了政治右倾极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对于日本社会的严重侵蚀。

看到日本青年军官的“暴走”，很多人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的“下克上”传统。当时激进的“皇道派”少壮派军官认定政客腐败软弱，无法应对“国家危机”，制造了“二二六事件”等暴力暗杀行动。在此之前，日本关东军中层参谋已经擅自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以裹挟国家决策，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此次持刀闯馆事件表明，这种危险的“下克上”幽灵似乎又在日本自卫队内部游荡。一名现役士官能够轻易跨越军纪红线和国际法底线，直接对外国使馆采取暴力行动，暴露出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内部存在严重的价值观念扭曲和组织文化痼疾。

近年来，日本政府以所谓“周边安全环境严峻”为借口，正在全速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进程。自卫队从战后长期隐忍于社会边缘的低调存在，逐渐走回主流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作为“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而受到追捧赞颂。与此同时，自卫队内不时爆出贪腐骗补、纪律崩坏、安全事故、右翼思想渗透等丑闻。当自卫队这样高度封闭的武装组织长期接受针对外部假想敌的认知洗脑，而国家层面的掌权力量又失去内部制衡和纠偏能力时，肇事年轻军官的极端行为，正是自卫队内部纪律涣散、极端意识形态野蛮生长的直接病理表现。

暴力排外的极右翼思想之所以能自上而下渗透进日本社会乃至武装力量，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正确历史教育缺失与政治右倾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与战后德国进行彻底的历史清算不同，战后日本从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土壤。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大肆推行修正主义史观，篡改教科书，淡化和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将日本加害亚洲邻国、为祸地区的历史叙事，包装改造成日本作为“受害者”或“亚洲秩序维护者”的伪史。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操弄严重毒化了日本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日本不少右翼保守政客为了个人政治私利，转移国内矛盾，热衷于夸大外部威胁，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民间的厌华反华情绪，甚至与“网络右翼”同流合污传播对华仇恨情绪。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学界提出的“新型军国主义”概念，并非二战军国主义的简单重现，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在当代政治土壤下的一种变异复活。日本打着“国家正常化”的旗号，发展“自主防卫能力”，其危险性在于这是以激进政策手段架空和平宪法约束、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右翼保守势力在话语叙事上极力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自豪感，渲染“存亡危机”等外部威胁，并在地区大搞阵营对抗，挑动地缘矛盾，扩张军事安全影响，这些做法与战前的军国主义并无本质区别。

结合近年来日本国内爆出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战前回归”的危险闭环正在成形。此次持刀闯馆事件，只是这个闭环中溢出的一个失控环节。事发后，社交媒体上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日本防卫大学等军事院校经常邀请极右学者授课，以及网上传播的军校学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现象，进一步揭示了右翼极化政治正在从教育源头扭曲日本未来军事指挥阶层的思想认知。自卫队本是应受到严格约束管控的维护和平力量，却可能沦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实现激进政治诉求的温床 。

更重要的是，一个在国内纵容极端思想、在对外政策上日益激进的日本，无疑是一个更危险的日本，这值得所有亚洲国家高度警惕。 日本领导人口口声声宣称同中国“对话大门敞开”，要“冷静处理”对华关系，但其长期推行的遏华抗华政策却在不断滋养极端主义的土壤。如果日方不能从事件中深刻反思，妥善处理，而是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终将葬送日本战后和平发展成果，也可能再度为祸地区。（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