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与台湾史研究会在江苏扬州共同举办“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与台湾光复”研讨会，两岸 2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活动主题深入研讨，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现选登部分参会人员文章，以飨读者。
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所长、教授
夏泉：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王昆义：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在祖国怀抱中，台湾命运才有保障
陈忠纯
1895年甲午战败与台湾被割让，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的起点，在国人心中埋下了“复台”的火种。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与收复台湾的思想探索是两条交织并进的历史线索。
这一思想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甲午后的“国耻”记忆与“雪耻”愿望，到一战后引入“民族自决”与“反帝”理论、确立“取消马关条约”的政治纲领，再到抗战时期“独立”与“光复”并举的策略，并最终在反对国际“共管”图谋中确立了台湾回归的法理基础。虽然不同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主题或有不同，但是有一条内在脉络贯彻始终，即台湾回归之路是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
甲午战败，创钜痛深，惊醒了国人。这一时期国人对台湾的关注主要体现为情感上的剧痛与救亡意识的激发，两岸同胞在抗争中形成了最初的情感共鸣。反对“割台”一事，在谈判及《马关条约》签约期间已招致许多清廷官员的极力反对，到了换约期间更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声浪。
此后，祖国大陆同胞对台胞“时时刻刻忘不了”。辛亥革命前后，两岸同胞便已展开民族革命的互动。孙中山曾派人到台湾成立兴中会分会，联络台胞，宣传革命思想。这一阶段，“收复台湾”隐约成为国人争取国家自强奋起的目标之一。
一战后，随着国际新思潮的涌入，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从情感宣泄转向政治理论的构建。伴随全世界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思，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了反帝反殖民的正当性。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进一步启发中国人，国人逐渐将视野延伸到整个亚洲受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也有了与台湾同胞合作进行反帝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自觉。
国民革命时期，两岸革命者对共同致力于民族解放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台湾革命者李友邦受此影响，认为祖国革命成功是台湾革命成功的前提。1927年，收复台湾正式成为政治口号。广州台湾学生联合会号召两岸革命者联合起来，“取消马关条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台湾”。两岸革命者逐步把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纳入祖国的革命事业中，将台湾回归祖国作为最终目标。
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国共两党都未曾放弃对台湾革命的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率先号召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台湾革命者随即对革命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为解决《马关条约》的法理障碍，李友邦、谢南光等人提出“两步走”主张：第一步，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争取“独立”，动员民众抗日；第二步，独立后的台湾必须“返归祖国”，因为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两步走”的主张赢得台湾革命者的普遍认同，成为广泛联合大陆台胞的基本理论。
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废除中日之间一切条约、协定后，“两步走”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李友邦敏锐指出：“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起祖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后，‘收复台湾’已是台湾人与祖国同胞共同的责任了”。
国共双方在“复台”方面的合作，还体现在针对美国方面提出的“共管论”的斗争上。1942年美国《幸福》《时代》《生活》杂志联合发表备忘录，建议战后台湾由联合国“共管”，台湾居民“不可以要求主权，也不投票加入中华民国”。国共两党均展开激烈舆论反击。在两岸同胞的共同舆论斗争和外交努力下，中国政府最终促成了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台湾等领土必须归还中国。
回顾历史，台湾之命运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相统一。这场跨越半个世纪、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的思想与政治努力，最终实现了台湾的光复。这一历史经验证明，唯有在一个统一、强盛的祖国怀抱中，台湾的命运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警惕民进党当局四种手段推进“文化台独”
夏泉
台湾光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法理和史实基础。台湾光复节是纪念1945年10月25日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重要历史节点，其法理依据明确，象征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然而近年来台民进党当局蓄意操弄“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刻意弱化光复节的纪念意义，虚构“台独史观”。对民进党当局的图谋需高度警惕。
民进党当局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目标，建构“台独史观”，系统性削弱台湾光复的历史定位和纪念意义，将其转化为推动“文化台独”的关键抓手，其主要操弄手段有以下四种。
第一，行政清除，制度性瓦解“光复节”的纪念体系。民进党当局通过行政手段对“光复节”进行全方位清理，从制度层面切断台湾社会对光复历史的集体记忆。一是取缔官方纪念活动与法定节假日地位。蔡英文2016 年上台后全面终止官方层级“光复节”活动，2017 年取消“光复节”公务员休假，2020年将10月25日从“法定纪念日”名单中剔除，使“光复节”失去法定地位。二是剔除公共空间中的纪念标志。借“促转条例”之名，强拆抗战纪念碑，清除公共场所含有“光复”或“抗战胜利”等字眼的铭文标志。三是行政封杀与打压。2022 年以行政命令全面禁止公务机关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封禁纪念标语、标识；对民间团体纪念申请设限，以“集会违法”名义查处个人纪念行为，禁止“光复节”表述进入公共舆论场域。
第二，教育改造，消解“光复节”的历史和法理记忆。教育领域是民进党推进“文化台独”的重点，其通过重构课程、篡改教材与操控教学实施，企图深度消解“光复节”的历史意义与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基础。例如2019年新课纲将“光复”改为“战后时期”；将历史课纲由“中国史”改为“东亚史”；把台湾光复内容归入“战后台湾”单元，淡化“回归祖国”的叙事。此外，通过教师培训灌输“台独史观”，考试刻意回避“台湾光复”相关知识点。
第三，文化重塑，系统操控重构“文化认同”。民进党当局在文化领域通过话语重构、认同改造与记忆重塑，意图切断台湾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连接。例如推行所谓“台湾正名运动”，2021年在官方文件中禁用“光复”“回归”等具有国家统一意涵的历史表述， 改用“终战” “政权转移”等术语，刻意遮蔽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与法理基础。此外，还通过“去政治化”处理光复历史展陈，在各级博物馆展览中减少中国文物展示比例，突出日本殖民时期的所谓“现代化成果”，模糊光复正义与殖民暴政的历史。
第四，舆论操控，美化扭曲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民进党当局通过系统性舆论操弄，刻意美化殖民历史。 例如将日本殖民统治描绘为“启蒙”与“建设”阶段，片面强调教育、卫生等所谓“成就”，刻意淡化如雾社事件等屠杀、压迫的殖民暴行。 此外，还抹除、矮化抗日斗争。在教材中抹杀台湾人民抗日的英雄史实，将“台湾义勇队”支援抗战等事迹删除，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矮化为“被迫卷入战争”。
民进党当局通过以上手段推动“文化台独”是一个系统性进程，“认知—制度—文化—舆论”的链条闭环，共同服务于“台独文化”的终极目标。理解这一深层逻辑，有助于洞悉其策略性模糊话语背后的真实政治意图，为制定有效的反制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面对民进党当局系统性推动“文化台独”的现实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构建科学、有效的对策体系，如以“认知引导—制度保障—文化铸魂—舆论反制”四位一体 的反制策略，实现从价值回归到体系对冲的全链条应对。（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颖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侵略殖民历史不能被虚假叙事主导
王昆义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是台湾近代史中无法回避的悲惨历史，这段历史随着政治权力转移与社会氛围变化而被“重新诠释”。
战后初期，日本殖民统治普遍被视为“国耻记忆”与“异族压迫”；进入21世纪开始出现分歧，部分政治与文化论述开始突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所谓“现代化建设”、“制度引入”与“秩序治理”。这一转向反映的是当代政治对过去历史的介入与操控，深刻原因是台湾当代政治变化，尤其是岛内政局纷乱、两岸关系紧张等背景下，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被置于“台湾与中国历史差异”的虚假叙事脉络中，沦为形塑岛内政治的工具。
第一，将“殖民化”洗白为“现代化”。这种叙事转向淡化了日本殖民压迫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正是“政治需要”的根本变化。日本美化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叙事，重点不在于情感取向，而是在于一种偏离普世价值的历史视角。若仅撷取现代化发展来“合理化”侵略殖民历史，忽视不对等的权力与剥削，不仅简化了历史，甚至模糊了殖民本质。一个成熟的客观历史，在于能够正视殖民统治的严重伤害，不让历史沦为当代政治的叙事工具。
第二，民进党重构日本殖民统治历史。大陆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诠释是对标国际社会“反侵略、反殖民、反法西斯”的普世框架，强调殖民统治的非法性，并将台湾光复视为战争胜利的自然结果。这一叙事直接连结着民族主权与领土完整。
相较于“被殖民压迫的历史”，民进党当局则将其转化为“差异化历史”。为了满足其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民进党当局对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的叙事逐渐走向“低冲突、高文明”论述，利用教育改革将日本殖民统治描述为“历史过程”，降低“侵略元素”，以此避免将台湾纳入抗日战争或民族叙事的抗战历史。这种“嫁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切割历史连续性，强调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与中国政治体系的所谓“彻底分离”，进而强化台湾历史的所谓“独特性”，来为当代台湾的政治“主体性”提供所谓“历史正当性”。
这种历史记忆的“重建”过度抽离了日本侵略元素，使日本殖民统治脱离其不对等权力、治理暴力的殖民本质，使台湾社会对殖民统治的批判能力随之削弱。另一方面，这类叙事容易将历史理解导向认同政治，使历史成为服务当下政治立场的“表象资源”。长期来看，缺乏自我反省以及多重视角，台湾历史教育与公共讨论势必陷入新的“殖民记忆重建”。
第三，日本侵略殖民台湾历史重建的危害。民进党当局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面化，建构其所需要的“差异认同”，长期将带来四大风险：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受害者与其后代的历史正义将会被边缘化；二是历史教育出现价值分歧，年轻世代难以系统理解战争与殖民统治；三是历史叙事高度政治化，让“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历史”沦为工具；四是日本殖民统治不再被理解为权力不对等的结构悲剧，而是作为身份建构的历史素材。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是一段包含压迫、治理、抵抗的历史。民进党当局若仅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企图重构这段历史，长期势必加深内部撕裂，并使历史失去公共反思的意义。台湾需要的是面对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的完整叙事，而非将历史作为政治操弄工具。唯有在承认殖民暴力的框架下，理性讨论其政治“遗产”，台湾才能在客观历史中打造具备韧性的公共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