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身陷囹圄的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危机的本质，恰恰在于旧的世界正在死去，而新的世界却迟迟无法诞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漫长空位期中，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开始野蛮生长。”当下时值建国250周年的美国，似乎正站在这样一个空位期中。借用葛兰西的说法，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媒体上读到美国的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在制度霸权层面，四十年来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旧世界”正在终结；而在国家实力层面，美国的兴衰尚难下结论，“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样貌仍然模糊不清。
两种“传统”周期性相互拉扯
自建国以来，美国外交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一种是自保性的“共和国传统”，强调远离旧大陆纠纷、保存自由共和国本身。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门罗主义的原初主张，都属于这一传统。另一种是扩张性的“帝国传统”，强调以实力、市场和制度塑造外部世界。从将领土扩展到西海岸的詹姆斯·波尔克，到提出“罗斯福推论”的西奥多·罗斯福，再到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被归入这一传统。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两种传统并不是简单替代，而是周期性地相互拉扯。
在这两种传统的拉扯下，美国从强国走向霸权的历史表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的特殊过程。1890年前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当时的美国朝野对欧洲的所谓“肮脏地缘政治”充满厌恶。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的陆军规模甚至比不上比利时等欧洲小国。美国空有世界第一的物质“肌肉”，却心安理得地躲在两个大洋后面充当自由贸易的“搭便车者”。一战后，在战争中“一锤定音”的美国本有条件争取全球领导地位，却在国内“共和国传统”的推动下，拒绝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主动退回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非干预主义。
二战后，“帝国传统”占据了美国外交叙事的主流。尤其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影响下的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具备多边主义的外观和功能，但美国的霸权主义身影无处不在。
美国霸权正以罕见方式终结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的衰落，是其过度伟大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繁荣催熟了衰败的种子；征服的范围越广，毁灭的因素也随之倍增。”吉本所谓“自然且必然”，指的是霸权国家的衰落往往并不只是外部打击的结果，也来自霸权自身的内在矛盾。
强国成为霸权后，其货币通常会成为霸权体系内的储备货币。霸权国对外输出可以被信任、被储值和被交易的“安全资产”和支付体系。由于霸权国的信用与货币被广泛接受，全球资本又回流霸权国金融市场，金融业利润远超制造业，资本逐利的天性会推动资源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法律、管理、咨询等高端服务业，从而对实业产生挤出效应，推动经济结构“去实向虚”。与此同时，为维持霸权，霸权国往往要长期维持庞大军队、海外军事存在和干预能力。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衰落，都与战争负担和军费开支高度相关。这也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说的“战略过度扩张”问题。
美国同样无法完全逃脱这些历史路径的制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社会阶层矛盾加剧、中东地区无休止的战争以及竞争对手崛起等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继续为维持“制度霸权”而支付国际公共产品成本，向内收缩、集中精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偶然，而是美国外交中那种反国际主义、反多边捆绑、反公共产品负担的传统，在新的国内社会条件下重新浮出水面。
如今，我们看到的美国霸权正在以历史上罕见的方式来终结：美国不是被某一个外部敌人击败，而是主动拆毁自己在二战后构建起来的“霸权体系”。“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在言辞上采取了很多“共和国传统”的辞藻，例如反对“永远的战争”、反对在海外投入“国家建设”和民主改造，但在行动上，美国政府却结合了杰克逊主义的民粹民族主义、麦金莱式的关税保护主义和门罗主义的西半球势力范围。这不是从帝国退回共和国，而是从自由国际主义帝国退回到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帝国想象：高关税、强边境、势力范围、大棒外交，以及对全球公共品义务的拒绝。
当然，美国并不是简单地“不想当霸权”了。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不愿意继续承担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的成本、约束，却仍然希望享受霸权的好处。当前华盛顿更看重强制霸权的直接收益，认为维持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需要付出成本，不在乎这套制度为美国提供的联盟黏性和规则优势。因此，如今美国政府理解的霸权，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基于硬实力、基于直接交易的强制性霸权。美国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衰落”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美国还能不能在霸权退潮之后重新组织自身实力？霸权是实力在特定国际结构中的一种外化形式；当这种外化形式瓦解时，其内在的实力基础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技术变革未必能修复美国社会
历史上，美国国力的几次跃升，往往来自三种“边疆”的打开。
第一是广义的地理边疆。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在美洲大陆推动的门罗主义、在中国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冷战结束后在全球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本质上都带有空间扩张的意义。美国通过不断打开新的边疆、新的市场和新的外部空间，缓解内部矛盾，扩大增长基础。然而在当下国际关系中，传统领土扩张已不可行，逆全球化进程又意味着市场空间的分裂收缩而不是整合扩大。因此，依靠地理和市场空间扩张来重振美国，已经很难成为主要路径。
第二是制度边疆。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通过制度调整实现再平衡，比如罗斯福“新政”、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保守主义革命。目前华盛顿也想推动一种制度变革，但美国国内围绕国家未来发展路径，并没有形成压倒性共识，相关政策反而加剧了美国的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和制度对抗。因此，至少在短期内，美国似乎也很难通过制度革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第三是技术边疆。历史上，美国曾经抓住以电力、石油、钢铁、化工为核心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也抓住了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国力跃升。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生产力水平、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和人类知识生产方式都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如果美国能够通过技术革新重新做大经济“蛋糕”，其国家实力地位就有可能再次跃升。在上述三条路径中，目前来看科技创新几乎是美国重振实力最重要、也最现实的路径。
但是，“蛋糕”即便重新做大，美国“分蛋糕”的机制却很难同步改善。技术变革可能令美国实力重生，却未必能够修复美国社会。相反，财富与权力可能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向社会头部集中，加剧已有的不平等结构。美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尚难推定，即便最终结果整体是积极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或大或小的混乱。
未来美国的国家实力可能再次获得提升，而其曾经对世界拥有的制度性领导地位，在可见的未来却很难重新构建。由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命题严重缺乏共识，即便未来美国重新出现一位拥抱自由国际主义的领导人，美国也很难再有二战结束或者冷战结束时那样的条件去重建全球制度霸权。
250年前，美国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新共和国能否在旧世界的帝国体系之外生存下来。250年后，美国面对的新问题是：一个曾经的全球霸权能否在霸权退潮之后，重新成为一个内部团结而富有活力、外部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强大国家。美国霸权的瓦解不是终局，美国实力的重生也非定论。无论结果如何，这一问题都值得我们带着耐心、尊重与好奇去观察和认识。（作者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