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新战前”这一提法在日本受到关注，从最初的媒体用语，逐渐进入学界讨论。它的重要性在于捕捉到日本社会中的一种现实不安情绪：在安全环境持续紧张、国家战略不断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是否正处在一个“逐步滑入战前状态”的过程之中？

围绕这一问题，日本国内大致形成两种声音。一种是所谓“谨慎派”。他们认为，当下日本民主制度稳定，军队严格受文官控制，经济高度嵌入全球体系，尚不具备当年开启全面战争的现实条件。另一种则是“警钟派”，他们虽不认为历史会简单重演，但强调日本防卫政策的边界正在不断被重新解释，安全议题在日本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级持续上升，战争相关问题逐渐“去禁忌化”，而社会整体对这些变化的敏感度却未同步提升。在他们看来，“新战前”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复制过去，而在于一种约束机制的松动——当制度、政策与舆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累积性变化时，日本可能在没有明确断裂点的情况下进入一种“更易于走向冲突”的状态。

实际上，前首相石破茂去年发布的战后80周年“个人见解”，核心也是“当年为何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发生”。当然，答案是多重原因叠加的结果。比如：当时日本的“文官统制”薄弱，军部在国家决策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决策结构碎片化，无人对整体战略负责；战争逐步升级却缺乏及时纠偏；对国际形势尤其是日美关系判断失误；社会与舆论未能形成足够制衡力量等等。最终，日本在“无人踩刹车”的状态下滑入全面战争。

如果说上述讨论仍停留在学术层面，那么去年底以来日本政策的实际变化，则使关于“新战前”的讨论更具现实指向。首先是日本“再军事化”趋势的加速，防卫费连年攀升，并提前实现GDP2%的目标。今年3月以来，日本的各项军事突破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包括加快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其次是修宪议程被更加直言不讳地摆上政治台面，围绕“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改不再只是长期目标，而被高市政府视为紧迫的现实任务。再次，自卫队相关争议事件的频繁出现，也在不断测试日本社会对军事力量“可见度”的接受边界。尤其是近期现役自卫队官员闯入中国驻日使馆事件，截至目前仍未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当然，2026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中国定位的调整，将其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变为“重要邻国”，也是一个特殊的外交姿态。这些事态在短期之内接连出现，似乎也预示着某种方向性的政策调整。

还需一提的是，“新战前”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警示意义，还在于“战争的现实”与“战争的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回望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日本社会似乎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大战将至”的普遍认知。九一八事变初期，许多日本人将其视为获取资源、摆脱经济困境的机会，国内支持率一度较高。七七事变后，日本社会主流认知仍停留在“短期决战”“局部冲突”的框架之内，认为战场只会局限在中国，乐观预期依然广泛存在。即便之后随着战线扩大、“物资统制”加强，普通日本民众在日记中更多表达的是“战争可怕但无法阻止”的无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虽然日本部分知识精英已意识到国际孤立与对美冲突的风险，但很多日本民众仍抱有“外交可以解决”“不会真正开战”的希望。这种“历史的迟滞感”，恰恰构成“新战前”讨论中最值得警惕的部分：风险并不总是以清晰可辨的方式出现，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在渐进的变化中被忽视和被合理化。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人其实并未意识到当下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战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结论，而是一种带有反思性质的提醒。它提醒人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未必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制度约束的松动、社会认知的滞后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淡忘。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一个国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近风险边界。对今天的日本而言，“新战前”讨论本身，或许也是其安全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面镜子。（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