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联合国大会选举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葡萄牙以134票、奥地利以131票击败德国（103票），成功当选。新当选的5个国家分别为：奥地利、葡萄牙、吉尔吉斯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曾六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德国首次竞选失利，首轮投票即遭淘汰，迎来一次彻底的“外交滑铁卢”。

失去席位，德国“难以承受之痛”

德国曾六次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大约每隔八年就能获得一席，几乎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轮换惯例”。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虽然没有一票否决权，但也是安理会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安理会议程设置、文本谈判、危机应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德国一直将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视为自身“中等强国”地位的重要标志。该席位对德国有三层重要意义：

其一，二战后德国虽经济实力雄厚，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却相对有限。而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有利于促使德国从一个经济大国逐渐走向一个外交与政治大国，为其推行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改革等全球秩序主张提供影响力支撑。

其二，在欧盟内部，德国驱动经济增长、法国塑造政治议程的格局长期存在。而安理会席位则有助于德国在欧盟议程中融入自己的利益，并将欧盟的立场嵌入全球安全治理议程，帮助德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外获得更大外交影响力。

其三，德国一直以“多边秩序维护者”形象自居，强调自身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秩序的贡献。安理会则是德国展示其在地区安全、气候、人道主义等领域领导力的重要平台。

正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德国至关重要，本次惨败堪称德国外交历史上的“滑铁卢”，给德国带来了“难以承受之痛”。尤其对本届德国政府而言，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德国为何会输？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联合国主要出资国，德国的“失败”主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德国为其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付出了“外交代价”。出于对纳粹历史的“特殊责任”，德国长期对以色列采取高度支持的外交立场——这在欧洲内部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今年的美以伊冲突中，德国虽然不想直接参与战争，但也拒绝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基本上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被指在地缘问题上“双标”。德国外长瓦德普尔也承认，德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使其在联合国流失了关键选票。相比之下，葡萄牙于2025年9月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赢得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好感；而奥地利虽未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其中立国地位也收获了较为公正的观感。

其二，德国面对全球权力结构调整反应相对迟缓。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显著上升。这些国家普遍更关心自身发展、安全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平性议题，对于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不甚感兴趣或是分歧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被认为外交立场过于贴近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未能有效理解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明显失分。同时，德国经济体量大、国际影响力强，因此往往会面临国际社会更高的关注甚至是审视，也更容易招致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更倾向于支持体量中等、立场柔和、历史包袱更少的国家，认为这样更有利于推动全球多极化的趋势。

其三，德国参选时机过晚、竞选动员不足也是本次失利的原因。奥地利长期注重在联合国进行外交布局。奥地利外长早在2025年3月就在纽约正式启动了竞选活动，提前积累了大量选票。而葡萄牙依据其与葡萄牙语国家的外交与文化纽带，在非洲和拉美拥有广泛基础。德国则一度认为自己已掌握足够的承诺票、足以确保当选，而存在一定的盲目自信，在竞选活动中起步相对较晚，结果“大意失荆州”。

此外，选举失利后，德国一度试图将本次失败归咎于俄罗斯，认为俄罗斯积极游说其他国家反对德国当选。然而，鉴于奥地利和葡萄牙的俄乌立场与德国相差并不大，而德国落后获胜者近30票，差距悬殊，因此，这种观点更多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而非德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德国败选释放什么信号？

一是“全球南方”国家集体意识正在崛起。本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除了奥地利、葡萄牙两个欧洲国家当选外，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顺利当选，这体现出“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平台的投票意愿已明显具有集体的利益导向，并与西方主导的价值框架开始渐行渐远。在这一趋势下，西方国家将越来越难以通过垄断国际话语权、打造精美人设来左右多边议程，只有真正符合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声音才会得到稳定的认可。

二是“价值观外交”的成本负担更加明显。德国长期自诩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然而近期一系列外交事件让“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叙事体系中的国际秩序主要是迎合西方价值观的规则，当国际规则与西方价值观相冲突时，规则明显要让步于价值观。这些都让西方的口号日渐丧失公信力。本次选举中，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德国在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上不遗余力，但在巴勒斯坦和伊朗问题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长期看，这种“价值观挂帅”的外交做法在国际社会的观感越来越差，并且很有可能逐渐成为一种“负资产”。

三是“国际贡献”的标准越来越多元。本次选举表明，西方大国依靠制度贡献、财政贡献、军事力量主导国际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国家更重视在国际制裁、发展援助、人道主义等具体议题上的差异化表现。有时物质能力、财政贡献虽然重要，但仍难掩盖政治立场“脱离群众”带来的声誉成本。

因此，本次德国在安理会的失利，并非根源于其实力欠缺或财政贡献不足，而是一种大范围的信任感丧失。对德国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外交警醒；对“全球南方”而言，这是一次有力的集体宣示。只有在重大地缘议题上能够代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和利益，更重视公正性、平衡性和代表性，才能逐渐在国际社会积累更多的“道义资产”和“信任资产”。（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安全项目负责人吕蕴谋）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