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市长民主党初选中，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珍妮斯·刘易斯·乔治胜出。此前，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也以类似标签当选，其支持的3名左翼候选人也赢得纽约州众议员党内初选，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进入国会。为何在右翼当道的美国政治现实中会出现“左翼”崛起？

这一现象在美国政坛激起不同反应。民主党内部较为保守的建制派人士对左翼力量的上升表示担忧，他们担心“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崛起会损害自身政治利益。共和党则用“地震”等激烈措辞将之视作洪水猛兽，凸显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加剧。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将马姆达尼和刘易斯·乔治等人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更接近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传统，其政策取向仍以福利国家式的改良为主。然而，即便这种有限的“左转”，在美国长期偏右的政治光谱中仍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一个长期缺乏强大左翼力量的国家，这类声音正获得越来越多城市选民，尤其是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认同。它折射出的更深层问题，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中间道路”加速瓦解和“极化政治”快速上升。

过去，西方政党政治常在中左翼干预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交替摆动。每当经济增长乏力时，右翼就上台做大“蛋糕”，每当贫富分化加剧时，左翼就上台调节分配。在这种循环中，美国两党政策逐渐趋同，中左翼也学会了鼓励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右翼也开始推行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形成了所谓的“中间道路”。但这种循环如今难以为继。贫富鸿沟、产业空心化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暴露出传统建制派保守固化的路线已经无法回应民众诉求。因此，反建制的政治力量借机在左右两端同时崛起。

近年来在美欧登堂入室的反建制右翼民粹主义就是如此。例如，德国选择党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自我优先主义在美国拥有大量民意基础。这些力量以排外、保守和对抗性叙事吸引支持者，对外主张强硬博弈，对内强调本土优先。进步派开始重拾阶级议题，尝试突破身份政治的单一框架，转而关注劳资分配、住房成本、公共服务等物质性矛盾。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选举结果，正是这种转向的地方性体现。

仍需看到，在美国“中间道路”变窄、左右势力分化的今天，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不容忽视。当极右翼已突破诸多政治禁忌并实际影响政策时，左翼多数仍停留在民主党内建制派的博弈阶段，其政策工具箱也局限于财政、法律等方面。在治理失序、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西方中产和劳工阶层对传统两党轮流执政失望，西方政治的整体趋势仍是碎片化和极化，中间温和派空间被压缩，极端主张由此获得更多声量，暂时占据上风。

近期英美左翼的抬头，反映了其旧有治理模式的失灵。无论是左翼的改良方案还是右翼的保守反击，都无法在短期内修复被撕裂的社会契约。若极右翼势头不加遏制，西方主流政治可能滑向更具排外性和对抗性的轨道，左翼进步力量若不能形成有效制衡，则只能沦为边缘性的“抗议音符”。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建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公正，如何在多元价值与共同体凝聚之间取得平衡，将是超越左右阵营标签的真正挑战。（作者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