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次批评欧洲盟友“不作为”。日前，特朗普更是在媒体上公开将北约称为“纸老虎”，并表示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正因北约内部分裂而发生深刻动摇。这场危机凸显美国“交易型外交”思维与欧洲各国“立足区域”视角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如今，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分歧不再围绕军费分摊产生的龃龉，而是一场关乎北约生存的根本性危机。 

特朗普抨击欧洲盟友“不作为”

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欧洲北约成员国拒绝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对伊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美国要求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欧洲盟友提供海空力量以重新夺取水道控制权。然而，以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为代表的欧洲领导人明确拒绝直接参战，引发美方的强烈不满。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这种“不作为”坐实了北约的“纸老虎”属性。在其逻辑中，一个只在防御俄罗斯时要求美国出力、却在美方核心利益受损时作壁上观的同盟，本质上是单向受益的“寄生虫”。这番言论既是向欧洲“极限施压”的谈判筹码，也为美国回归“孤立主义”埋下伏笔。对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而言，伊朗危机就是一场“考验”，而欧洲的表现“不及格”。

法律掣肘与“事实性退出”的阴影

美国退出北约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从法律层面看，制度性约束依然较强。2023年底，美国国会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规定，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或经由专门立法批准。在目前两党仍存在亲北约势力的背景下，法律上的“正式分手”难度不小。

然而，即便美国在形式上留在北约，特朗普作为其武装力量总司令仍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事实上的退出”——比如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撤人、停止联合演习，甚至公开质疑联盟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可信度。一旦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保护“缺乏合作”的盟友，北约的威慑效应将会迅速下降。他威胁“退出北约”的核心动机是不满欧洲盟友防务支出不足且在美以伊战事中拒绝配合美国军事行动，认为北约对美国“不公平”。如果欧美能缓和矛盾的话，特朗普未必会坚持“退约”。但即便如此，北约风险并不会就此消失。

欧洲“战略自主”的现实考验

如果美国真的抽身而去，或实质性削弱对北约的承诺，欧洲的防务责任将不得不由欧盟及其周边国家自行承担。这将导致长期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战略自主”迅速转化为紧迫的现实议题。从表面看，欧洲军力规模可观：欧洲北约成员合计拥有约190万现役军人，并配备包括F-35战机和豹2主战坦克在内的先进装备。自2023年以来，欧洲整体防务支出也显著上升，波兰等国甚至提出将军费提升至GDP的5%。

但这些“数量优势”难以掩盖对美国的深层依赖。现代战争的关键不仅在于兵力与装备规模，更在于“战略赋能要素”。首先，在情报、监视与侦察领域，欧洲高度依赖美国的卫星体系和高空无人机提供实时战场信息，缺乏自主的天基感知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失明”。其次，欧洲缺乏大规模跨区域的战略空运和后勤投送能力，难以实现快速兵力机动。此外，欧洲对美国依赖更深的则是核威慑体系。长期以来，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欧洲安全的终极底牌。尽管法国和英国拥有独立核力量，但尚未形成区域性核防御机制。更何况，从依赖美国主导的核威慑转向纯欧洲框架，不仅涉及技术与能力问题，更需要高度的政治互信与制度整合，但目前欧洲尚未具备这一条件。尽管北约危机或许能加强欧洲推动“战略自主”的紧迫感，但欧洲对美国仍存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依赖，这些依赖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

欧洲无法调和的内部分歧

事实上，阻碍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最大障碍，或许恰恰源于欧洲内部自身的分裂。首先，欧洲国家在威胁认知上存在分歧，以波兰、立陶宛为代表的北约东翼国家，将俄罗斯视为直接且紧迫的安全威胁；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则更关注中东局势动荡及其可能引发的难民危机。因此，失去美国这个“外部调节者”，欧洲内部的协调难度将成倍增加。

其次，主权约束仍然是阻碍实现“战略自主”的主要因素之一。若要实现战略自主，欧洲各国政府就必须向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让渡相当一部分国家主权。而此举在各国国内政治层面，依然面临巨大阻力。虽然特朗普的“纸老虎”抨击，可能倒逼欧洲防务一体化加速，但在构建自主情报体系与统一指挥机制的过程中，欧洲将经历一个充满危险的“风险窗口”。

综上所述，如果美国退出北约是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策略，则存在反噬其联盟体系的风险；若其确为美国的战略收缩，则意味着二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从法律上看，美国退出北约难度较大，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让该联盟功能性失灵并非没有可能。尽管北约危机势必会刺激欧洲追求“防务自主”，但这一进程必将充满艰辛。从长远来看，欧洲具备成为独立军事力量的经济与技术潜力，然而，在着手构建自身的指挥架构与情报体系的过渡期内，欧洲将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郎加泽仁）

编审：高霈宁 张晓雯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