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东局势动荡影响下，亚洲能源安全与转型问题备受关注。如何看待亚洲地区清洁能源投资加大而化石能源依赖仍在加深的所谓“能源悖论”？中国兼顾能源安全与转型的成功实践带来哪些启示？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

林伯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

亚洲加速能源转型变得更紧迫了

霍建国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搅动国际能源市场，也让亚洲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地区乃至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了应对挑战，进一步加快能源转型对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已是势所必然。当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地区。但同时，化石燃料在地区一次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仍在持续攀升。这种清洁能源投资加大与化石燃料依赖加深之间的矛盾，被一些人称为亚洲“能源悖论”。

客观而言，亚洲地区当前的能源结构确实如此，但是否算得上“悖论”有待商榷。首先需要看到，亚洲在相当长时间以来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0%左右。与之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需求自然巨大。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亚洲经济增速将达4.5%，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与此同时，亚洲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将持续上升，预计将由2025年的49.2%上升至2026年的49.7%。这样的经济体量以及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权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经常给能源价格和供应链安全带来冲击，亚洲各国从稳经济的角度着眼，不得不将能源保供作为至关重要的命题，因此一时难以放弃传统化石能源，需要通过能源供应多元化等方式应对挑战。

同时也应看到，亚洲各国一边通过拓宽传统能源来源渠道解决保供的当务之急，一边也在放眼长远，没有停止加快能源转型和促进绿色发展的步伐。中东局势动荡带来的能源挑战，使能源多样化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也进一步坚定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与绿色转型的信念。

数据显示，2025年亚洲地区太阳能投资占全球65%、风能投资占64%，清洁能源投资规模领跑全球。另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相关统计，2024年亚洲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达421.5吉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70%以上。其中，在本轮中东动荡导致的全球能源危机中受影响严重的东南亚地区，已从全球能源需求核心转变为能源转型核心，区域内光伏度电成本较化石能源低53%，转型优势显著。

虽然亚洲地区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仍在增长，并且需要通过来源多元化来保障能源供应，在新能源转型领域也面临地区内部投资分布不均衡、发展速度差异大等问题，但这些本质上都是过渡性阶段或发展中的问题。在能源转型、脱碳降碳、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和历史大势的背景下，亚洲各国在区域合作框架下加速能源转型速度、锻造能源体系韧性，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了。

回望过去，亚洲地区并非没有经历过能源供应危机的“阵痛”。20世纪70年代首尾的两次石油危机都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抵御冲击的回旋空间有限。亚洲国家当时也未能躲过冲击。随后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在国际能源结构中依然至关重要，但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将太阳能、风能等替代性能源作为探索方向，这在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化解能源风险方面起到越来越大作用。在此过程中，对于能源安全重要性有着切身感知的亚洲各国，逐渐在能源转型以及区域协同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2026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引发新一轮全球能源危机，再次提升世界各国包括亚洲国家对于能源转型重要性的认知。放眼未来，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站在更高战略视角看待新能源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在各自做出不懈努力的基础上，还要通过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等方式共同推进地区能源转型步伐。

作为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成功典范，中国近年来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保障和提升自身能源安全的同时，也通过技术与产品的普惠为地区和世界做出巨大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表示，“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系统能否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济提供电力，这正是中国正在做出的贡献。”

中国加强能源韧性

章玉贵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中国能源供应体系的可靠与韧性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和讨论。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之一。能源供给与保障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在面临地缘政治或其他重大外部冲击时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尺。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中国从多个方面着力加强能源安全建设，确保将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内各类能源供应保持全面增长，能源自给率达到84.4%，较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这标志着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与韧性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油、少气、富煤”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依赖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国家发展就可能要受制于外部供给意愿、能力和通道安全等因素。况且，化石能源不可再生，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些都促使中国加快探索一条多元供给、储备有力、科学转型的新路。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时，中国就意识到石油对外依存度扩大可能带来诸多风险，于是将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确保运输通道安全也成为我国能源工作的重中之重，逐渐构筑起横跨西北、东北、西南的三大陆上跨国油气战略通道和东部海上通道。

实现能源来源多元供给、战略储备保障有力等，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应有之义。但要真正实现能源安全自主可控、能源发展科学转型、能源利用持久永续，还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14年，我国前瞻性和创造性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2021年又正式提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能源强国”建设写进五年规划，并对未来五年我国能源发展做出系统谋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绿色转型发展不断提速，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推动能源行业转型。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4.52亿千瓦，同比增长21%，占全国电力新增装机的83%。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超4.3亿千瓦，累计装机占比接近一半，历史性超过火电。

梳理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规划和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战略部署、成就和经验，以下几个特点尤为突出：

一是以技术革命驱动能源产业革命，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为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在“双碳”目标战略框架下以消费革命推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行稳致远。2012年至2024年，我国以年均3.4%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7.1%。我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度超过40%。这在相当程度上锻造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

三是以能源供给与机制改革结合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安全，兼顾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有序搭配，合理把握发展节奏和力度，形成以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等多轮驱动的多元化能源供应格局，既能在关键时刻托底，又能在常态化时期保持韧性。

“三路并进”补齐亚洲能源短板

林伯强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剧烈震荡，亚洲成为受影响尤为严重的地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大规模海运石油和部分液化天然气（LNG）运输任务。2025年平均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及石油产品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1/4，其中约80%流向亚洲；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9%的LNG贸易。亚洲是全球能源消费和进口最集中的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油价波动，还通过保险上涨、船期延误、运费攀升、库存补充和市场预期恶化等渠道显现。对亚洲而言，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局部断供风险，还有整个能源体系的脆弱性在危机下暴露无遗。

从国别看，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中所受影响呈现分化状态。其中，日韩受冲击最直接。日本和韩国能源自给率分别仅为13%和19%，日本原油进口中更有超过90%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两国承受的不仅是油气采购成本大幅上升，还包括原油和LNG补库压力加大、工业成本上移、物价上涨、贸易收支恶化以及汇率承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印度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则面临需求快速增长与外部依赖度高等因素叠加的压力，油气价格高企不仅会抬升进口账单，也会加剧通胀、财政和汇率压力，还可能由于储备不足而出现供应短缺。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主要是由于国内能源供给基本盘总体稳定（油气消费占能源结构比例仅为27%）、储备和价格调节机制较为完善、进口来源更趋多元（俄罗斯和中亚通道基本没受影响）等等。

从更深层次看，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暴露出了亚洲能源结构的短板，即对进口油气和单一海上通道依赖度高。由于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类似冲击可能反复出现。亚洲应对能源安全问题，不能停留在危机来临时抢资源、找替代的被动层面，而应从短期稳供、中期协同、长期转型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短期而言，亚洲各国应强化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储备调节能力，完善供应中断应急预案，加强对航运、保险、运费和期货市场波动的监测，统筹政府战略储备与企业商业库存，提升关键时点的市场调节能力，防止局部风险向国内产业链和社会预期传导。中期而言，推进进口来源和运输通道多元化，加强信息共享、库存协同和应急互助，推动形成区域联动、风险共担的能源安全合作机制，避免在危机中各自加价抢购、被动囤积导致市场波动加剧，更为重要的是开启和加速能源本土化布局。长期而言，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降低经济对于进口油气的刚性依赖，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构建更为清洁、自主化程度更高且抗风险能力更强的能源体系。将能源安全的工作重心从单纯保障供应与稳定价格，逐步转向提升能源系统韧性，将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通过近年来的成功实践，中国已向世界证明“新能源+储能+电动汽车”协同发展模式具备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且在现实风险冲击中展现出韧性和成效。其意义不仅在于单一技术突破，还在于形成了降低油气依赖、增强能源韧性的系统性方案。现实表明，亚洲能源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系统性问题。不同国家虽然受影响程度不同，但都面临共同约束，即对中东油气、海上通道和传统化石能源体系的依赖度高。应对这一挑战，亚洲需要“三路并进”：短期强化保供稳价，中期推进区域协同，长期加快能源低碳和本土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