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国等周边国家密集展开高层交往，相关成果文件达成重要共识：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这一共识极具现实针对性。

高市早苗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持续加速安保政策右转，推进远程导弹部署、情报体系整合等扩军动作。相较于表层的军备升级，日本全方位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正系统性侵蚀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对周边乃至全球和平造成严重冲击。

日本“再军事化”对地区安全架构的破坏，首先体现在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彻底背弃。“专守防卫”不仅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基石，也是维系东亚国家安全互信的重要前提。然而，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攀升，东京还采取了一系列“再军事化”的举措，所谓“专守防卫”早已名存实亡。

日本军力的这种质变，正在改写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日本持续加强西南诸岛兵力部署，明确将台湾海峡纳入其“周边事态”关切范围，实质上是在为干预台海局势进行军事准备。与此同时，日本积极构建“小多边”安全网络，向菲律宾出口预警雷达，同澳大利亚签署巨额军舰出口合同，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等。这些动作表明，日本正在谋求成为具有独立军事投射能力的“能战国家”。

地区安全架构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对彼此战略意图形成可预判的认知。日本“再军事化”的加速推进，正在急剧恶化这种可预期性。当日本同时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深化军事同盟时，其战略意图的防御性与进攻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于周边国家而言，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构成一大安全威胁。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地区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往往并非源于明确的侵略行径，而是各国对彼此意图的猜忌不断发酵，最终滑入安全困境。

日本“再军事化”的另一个严重负面影响，在于它对历史记忆与国际正义的系统性侵蚀。历史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塑造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敏感，正是因为它涉及对二战历史定性的根本分歧。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向靖国神社献祭品，实质上是对这一国际正义判决的否定，是对二战受害国人民情感的公然践踏。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通过“历史修正主义”的叙事策略，逐步抹除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与反思意识。高市政府调用“昭和”这一历史符号作为政治动员资源，将昭和时代美化为“历经战争、战后复兴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剧变时代”，却选择性地遗忘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当这种被滤镜美化的历史叙事与“再军事化”的现实进程相结合，便构成一个危险的逻辑：通过淡化历史责任来为军事扩张扫清心理障碍，通过重塑民族认同来为军备竞赛凝聚民意支持。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危害在于，它正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和互信基础。二战后国际秩序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不仅在于其制度设计，更在于其对侵略战争的历史定性和对战争罪行的法律清算。当日本作为曾经的侵略国和战败国，通过政治操作逐步消解这一历史定性和法律清算时，它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错误信息：历史可以被改写，正义可以被交易，侵略的后果可以通过时间推移而一笔勾销。如果这一逻辑被接受，那么国际社会赖以维护和平的集体记忆和规则约束将被严重削弱，“永不重蹈覆辙”的誓言将沦为空洞的口号。

日本“再军事化”对全球军控与裁军体系的冲击，同样不容忽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一套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军控体系，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日本作为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长期以来在核裁军问题上享有特殊的道德话语权。然而，随着日本“再军事化”的深入，其核政策立场正在发生微妙而危险的变化。

日本右翼势力中从不缺乏“拥核论”的声音，他们认为日本作为所谓“正常国家”理应拥有独立的核威慑能力。虽然目前日本官方尚未公开拥抱核武装，但“再军事化”的逻辑一旦启动，其内在动力将不断推动日本向核门槛逼近。

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日本“再军事化”正在刺激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升级。东亚地区本就存在复杂的核安全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军事能力的急剧扩张，必然引发周边国家对日本战略意图的深度疑虑，进而推动相关国家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建设。一旦地区核军备竞赛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再军事化”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危险进程。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是每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共同义务。“警惕一个越来越危险的日本”，不仅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警告，更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呼吁。面对日本“再军事化”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国际社会不能保持沉默。当日本“再军事化”的战车开始启动，当军国主义的幽灵再度浮现，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以坚定的意志和有效的行动，阻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不仅是对二战数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更是对子孙后代和平未来的责任。（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城乡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