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武器装备出口的背景下，日本右翼正进一步加紧鼓噪强化国内军工生产，并且毫不讳言目的是要“跟上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形式”。除了大力扶持传统防卫产业，日本政府还将目光投向所谓“第二防卫产业”，即对应无人机和人工智能（AI）等新型作战领域。

这无疑是日本在突破“专守防卫”方向上的又一波危险操弄，根本意图是为日本强军扩武提供经济和技术条件。

战败投降后的数十年间，日本国内军工产业整体呈现萎缩状态。一方面，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规定，日本须履行战败国责任，在国际监督下进行非军事化改造。1947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要走和平主义道路，放弃战争权、不维持军队、取消交战权等成为这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专守防卫”原则在此基础上确立。

1967年，佐藤荣作政府提出禁止性基调的“武器出口三原则”；1976年，三木武夫政府追加全面限制条款；1981年日本国会通过相关决议，进一步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法律化，确立了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的立场。这一政策与日本“和平宪法”呼应，成为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核心支柱。非军事化改造、禁止武器出口等，使日本国内军工产业被限制在“专守防卫”需求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初期奉行重经济、轻军备以及对美协调的“吉田路线”，主张回避军事扩张，集中资源重建国内工业体系。1945年战败投降到1955年左右，日本处于经济重建阶段。随后大概20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且跃居世界第二，但防卫费仍大体控制在GDP的1%左右。

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以及随后“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按照一些日本媒体的说法，无论战后初期主动限制防卫开支，还是之后经济陷入困顿，都使日本政府对于防卫装备生产的投入或政策支持受限，日本军工产业基础受到削弱。

但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突破国内“和平宪法”的意图愈发外露，动作越来越大，其中也包括逐渐架空甚至公然违背长期以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系列机制和原则。

在此背景下，日本武器出口禁令被一步步突破。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之前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变。随后，日本政府又对这一政策进行多次修订，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和武器出口条件。如今，高市政府更是明目张胆地彻底解禁武器出口，不仅取消品类禁区，原则上开放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出口，还突破对象限制，通过增设例外条款，将处于军事冲突的国家和地区纳入武器出口范畴。作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道路和“专守防卫”原则的核心标志之一，“武器出口三原则”难以再对日本右翼“再军事化”冲动形成有效抑制。

除此之外，高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3.5%，处心积虑地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推动“自卫队入宪”和构建“反击能力”即先发制人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同时加大国内攻击性武器部署并谋求海外用兵，等等。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法理上扫清在强军扩武方面面临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在事实上完成对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颠覆，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进攻”，变成一个“能战国家”。

现在，日本正在加快对外军事勾连和扩大武器出口的步伐，包括向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输出雷达、导弹和舰艇，与英国联手加快新一代战机研发等等。正是在这种逻辑下，高市政府大力扶持和复活国内军工产业，寻求建立相关领域的所谓“共创生态系统”和“快速通道采购制度”，鼓动国内初创公司和风投公司等加入进来，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军工复合体形成深度捆绑。由是观之，日本右翼鼓噪强化“第二防卫产业”，意图实可谓昭然。（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