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
辛 鸣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让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不仅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还创造出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之治”赢得世界广泛关注和赞许。当一些西方国家深陷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效率低下的泥沼，中国则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两大奇迹”。在此背景下，国际舆论场上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为什么不一样”。而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并读懂“中国之治”，须先理解背后的“中国之制”，弄清楚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来自哪里，又体现在何处。
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立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建立并巩固发展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旨在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能够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一定是社会中的最大多数。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经常使用“最广大人民”“全体人民”等相关表达。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更加强调人民作为最大多数的整体性。
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现代社会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制度规则与制度程序的不同，更体现在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的不同。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决定着制度的形态。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当家作主，其制度逻辑是劳动的逻辑、人民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从“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脱贫，到“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的共享发展，再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安排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中国制度以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价值指向，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既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更始终着眼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虽然在一定发展阶段内社会生产力水平往往是既定的，但是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各种生产力要素集中起来聚焦关键点，可以把生产力的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成许多别的国家办不了的大事。随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日益彰显。中国制度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上下贯通，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
现在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一制度安排就是在战略规划引领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体现。通过五年规划前瞻性地把握战略问题，保持事业连续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会目标更明确，行动更从容。其实，编制实施发展规划并不是中国独有。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拥有各种形式的国家发展规划，但是真正能把发展规划切实执行下来、取得发展实效、实现规划目标的少之又少。不少国家和经济体的发展规划往往停留在文本中，经常上一个规划没有做到的事项又接着写入下一个规划。中国的一大优势，恰恰是我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
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其他很多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而言就在于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就能众志成城，无往而不利。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制度包容。中国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中国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社会要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制度统筹兼顾，在消除不利于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克服阻碍社会群体创新奋进的不良现象、营造各尽其能的氛围和环境、把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等方面，创造了广阔的制度空间，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制度充分体现开放包容的品格，不自我封闭，而是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因而充满生机活力，愈发科学管用。中国在吸收借鉴别人制度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立足本国、辩证结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成为中国制度中“普照的光”，决定着中国一整套制度的所能为和所当为，进而为“中国之治”构建强大而有效的制度保障。（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巴西】高文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近现代史，鲜有哪个政治组织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一建党周年的时刻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中共历经百年依然基业长青，还在于它正引起全球众多学者的强烈关注与思考。过去十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越来越多观察者和研究者开始探讨一个过去曾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是基于现实观察。数十年来，不少西方分析人士一度认为中国的发展终将遵循西方现代化的轨迹。有人预言，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将会促使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模式靠拢。还有人说，这个国家庞大的体量、多元的国情以及快速的转型等将会引发动荡。但这些所谓的假设和预言都错了，历史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
当历史的指针拨向21世纪，中国已然跻身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之列，并且保持着现代历史上罕见的社会稳定性与政治连续性。在此过程中，中国实现了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基础设施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科技实力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以许多发达国家难以达到的程度维系着社会凝聚力。这些现实促使许多西方观察者开始重新审视长期以来持有的那些假设。越来越多学者不再追问中国何时会变得更像西方，转而试图理解中国为何走出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就在中国的治理方式上。在许多其他国家，政策讨论往往倾向于聚焦一个个彼此之间相互孤立的问题。例如，有关经济难题的讨论通常围绕财政调整、养老金改革、利率变动或公共债务等展开；社会层面的挑战往往就是通过进行新的立法加以应对。换言之，各项议题通常是被单独处理，并且经常受限于选举周期和政治博弈。中国的做法则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国家安全等等，被视为国家整体发展大局中相互关联的各个维度。在此视角下，政策制定致力于统筹兼顾多重目标，而不只是单独孤立地解决某一方面问题。
这种视角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清晰可见。其间，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被视为一项工程建设政策，还被用作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为未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的抓手。脱贫减贫工作与交通、教育、医疗卫生、产业政策以及地方治理等紧密结合。环境保护目标被纳入经济发展规划，而非游离于相关规划之外。中国正在扎实推进的“共同富裕”，同样体现了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毫无疑问，这种治理路径需要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在这方面，中国的五年规划称得上最显著的体现。不过，即便是五年规划，也仅展现出中国更广泛更深厚的规划与结果导向评估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一些国家重大目标的实现可以跨越数十年，而非局限于选举任期。这种连续性使决策者既能在相对稳定的战略框架下开展工作，又能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与此同时，要想深入理解当下的中国，还需看到制度运行本身以外的层面。这个东方大国的政治文化并非在历史真空中形成。社会和谐、集体责任、民族团结以及治理的道义责任等理念，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这些传统至今仍在继续影响中国人及其决策者对于国家、社会与发展三者关系的理解。
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也折射出国际体系层面更广泛的变革。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正因如此，认为现代化只有某种单一模式的观点难以立足。事实上，不同国家和社会都在探索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以及发展优先事项的方案和路径。正如中方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各国都应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中国取得的成就如此辉煌，如此举世瞩目，使其不可能仅仅被归结为某种“特例”而被一笔带过。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政党自身历史的范畴。它促使人们思考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更宏大课题：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发展、稳定与有效治理？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要找到一种可供复制的模式，而是试图全面深入地了解一种历史性经验，一种对诸多有关现代化与治理的既有假设带来挑战的历史性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为什么不一样”这一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学术探讨的范畴，而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标志性议题之一。（作者是澳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