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进入2026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事件频发，国际油价剧烈震荡。在此背景下，欧洲储能市场需求迎来“井喷”，这为中欧深化相关领域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事实上，“绿色”长期以来都是中欧合作的鲜明底色。双方都积极支持推进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本期“中欧和声”邀请中欧专家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全球绿色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
贾卫列（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当前，全球绿色转型的内涵已由减排承诺延伸为规则塑造与发展路径探索。《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多边共识得到延续，但落实层面的分化在加深。与此同时，气候议题与贸易规则、产业政策加速耦合，推动气候治理由合作导向转向竞争性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面对的已经不是“转型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规则重构中确立定位、争取主动。
在上述变局之下，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短期来看，市场震荡与供应风险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传统能源的路径依赖，对既有绿色转型节奏形成干扰。但从中长期看，能源安全需求推动各国加快可再生能源与储能布局，使绿色转型在约束与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加速演进。因此，能源安全已不再是单一的资源供给问题，而是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治理体系协同的综合命题。构建低碳化、多元化、本土化的新型能源体系，成为各国提升发展韧性的重要命题。
在全球绿色发展进程中，中欧分处不同方位、扮演差异化角色，但共同成为重要支点。欧盟长于规则塑造与制度创新，在气候治理框架、碳市场建设及绿色标准体系等方面具备影响力；中国依托完备产业体系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在可再生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等领域形成显著供给优势，不断降低绿色技术应用成本，拓展全球市场可及性。双方在规则端与产业端形成互动，这不只是分工意义上的互补，更在于对全球绿色转型路径的共同塑造。
陈晓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共识普遍存在。去年在巴西贝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政治文件，明确“全球绿色转型不可逆转”的政治定位，并致力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从谈判走向落实。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与绿色产业增势良好。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从2025年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预计翻倍。另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增速都在加快。
当然，挑战也显而易见。比如，《巴黎协定》长期温控目标面临危险，全球温升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15年—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的176年来最热的11年，已有不少声音认为《巴黎协定》设定的1.5度温控目标岌岌可危。近年来，全球变暖带来越来越多负面影响：陆地和海表温度以及海洋热能出现异常，珊瑚白化程度加快；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加剧难民危机，过去10年共有2.5亿人因气候问题被迫迁徙，如此等等。
霍尔瓦特·列文特（匈牙利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当前，全球绿色转型既有需求迫切的一面，也存在结构性挑战。机遇主要在于科技发展与变革，包括可再生能源、电气化以及能源效率提升等，阻碍因素则主要是政治碎片化以及战略实施缺乏连贯性等，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具体到中欧关系层面，欧盟长期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不过，双方在这一领域对比也很鲜明。中国已经迅速将雄心勃勃的愿景和规划转化为切实行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位居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主要城市的低碳或去碳化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相比之下，欧盟似乎常常陷入举行相关高层会议、进行监管辩论以及设定长期目标但缺乏足够具体的实施机制等操作的循环之中。虽然应对气变的目标定期更新，但时间线不断延长，最终能否实现面临不确定性。
这种差异既带来一定的张力也带来机遇。欧盟可以从中国通过政策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绿色转型模式中汲取宝贵经验。当前，欧盟成员国和企业层面的对华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德国汽车行业与中国电池制造商之间日益紧密的融合，便是务实且以共同利益为导向开展合作的鲜明例证，这种合作克服欧盟政治层面的犹豫而稳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欧中产业界已经在为构建共同的绿色未来奠定基础。
“绿色”成为中欧合作鲜明底色
陈晓径：在绿色转型发展领域，欧洲长于绿色能源和技术的基础研究，是不少原创和尖端技术的发端地；中国优势全面，关键原材料供应、可再生能源产能、低碳技术应用等多个指标位居世界前列。
长期以来，中国和欧盟都将绿色转型列为国内政策的优先方向。欧盟一贯重视绿色发展，2019年12月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提出力争到2050年使欧洲成为全球首个“气候中和”大陆。在中国，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取得丰硕成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双碳”目标更是受到世界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和欧盟绿色发展合作已有相当程度的机制性保障。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日益紧密的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等，都为双方绿色发展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中欧绿色发展合作成绩斐然，多领域多层次的成熟合作网络不断铺开，不仅实现了降碳增绿，还为双方贸易投资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客观而言，中欧在绿色发展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目前在欧洲政策界和经济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是，中国产品具备全产业链、规模、价格等比较优势，欧盟需要中国的产品、技术以实现脱碳目标。欧盟希望中国加大在欧绿色产业投资，便利先进净零技术应用，与欧方共商可持续绿色融资标准、能源转型项目评级体系等。
与此同时，中欧面向“第三方”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持续扩大。当前全球南方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较为紧迫，相当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欧方普遍认可中国在绿色经济方面的优势，主张欧中一起帮助南方国家推进绿色转型。
霍尔瓦特·列文特：“绿色”已经成为欧中合作的鲜明特征和重要领域。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欧中双方仍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将彼此视为合作伙伴，这是双方在这方面利益趋同的结果。
这种趋同并非偶然。欧盟和中国在维护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和确保多边合作持续开展等方面拥有共同关切和根本利益——尤其是在美国退出或减少对全球气候治理参与的情况下。
不过，欧盟内部的矛盾态度持续削弱着这种潜力。布鲁塞尔一方面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可使这种转型成为可能的外部产业投资过度提防。围绕中国电池领域投资进入欧洲的争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矛盾。尽管如此，过去十多年间，还是有电池领域的大量中资进入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经济体，这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欧洲现实需求。
对于欧洲来说，目前亟需做的是建立一个连贯的战略框架。要想构建可持续的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欧盟需要真正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合作，而非抱持意识形态偏见或怀疑态度。实现这种转变，将使“绿色”对于欧中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贾卫列：“绿色”成为中欧合作的鲜明底色，并非一时政策趋同，而是源于发展阶段、治理理念与共同利益的深层交汇。在全球气候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中欧均将绿色转型置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由此奠定了相互合作的稳定预期和长期基础。
从共同利益层面看，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关切具有内在一致性。欧盟推进气候议程，既着眼于履行减排责任，也服务于规则塑造与制度影响力的延展；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兼顾生态环境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与新动能培育等。路径虽有差异，但在降低排放强度、提升能源效率、扩大清洁能源比重等方面的追求与目标异曲同工。
从治理维度看，中欧同为多边气候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方均倾向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框架，推动既有机制保持连续性与可执行性，并在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等议题上推动务实进展。这种相对稳定的政策取向，使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从发展与安全的交汇看，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的联动日益凸显，绿色转型成为提升经济韧性与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路径。面对能源价格波动与供应风险上升，中欧均将加快清洁能源发展、推进低碳转型作为重要选择。这种共识使中欧绿色合作不仅具有长期意义，也具备现实紧迫性。
进一步深化中欧绿色发展合作
霍尔瓦特·列文特：要实现欧中之间更大程度的“绿色共振”，首先需要欧洲方面实现观念转变，在对华合作中采取务实高效、伙伴关系导向的方针。
在这方面，匈牙利为欧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等原则以及互联互通政策基础上，匈牙利与中国各领域合作日益紧密，尤其是在电池生产和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层面。相关成功实践表明，欧中平等互利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实实在在进行当中。
但就更广泛的层面而言，欧盟在对华合作方面仍需形成更加统一和务实的态度与步伐。欧盟层面政策制定经常犹豫不决并且自相矛盾，欧洲主要国家则已开始推进各自议程。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北京的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的双边经济联系包括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等领域正在不断深化。这些动态表明，欧中在绿色发展等诸多领域的合作需求客观存在，布鲁塞尔应在推动这些合作方面展现积极姿态。
如果欧盟能够适时作出战略调整以适应一系列新的现实变化，包括采取更加平衡和以实际利益为导向的方针政策，中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得到显著拓展，不只是在绿色发展领域，其他诸多领域也是如此。这不仅有利于欧中双方，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欧亚经济空间。
陈晓径：放眼未来，中欧可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探讨加强绿色发展合作。在双边层面，可以加大中国在欧绿色产业投资，便利双方技术转移的需求对接，就环境气候治理的标准制定深入交流，等等。在三方层面，双方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为第三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更好选择。
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排除一些干扰因素，比如欧洲内部一些人将能源气候议题泛政治化的做法，可能侵蚀中欧绿色发展合作的基石。再如，绿色转型在当前欧盟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程度有所下降。加强防务自主成为欧盟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本届欧委会想将气候议程转变为经济议程，为提升经济竞争力不惜松绑绿色标准；欧洲内部一些气候怀疑论者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提升，均对绿色转型议程产生负面影响。在全球绿色发展大势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欧洲应该排除负面因素干扰，坚定绿色转型议程。
贾卫列：面向未来，中欧要想实现更大程度的“绿色共振”，关键在于在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中，以更具稳定性与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将双方合作由项目驱动推向机制化和体系化协同。
在规则与标准层面，双方应加强制度对话与政策协调，在碳核算方法、产品碳足迹与绿色认证等领域推动互认与趋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规则兼容性，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在产业与市场层面，应依托各自市场规模与产业基础，拓展新能源、储能、电动交通工具及绿色制造等领域的合作空间，通过多元化应用场景促进绿色技术规模化落地；在科技与创新层面，应深化联合研发与协同创新，在清洁能源技术、低碳材料与智慧能源系统等方向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协调机制；在全球治理层面，应在双多边框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气候议程稳定推进，在资金支持、能力建设与气候适应等领域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若将中欧绿色合作置于更宏阔的时空坐标中审视，其在当下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中的意义愈发凸显。历史上，横贯亚欧大陆的交流网络曾在多元文明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的时代，以绿色发展为纽带推进中欧合作，不仅有助于拓展现实合作空间，也有望在更高维度上促进发展理念的交流互鉴。在国际经济秩序深刻调整之际，中欧作为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有条件也有责任在绿色转型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为双方平等互利合作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