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端午小长假脚步临近，国内多地文旅消费预热升温。不难预见，新一轮城市出游热即将上演。回望刚刚落幕的五一小长假，长沙交出亮眼答卷：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9%。黄兴南路步行街单日客流突破46万人次，超级文和友排号数千桌，橘子洲的烟花与扬帆夜市的热气共同勾勒出一幅诱人的消费图景。

这样的火爆并非长沙独有。在西安大唐不夜城，身着汉服的游客摩肩接踵，沉浸式演艺《长安十二时辰》一票难求；成都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川剧变脸与盖碗茶留住八方来客；山东淄博依托特色烧烤，以人间烟火维系长效客流。这些散落各地的热闹景象，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经济现象：体验经济正不断催生中国城市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抓手。

引领城市新消费

1999年，美国学者派恩与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指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将成为第四种经济形态。其核心是以商品为道具、服务为舞台，为消费者创造个性化的参与感。全球范围内，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消费结构就会普遍出现从“物质消费”向“体验消费”的跃迁。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长沙等城市的人均GDP更已突破2万美元。经济基础的质变，让“拥有”的边际效用递减，“经历”的价值持续凸显。人们不再满足于“买到什么”，而开始追问“感受到了什么”。

在长沙文和友排队两小时的游客，消费的显然不只是一顿小龙虾，而是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老长沙街道的霓虹灯下，与朋友合影、在社交媒体收获点赞的身份确认，以及由此触发的集体怀旧。在西安大唐不夜城与“房玄龄”对诗的年轻人，购买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收获一场沉浸式智力游戏的专属记忆。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隔着围栏与顶流“花花”合影的游客，获取的不只是科普，更是一种由萌态催生的情感慰藉。这些消费行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创造不可复制的独特经历，都在将商品和服务升维为精神的触动。

赋能城市差异化发展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当生理与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类的需求将成为个体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体验经济的本质，正是将消费从“功能满足”推向“意义建构”。长沙无疑是这一路径的先行者。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把最本真的“市井烟火气”升华为可消费、可沉浸的在地体验。

正因如此，文和友不只是一家餐厅，而是一个以“老长沙市井”为IP的沉浸式剧场。斑驳的楼道、老式电视机、街角的理发店、水泥地上画着的“跳房子”方格，每一个细节都在邀请你进入老长沙市民的日常生活。茶颜悦色也不只是一家奶茶店，而是一个贩卖“新中式生活方式”的美学品牌，杯身的古风插画、门店的宋式美学，都带着你进行一场微型文化探访。太平街、坡子街、潮宗街连片而成的历史街区，凌晨依然人声鼎沸，糖油粑粑的甜香与臭豆腐的独特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构成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在场感”。就连铜官窑国风乐园，也将千年窑火文明转化为拉坯制瓷的手作体验，万盏唐风灯笼点亮的“铜官夜宴”更是再现了历史流光中的铜官之美。

这样的创造并非长沙一枝独秀。西安将历史纵深转化为体验深度，从大唐不夜城的夜间巡游到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的盛唐生活实景复现，让游客“一朝步入画卷”。成都以“慢生活”为核心，将喝茶、采耳、火锅这些日常场景培育为体验标志，让安逸成为一种可消费的商品。淄博则把烧烤这个常见的餐饮形态，通过社交媒体发酵和全民服务精神，短时间内打造出一场城市文旅派对。而贵州榕江这个2020年才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地区，也凭借“村超”这一群众体育赛事，以质朴快乐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全国球迷和游客慕名而来。

这些城市案例表明，体验经济开辟了一条非一线城市差异化突围的通道。这是一种“软实力”的生产方式。它不依赖先天禀赋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城市对本土生活的故事化挖掘、地域文化的美学化表达、日常场景的稀缺化塑造，考验着城市的创意与资源整合能力。

探寻从“网红”到“长红”的发展之路

当然，任何模式都有其生命周期与内在张力，体验经济也不例外。首先是同质化风险。当“复刻老街区”“国风沉浸式体验”“烧烤热”成为可复制的模板，不少“千地一面”的仿古街和网红打卡点接连出现，极易引发游客的审美疲劳。西安大唐不夜城取得成功后，一些地方竞相上马“盛唐”“大宋”类项目，却往往只得其形未得其神。

其次是真实性的流失。“人造市井”终究不是市井本身，当原住民被商业置换，当生活场景沦为专供拍照的背景板，体验的“灵韵”便会消散。

再次是可持续性的考验。网红流量本身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如何持续迭代内容、更新体验，推动游客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持续性复购”，是长沙铜官窑、成都“火锅巴士”、淄博烧烤节等所有体验项目必须回答的命题。

从“网红”到“长红”，需要城市在体验创新与实景守护中把握动态平衡。一方面，要持续挖掘能够引发大众共鸣的文化叙事，让体验不止于感官刺激，而是真正触达情感与意义。另一方面，需要保障在地居民与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让老街坊、手艺人、小店主成为体验内容的共同创造者与受益者，而非被置换的旁观者。西安一些街区保留了原住民的居住功能，让游客能真正进入“活着的”市井；成都铁像寺水街的茶馆里，当地老人与游客共处一堂，本土生活未被打扰反而成为风景。这些做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最好的体验经济，不是搭建精致的人造布景，而是让每一缕烟火气都能自然生长，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有温度的相遇。

从长沙的市井烟火到西安的盛唐气象，从成都的安逸生活到淄博的集体热情，中国城市正在体验经济的浪潮中书写多元的答案。它们证明，在物质丰裕而意义稀缺的时代，一座城市若能为人们安放身心、制造记忆、连接彼此，便拥有了城市硬件设施无法比拟的持久吸引力。（作者是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