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在确保程序正义，即赋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允许被告获得由日、美两国律师组成的辩护团队的协助，并行使沉默权、质证权等权利的条件下，这场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法庭在经过两年七个月的庭审后，于1947年11月判决所有被告有罪，并对其中7名处以绞刑，其余罪犯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在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沉渣泛起、妄图掩盖战争罪行的今天，学界的讨论揭示了这一正义判决对守护历史真相、牢记历史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清除日本民众常年遭受的蒙蔽

笔者认为，就其中的历史价值而言，下述三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在详尽审理的基础上，系统地揭露并否定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散播的谎言，将日本自1928年至1945年9月2日的一系列对外扩张行动都明确地定性为侵略，并展示与固化了日本侵华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相关暴行的大量铁证。

第二，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重申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文件的法律效力，强化了战后和平秩序的法理基础。中国作为受害最深、对日抗战最久的国家，组成包括梅汝璈法官、向哲濬检察官在内的团队全程参与审判，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体作用与战后的国际地位。与之相应，东京审判过程中还原的历史真相，帮助清除日本民众常年遭受的蒙蔽，推动了他们对军国主义的否定，促进了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及“和平宪法”的诞生。

第三， 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与此前针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一起，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将策划、发动、实行侵略战争定性为“反和平罪”，开创了追究这一罪行的法理实践，包括：抛弃“国家行为不对个人追责”的传统观念，确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军政首脑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且官方身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确认军、政指挥官对下属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上级责任”（知晓或应当知晓下属的罪行，有能力制止却不制止，即构成犯罪）。这一切对图谋不轨的人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日本走上侵略之路的根源之一是背信弃义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一立场出发，在重申东京审判正义判决的历史价值同时，我们还应该以其对这一“重要基础”的作用为中心，全面认识东京审判正义判决的三大现实意义。

首先，总体而言，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败后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东京审判的判决书至今仍是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日本以国家名义接受判决之后，日本的任何后续政府都应遵守相关约束，而不得对判决书的内容予以否定。

其次，与此相关，对今日中国来说，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历史尊严，以及在历史问题上反对虚无主义及修正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法理支撑。特别是，在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侵略、美化战争、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的斗争中，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至今具有重大的作用。

再次，对今天的日本来说，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为其“以史为鉴”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在这方面，日本现政府特别有必要牢记的是，判决书强调日本走上侵略之路的根源之一是背信弃义，即：违反自身对战前即已存在的国际条约及国际协议所作出的承诺。当前中日关系遭到冲击和恶化，根本原因也在于日方没有遵守自身对东京审判判决书的承诺，对历史问题的承诺，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汲取往昔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日本七三一部队等严重问题尚未清算

东京审判闭庭之初，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在反思日本发动战争及遭致覆灭的原因时，曾在内部绝密文件《日本外交的错误》（1951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举出两大重点：其一，日本在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态度等问题上始终没有改正错误，所以一切外交努力都是徒劳。“根本上错了，枝节上的苦心都不过是自慰而已。”其二，日本为推翻既存的国际条约与世界秩序，丧失了理性，深陷于夸大与妄想之中，因而无法客观判断形势，外交患上了“动脉硬化症”，丢失了应有的柔软性、融通性与道义性。光阴似箭，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今天的日本必须重视的，仍然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如何从根本上端正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如何从根本上维持理性与对形势的客观判断？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在肯定东京审判主体正义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

例如，2022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七三一部队与大学》指出，主导战后对日占领政策的美国以不起诉为条件，换取对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日本七三一部队研究数据的独占，因此，东京审判并没有清算七三一部队的问题，导致其许多成员在战后的日本医学界继续发挥着影响力。此外，在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有与会学者也提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慰安妇”在内的很多严重问题，在东京审判中未获充分追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后日本在历史认知上与受害国的分歧。

总之，东京审判确实有不圆满、不完美之处，但是这些“不完美”并非日本右翼宣扬的所谓“胜利者的审判”与“基于事后法的审判”，而是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追究尚有不足。因此，对这些不足的正视及纠正不仅不会为日本的侵略历史洗白，反而可以在衬托出既有判决的主体公正性的同时，起到推动进一步全面清算日本战争犯罪的作用。（作者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