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欧洲政坛沉寂许久的默克尔要“再次出山”了吗？2024年出版回忆录以来，这位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德国前总理变得日趋活跃。现在，有关她是否或将以何种身份帮助欧洲脱困的讨论多了起来。

一个最新背景，是欧盟似乎有意与俄罗斯恢复直接谈判。布鲁塞尔方面表示正在为与莫斯科的“潜在”会谈进行准备，这被认为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方首次释放外交调整信号。俄罗斯方面则回应称，欧洲一些国家积极讨论与俄谈判“完全符合俄方观点”，表明这些国家对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谁来代表欧洲”进入欧盟外长会议乃至峰会的议题清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等欧洲政坛资深人士被列为潜在人选。

“谁来代表欧洲”成为一个难题

“默克尔们”的身影再度浮现，并被寄予帮助欧洲摆脱当前外交与安全困境的厚望，这既是对那一代欧洲领导人执政思路以及当时欧洲整体处境的回望，也暗含着对于当下严峻现实的映照与警醒。

对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欧洲政治人物的表现，国际战略学界有人归纳认为，经历过二战生死存亡考验以及冷战激烈阵营对抗的那一代，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决断力和领导力，在欧洲遭遇困境的一些重要历史时刻作出关键抉择。比如，丘吉尔在二战期间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至暗时刻”力挽狂澜；戴高乐和阿登纳在战后保持紧密沟通，推动法德和解，为事关欧洲繁荣稳定与共同未来的一体化进程奠定基础。即便在美苏主导冷战期间世界格局之时，欧洲一些政治人物仍表现出强烈的战略自主意识，致力于使欧洲成为美苏之外国际社会的一支“独立力量”。

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但有关欧洲缺乏“真正的政治家”或者说领导力日益匮乏的讨论和反思日益增多。尤其是在近年来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升级和延宕的背景下，欧洲面临地缘安全动荡、经济增长乏力以及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等内外交织的复杂挑战，欧洲人的“怀旧”情绪渐浓，开始越来越多地回顾二战以及冷战期间欧洲政治人物带领欧洲走出困境的历史场景，相比当下，难免生出“谁来拯救欧洲”的疑问。

本质而言，“谁来代表欧洲”与俄进行潜在的对话谈判，是“谁来拯救欧洲”问题的一个具体投射。“谁来代表欧洲”变成令欧盟挠头的难题，说明当今欧洲政坛一时难以找到能够妥善统筹欧美俄三方关系的政治人物。以历史视角观之，这又是冷战后欧洲对俄政策演变的直接后果之一。

“默克尔们”为何成为热门人选

如果效仿以二战或冷战作为历史节点对西方政治人物进行代际分层，那么以俄乌冲突为界，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政坛世代或可粗略分为“冲突前的一代”和“冲突后的一代”。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被一些人称为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危机。至少在对俄政策上，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思路在冲突前后存在明显分野，欧俄关系图景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2021年10月默克尔正式卸任，结束长达16年的德国总理生涯。放在冷战后欧俄关系的曲折历程中看，这16年横跨欧洲从对俄实施“接纳政策”，到一边制裁一边合作的若即若离状态。

2005年上台后，默克尔总体延续前任政府对俄政策，继续推进“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寻求与俄罗斯形成“现代化伙伴关系”。彼时，欧俄关系还延续着冷战结束之初的融洽氛围，双方在构建经济、安全等“四个共同空间”规划下，甚至开始眺望“大欧洲”愿景。但短短3年后，2008年，作为北约东扩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趋紧张的结果之一，俄格冲突爆发，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对俄实施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欧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分水岭”“转折点”事件导致欧俄相互认知滑向谷底。即便如此，当时双方关系仍有腾挪空间，欧洲对俄能源依赖不减反增。

其间，作为欧盟经济乃至政治领头羊的德国，在欧洲对俄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默克尔与普京既是对手又是伙伴，双方在欧俄关系进入下降轨道时依然保持着对话和磋商。临近卸任之际，默克尔还对俄罗斯进行了“告别”访问，普京为她献花的场景成为当时欧俄复杂关系中最后的“暖心时刻”。

正因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当前欧盟为与俄罗斯开展潜在谈判而“紧急寻人”之际，默克尔被列在了候选名单前列。

虽然默克尔曾因在2015年难民危机中施行开放政策饱受指责，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又被质疑执政期间“亲俄”，但眼下欧洲正在内忧外患中苦寻出路，恢复与俄对话并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必答题”，所以欧洲人又将目光投向这位德国前总理。他们回想起默克尔执政期间欧俄关系的总体稳定局面，甚至回想起欧债危机中默克尔在欧盟内部艰难协调，促使欧洲主要大国为欧元信用背书，推动欧盟在货币财政改革的基础上合力应对危机等过往，继而期待她能“再次出山”参与对俄协调，至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帮助欧洲脱困。

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芬兰现任总统斯图布及其前任尼尼斯托等，据称也被纳入欧盟拟议人选行列。但在俄乌冲突期间，长期以来主要以技术官僚身份树立稳健形象的德拉吉对俄展现强硬姿态，芬兰更是放弃永久中立地位加入北约，这些都让欧洲舆论怀疑，莫斯科是否愿与这样几位“潜在的欧盟特使”坐到谈判桌前。于是，欧洲媒体在报道中更多地将“默克尔”放上了标题。

前路虽艰但应坚持对话谈判

目前，这些热门人选普遍态度谨慎。事实上，默克尔已经表达了婉拒，强调其他人可能更合适，还称只有当前执政的政治人物才能与俄罗斯进行可信的谈判。与此同时，也无任何公开迹象表明德拉吉有意担任这一职务。那么，为何这些曾经执掌欧洲主要大国甚至担任欧盟重要机构领导职务的资深政治人物，在欧洲再次深陷历史性困境的当下，拒绝再次挺身而出了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时移势易。无论欧俄关系还是欧洲内部形势和外部处境，都已今时不同往日。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俄关系从冷战结束之初的热络融洽、克里米亚危机后的若即若离，迅速跌至冰点。欧盟不断升级对俄制裁，甚至与华盛顿联手动用“金融核弹”，将俄罗斯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资金援助，包括提供可用于攻击俄本土的进攻性武器。在瑞典、芬兰放弃传统中立地位加入北约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及其欧洲成员国与俄罗斯陷入全面对抗。

欧盟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决策机制，尤其是在对俄政策上的“短板效应”，进一步压缩了战事延宕期间欧俄关系的回旋空间。默克尔说，2021年10月她曾提议建立欧俄常规对话机制，但因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强烈反对未能实现，而“如果当时这个机制得以建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即便4个月后俄乌冲突爆发，德法等国仍然希望对俄保持“联络”，通过政治途径缓和局势。但在美乌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促动下，援乌抗俄迅速成为西方世界包括欧洲大陆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不断诘责法德等国对俄“绥靖”“软弱”，迫使后者服从欧盟“集体意志”，以对俄示强延续自己在欧盟框架中的“领导地位”。

在二战结束后以法德和解为源动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轴心”在欧盟政治和经济领域长期发挥“领头羊”“火车头”作用，两国意志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盟意志。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情况发生变化。欧盟内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形成某种“短板效应”，一些持激进抗俄立场的中东欧国家借此对欧盟整体对俄政策形成制约。法德等西欧国家既是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在援乌抗俄上升为欧盟“集体意志”的情况下，它们不愿看到欧盟内部冲突进一步激化，那对已然举步维艰的一体化进程无异于雪上加霜，因而选择“服从大局”。

如今，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情况再次生变。欧洲付出戒断俄油供应、民生成本陡增、经济增长承压等沉重代价，却发现自身外交与安全困境加剧，在有关欧洲未来安全格局的谈判中被边缘化。在跨大西洋关系剧烈震荡中，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尝试对俄接触就被认为是扭转被动处境的选项之一。

客观而言，推动俄乌全面停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俄方近期表示冲突“正在走向终结”，基辅方面对停火也持相对开放态度，美国斡旋则是屡次碰壁，欧洲此时重启与俄对话可以增加俄乌停火的可能性。无论“默克尔们”是否愿意挺身而出，无论后续进程有多艰难，在俄乌冲突中劝和促谈终归是正确的方向。（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