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色列建国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深陷多起贪腐案件的司法审判。这不仅是以色列国内的重大政治风暴，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政府通过发动战争、挑起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旨在转移国内对其贪腐审判的注意力。然而，将以色列的对外强硬政策简单归因于领导人“以战脱罪”的个人算计，既忽视了以色列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也掩盖了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战争意志并非一人之念，以色列国内右翼与极右翼力量主导舆论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南部加沙的哈马斯、北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爆发直接冲突。2026年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中东冲突主轴已演变为美以伊三方的直接对抗，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备状态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大量民众不满，但民调显示，以色列社会的主流情绪并非反对战争本身，而是争执于采取何种作战顺序与战争方式。

一种批评指向战略优先级的错置，反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伊朗三线作战，认为应优先集中力量削弱伊朗实力，如此其地区盟友力量自然会随之减弱。另一种批评则来自更右翼的阵营，认为内塔尼亚胡“过于克制”，未能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对外实施更大力度的打击。换言之，以色列国内围绕战争的分歧并非“战与和”的抉择，而是“如何战”的路线之争。

这说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中，右翼与极右翼力量主导舆论。主张和平的左翼声音则被边缘化。因此，即便内塔尼亚胡因贪腐案下台，在右翼主导的主流民意背景下，以色列对外强硬政策短期内也难以改变。

内塔尼亚胡贪腐案正在撕裂以色列民意，本质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对抗

在内塔尼亚胡是否涉嫌贪腐问题上，以色列国内已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已演变为腐败和权力垄断的代表，要求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其有罪，并剥夺其总理职务；另一方则坚称，针对内塔尼亚胡的司法审判和贪腐指控是以色列左翼推动的政治阴谋，旨在削弱乃至动摇右翼的执政地位。因此，每当内塔尼亚胡接受以色列最高法院质询或出席相关场合时，都出现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峙的局面。可以说，围绕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指控，已成为撕裂以色列国内民意的重要事件。

这种对立并非个案争议，而是以色列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长期博弈的缩影。自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家建立以来，以色列始终面临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国家应当构建何种政治结构。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沿用了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不成文法传统，给行政权留出了弹性空间，导致总理拥有较大权力；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部分美国的司法制衡设计，赋予检察机关和最高法院较大的司法权力，以制约议会和政府。

在此背景下，经过数十年演变，以色列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制衡的政治力量，即以议会和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以及以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力量。

在内塔尼亚胡贪腐案件中，相关调查由以色列警方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下展开，收集证据后，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其本质已超越个人贪腐问题，演变为以色列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直接对抗。2022年末新一轮司法改革引发的政治动荡，便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又一次爆发。

强硬路线不会因人而废，内塔尼亚胡下台无法改变以色列政治生态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与社会思潮正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二十多年间，支持强硬对外政策的右翼力量逐渐成为社会多数，而理性的左翼和中间派沦为少数。在此背景下，右翼阵营内部的年轻政治人物往往比内塔尼亚胡更加激进。

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与以色列的国家走向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即使内塔尼亚胡失去权力，右翼政党也不会退出政治中心，反而可能涌现出更强硬的政治人物占据核心地位，推动以色列对外政策更极端、更激进。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色列国内围绕战争路线的分歧，还是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博弈，其讨论框架均局限于以色列内部视角，未能触及中东和平的核心症结。对内塔尼亚胡的贪腐审判或许可能终结其政治生涯，却无法终结以色列已固化、右倾化的政治生态，更无法在困局之外创造一条真正通向和平的路径。

中东地区要实现持久和平，唯有回归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回归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中东才能走向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作者系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晋）

编审：邢砚薷 张晓雯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