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比利时首相德韦弗声称中国“正在摧毁我们的经济”，并呼吁欧盟“对华采取更强硬反制措施”。这类声音在西方舆论场并不鲜见。从布鲁塞尔到华盛顿，一种以“中国经济威胁”为核心的叙事正在被反复炒作。与二十年前聚焦廉价劳动力出口的论调不同，当前版本将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描绘成对西方工业体系的“系统性侵占”。然而，这种叙事套用二十年前的分析框架，试图解读一个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全球经济现实，其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误区一：将“可及性革命”误解为“市场抢占”

部分西方观察者看到中国正在从传统制造迈向高技术领域，便称这是对既有产业版图的“抢占”。但这个判断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全球市场是静态的、有限的。

现实恰恰相反。在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全球市场正在快速扩容。真正的变化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能够把原来高成本的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可负担的基础设施。

以新能源为例，光伏组件价格在过去十余年间下降超过90%，储能成本同步下降，使清洁能源从“高端选择”变为“普遍可行方案”。国际能源署测算，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820吉瓦，分别是2022年的4.5倍和4倍。在全球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绿色产能的需求远大于既有产出。所谓“产能过剩”的片面指责，在真实的市场需求面前难以成立。

这种“降本普及”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它让欧洲的能源转型有了可负担的技术支撑，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高成本清洁技术”的门槛。

如果说新能源领域的“中国故事”容易被地缘政治叙事遮蔽，那么人工智能领域的Token（词元）出海，则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案例。据全球最大AI模型API聚合平台OpenRouter的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的Token周调用量达到4.12万亿，首次全面超越美国；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的模型中，中国独占四席。

Token是AI世界的基本计量单位，堪称“数字石油”。运行大模型、调用Token的核心成本是电力和算力。得益于“东数西算”等国家级布局，中国西部数据中心的绿电成本仅为欧美同期工业电价的1/3至1/5。于是我们看到：MiniMax M2.5百万Token输入价仅0.3美元，是海外同级别模型的5%；DeepSeek的百万Token价格只有海外竞品的约1%。

高质价比的Token接住了原本被算力成本挡在门外的市场参与者，使得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能够用极低成本雇佣自己的“数字员工”。这本质上是一场惠及全球的“技术可及性革命”：它改变的不仅是价格，更是技术扩散的方式——从“少数拥有”走向“广泛使用”。这不是抢占市场，而是扩大市场、重构市场、激活市场。

误区二：将“资本输出”误解为“产业掠夺”

如果说贸易层面的竞争容易被渲染，那么中国企业在欧美的直接投资所创造的本地就业，则是实实在在的“机遇证据”。

美国彭博社近期刊登的一篇对比报道，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视角。文章以福特汽车和宁德时代在德国的工厂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资本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早在1931年就扎根德国科隆的福特汽车公司，去年裁员1000人（占员工总数四分之一），生产线已改为单班制。而在四小时车程外的阿恩施塔特市，宁德时代耗资20亿美元建造的工厂，目前雇用近2000名德国员工。彭博社由此得出结论：“在美国不断试图吸引投资与制造业回流本土之际，中国企业正在对外输出资本与制成品，同时也在海外播撒下未来就业、生产力与创新发展的种子。”

这不是孤例。在匈牙利，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等企业的集聚，正在为这个面临人口外流压力的中东欧国家创造数以千计的新增岗位。在西班牙，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集团合资建设的电池工厂，将培训约3000名当地员工。在德国图林根州，中国电池工厂让宝马、大众这些本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有了“家门口的电池心脏”。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捕捉到了这一结构性变化：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10%。当美国吸走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外来投资时，欧盟吸引的外来投资额却较此前六个月下降了45%。在此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投资更显难能可贵。德国货运巨头敦豪航空货运公司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中文服务人员，以抢抓中国投资潮带来的商业机遇。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转移”的跃迁。在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的电池工厂里，中国技术专家正手把手培训当地工人，传授行业最前沿的制造工艺。知识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只会因为扩散而增值。当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欧洲工人成长为本国新能源产业的中坚力量时，谁还能说这是“产业掠夺”？

误区三：将“内部结构问题”误解为“外部竞争冲击”

西方一些声音将本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压力，归结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或“产业掠夺”。这种论调不过是片面迎合了所谓对华“去风险”论调，却严重偏离了经济现实。

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感受到的竞争压力，主要源于中国吗？不。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过去二十年，美国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两党恶斗让《芯片法案》随时可能被下一届政府推翻，企业无法制定长期规划；美国长达三十年的“去工业化”，更是流失了整整一代掌握精密制造技术的产业工人。

将这些“内伤”归咎于“中国冲击”，是一种经济分析上的偷懒，更是典型的逃避责任、转移矛盾。中国在研发投入上已位居世界第二，且每年保持近两位数增长。我们正在做的，不是“抢占”谁的地盘，而是补齐基础科学的短板，是用亿万人的勤劳和智慧攀登全人类共同的知识高峰。

更何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十四五”时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2025年货物进口额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从欧洲精密机床到美国农产品，从日本化妆品到韩国芯片材料，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全球创造需求。

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误读与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场促进其自身改革的压力测试。只要西方保持开放心态，中国就能帮助西方重新激发制造业活力，并为增加就业、缓解通胀、复苏经济增添助力，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的未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鲁东红）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