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飞离印度多日之后，有关他这次访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修复”了美印关系或是“安抚”了新德里的战略焦虑，仍是一个问号。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关系复杂调整的背景下，印度战略界和舆论界不少人对于“华盛顿不可靠”的疑虑依然挥之不去，他们开始回顾近些年来印度外交政策的得与失，强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才最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客观而言，追求“战略自主”是印度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宣示以及试图确立的国际形象，但在不同时期政策表述与具体效果不尽相同。

不少人一提到印度外交，首先想到的就是“不结盟”。1947年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将“不结盟”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轴，强调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及不参与大国对抗等原则下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地位，力求将印度打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在当时美苏冷战背景下，“不结盟”外交使印度免于在两大对抗阵营中选边站队，而是在“战略自主”和实用主义政策下与两方面保持联系，从美国和苏联都获得了相当规模的经济、技术乃至军事装备援助与支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不结盟”理念下，当时的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国共同发起和推动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非集团化原则，反对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并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目标。与此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还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当时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不愿卷入美苏阵营对抗，坚持奉行“不结盟”政策。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印度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同时，也在“第三世界”提升了自身形象。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不结盟”的提法逐渐淡出印度外交话语表述。一方面，这是印人党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进行的调整。“不结盟”政策被认为是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历史政治遗产，为了打压对手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印人党难免要对国大党执政时期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某种淡化甚至否定。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在外交政策表述中几乎不再提及“不结盟”，转而越来越多使用“多向结盟”一词。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格局与美苏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初期已经大不相同，这也成为新德里转向“多向结盟”的国际背景。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虽然实力依然强大，但世界多极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更是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同样基于实用主义逻辑，过去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现在强调“多向结盟”，并称这是实现自身战略自主的现实路径。

不过，新德里“多向结盟”里的“结盟”，与过去“不结盟”或者美国联盟体系中的“结盟”，意义显然不同。这个“多向结盟”，不是与其他国家结成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条约盟友，而是技术层面或者“基于具体议题”的合作，即“在不同议题上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做出结盟或不结盟的决定”，目的是处理好多对大国关系，“不会因为其中某一对大国关系影响其他双边大国关系”。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印度拒绝跟随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坚持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开展其他领域经贸合作，同时又希望继续经营好与华盛顿的关系。但就当前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多向结盟”很难达到新德里“互不影响”的预期。

可见，无论国大党执政时期的“不结盟”外交，还是当前印人党政府强调的“多向结盟”，虽然话语表述不同，但新德里的出发点或者准绳，都是追求战略自主，维护国家利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在当前面临大国关系复杂调整，包括与华盛顿在经贸乃至政治等领域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印度要做的不是等待谁的“安抚”，而是应该重新评估自身战略处境，朝着真正有利于实现战略自主、切实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更加快速、坚定地调整。其中，更大程度改善、稳定和发展对华关系，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前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努力方向。正如中方所强调的，中印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执行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